【本刊讯】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一月二十七日增刊上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果真是资源大国吗？》，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路线的资金不是美钞，而是原油和煤炭等地下资源。在中国，资源这种“埋藏着的外汇储备”究竟有多少可以利用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掌握着关键的几种地下资源的实际情况。）石油：一千亿桶的埋藏量，关键是开发力
众所周知，中国为实现国策——“四个现代化”将谋求增产石油，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基础。
中国埋藏量到底有多少？
据国际石油资本人士的情报说，中国石油工业部宣布的数字是，可采埋藏量为五十七亿桶。
美国的估计也千差万别。据美国参议院的基本上是中国通的议员杰克逊的报告说，“陆上部门约四百亿桶，海底油田是三百亿桶到几千亿桶”（都是可采埋藏量）。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用非常慎重的措词说：“假如在所有的堆积盆地中都有原油构造，那就会有一千亿桶的埋藏量，陆上和海底的比例是一半对一半。要是所有的条件都能极其良好地发挥作用，那么，到八十年代末，一年就可望生产二亿到三亿吨（日产量用桶计算，就是三百万到四百六十万桶）。
技术上很困难的海底油田的开发掌握着中国原油动向的一切。
因此，中国基本上是采取这样的原则：陆上油田由中国自己开发，技术上困难的海底油田则依赖联合开发方式。铁矿石、煤炭：铁矿石是低品位，煤的埋藏量大
最近，中国方面决定了要大规模开发包括铁矿山在内的金属矿山的计划，并公布八年间将投入二百亿美元。
目前，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曾说“中国的铁矿埋藏量是几千亿吨”，美国的学者中也有人发表了大体相同的数字。就精矿（只是确定和推断的）来说，北美是一百零三亿吨，印度是六十九亿吨，澳大利亚是五十二亿吨，南美（巴西等五国）是五十九亿吨。据认为，中国的埋藏量可能大为低于这些国家的数字。从原料来看，中国采矿的问题在于，低品位矿的比重占压倒多数，因此，使高品位化（选矿）和球团矿化的技术将成为今后的重要课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仅次于苏联、美国的煤炭大国。据一九七七年的世界动力会议推算，中国煤的储藏量是一万五千亿吨（其中，原料煤的储量是二千二百三十亿吨）。能立即作为采掘对象的确定煤量是八百亿吨，仅次于苏联的一千四百五十亿吨，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国内能源的百分之七十是靠煤，水力资源格外缺乏，因此可以认为，工业化的基础将继续扩大对煤炭火力发电的依赖。有色金属：品种、矿量、品位都是资源大国
据说，江西省的德兴铜山，用铜锭来计算，储矿量为二百万吨。据说现在中国一年的铜消费量是三十万到四十万吨，所以德兴一个山能维持五年的消费。
中国有五十个关于有色金属（矿山、冶炼、加工）方面的工程计划，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矿山开发计划。据说，仅江西省的铜矿山，就有含铜量近六百万吨的铜储矿量可以开采。
此外，据传，在黑龙江省、山西省、湖北省和河南省，也有大规模的铜矿脉。
中国是钨、铝、锑、锡、锰、铋、水银的出口国，是获得宝贵的外汇的源泉，这是人所共知的。其中，钨和锑具有世界最大的储矿量，锡、水银、钼等自夸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埋藏量。
据认为，钨矿总共有五百七十万吨（以钨锭来计算）的埋藏量。
锑矿脉集中在湖南省南部，这里仅一座山就具有一百五十万吨（以锑锭来换算）埋藏量的矿山。据推断，中国的锑埋藏量是将近六百万吨。
同钨、锑并列，中国三大出口金属之一的锡，维持年产锡二万吨的水平。据说中国的锡，储矿量为二百万吨左右。
中国很早就认为埋藏量缺乏的有色金属资源是镍、钛、铬。因为这些都是战略金属，很重要，所以人们对这些金属的存在很感兴趣。
在这三种金属中，有人说镍和定论相反，有着庞大的埋藏量。、
至于钛，也已成为有色金属计划的重点项目。世界最大的铁矾土矿床
另一种重要资源是铁矾土。
据传，铁矾土的储量用含矾土量换算，为九十亿吨（用铝锭换算是四十五亿吨），是数量极大的矿量。扩大铝生产的关键似乎不在于铁矾土资源，而是在于价格低廉的电力资源。
对铅、锌的贮量，过去持悲观看法的人很多。据一九七七年举行的关于中国矿业问题的丹弗会议推测，铅、锌贮量是三百万到六百万吨。
有的专家说：“中国有载入元素周期表上的全部有色金属，缺少的是钱和技术。”现在已逐渐明确，在靠近东中国海的中国中部地区有着丰富多样的有色金属。今后，很可能在同美国、西德、日本、加拿大等举行矿山开发谈判的过程中，中国的那些未被知晓的有色金属矿山会被公开。仅这几个月露面的极少一部分矿山，也无可置疑地说明，中国是资源大国。
【合众国际社洛桑三月十一日电】中国体育官员们同意了直接同台湾举行会谈讨论中国重新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问题，这是外交政策的一大变化。
基拉宁设法使双方参加由他主持的圆桌会谈一举，将给国际奥委会减去须在北京和台湾之间做出决定的大部分压力。
虽然台湾国家奥委会对国际奥委会说它准备参加这样的直接谈判，但是国际奥委会的一些委员并不认为台北政府会允许台湾奥委会这样做。
然而，如果台湾现在拒绝会谈，它就会使国际奥委会得到机会承认北京而又不致看起来这样做对台湾方面不讲道理。
国际奥委会人士说，他们认为台湾体育官员们同意了举行会谈，是因为他们（台湾体育官员）认为北京决不会参加这样的会晤。但是中国人突然同意在中立的地方会晤，不仅表明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改变，而且干脆地使台湾方面处于必须表态的地位。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宋中十日对九人组成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说，如果台湾负责人不愿到北京去，“我们可以前往台北或其他地方同他们磋商。”
这就是基拉宁迅速利用的突破。基拉宁五年来一直在耐心地设法为中国参加奥林匹克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基拉宁说，“这是多年来发表的最积极的谈话。”
北京和美国的关系在三个月前正常化以后，中国加紧了它的回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它在一九五八年正式退出了奥运会）的活动，并且现在把参加一九八○年奥运会作为一个主要目标。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十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台北〈中华日报〉要求台湾传播界真实报道大陆情况》，全文如下：
最近，外国记者对中国大陆消息的报道日有增多。台湾同胞几乎每天都可以从外国的报纸、杂志上，读到有关祖国大陆的新闻；从电视荧幕上，看到祖国大陆的景象。三十年了，台湾同胞多么想了解祖国大陆的变化究竟怎么样。因此，这些大陆消息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二月二十七日台北《中华日报》刊登文章说，台北电视台播映的大陆新闻片段，“那怕是一条陋巷，几辆单车，都会引人注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华日报》称，自从台北电视台播映大陆新闻后，台湾同胞对大陆的认识，观感一新。过去，“一般人无不相信大陆同胞的生活苦不堪言，……但是，这种观念和印象，现在已经面临到一项挑战”。
报纸说：“我们从最近若干传播媒体中看到了大陆匪情，经由外国人士从匪区拍摄的照片和影片显现出来的景象，似乎和我们原先雕刻在心目中的模式有所差距。匪区同胞的衣着，显然并不是鹑衣百结，或是衣不蔽体；匪区的街头两旁显然还有楼房商店和车辆行人；匪区的名胜古迹显然仍旧保存着原来的外观；匪区的建设显然也有桥粱和厂房……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些景象都不应该存在，都和我们所想像的有点距离”。台湾同胞看了这些影片后，对“我们（台湾）过去三十年来所努力的匪情宣传与反共文艺产生动摇，甚至引起怀疑”。
该报表示“这是值得我们（台湾）探讨的问题”。“我们（台湾）应该如何处理？如何迎接挑战？是否应该马上严厉禁止有关大陆匪区现状的报道？彻底封锁有关匪情资料的输入？更进而厘订引用匪情资料的尺度，严格执行新闻管制与审查，使大家不可能了解大陆匪区的现况？”
由于台湾同胞渴望了解祖国大陆实况，《中华日报》认为，有关大陆消息的报道，台湾报纸、电台“非但不可采取封闭的手段，连考虑（封闭）的念头都不应该有，假如还固执己见，不肯随机应变，仍然作层面式、抽样式和丑化式的匪情媒介，那将会导致宣传政策的全盘偏差，而使海内外的同胞对我们（台湾）的反共报道失去相信力，认为我们是在自说自话，不切实际”。
报纸认为，现在实际上很难对台湾同胞封锁大陆的消息了。因为，自从台湾当局开放出外观光以来，每天都有民众离台外出旅行，不管在香港、东南亚、日本或美国，只要在旅馆中一打开电视机，就经常可以看到报道大陆情况的画面；一掀开报章杂志，就可以读到有关大陆现况的资料和图片，“不管是好是坏，都会留下印象”。
报纸又说，今年世界各国的广播电台周率重新调整分配，大陆上几个濒海地区的电台频道也随之更改，使台湾地区可以清晰地收听到广播。同时，一些华侨和外国人来到台湾，“他们所携带的若干资料和口头叙述，也使一般民众轻易获悉更多有关大陆现况的实情”。
《中华日报》鉴于现实情况，提出了放宽报道大陆情况资料尺码的意见，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报纸说，台湾同胞需要了解大陆实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众传播界如果依然采用老式的保守方法，仍旧使用过去若干年前大陆匪区那些清算斗争、人代牛耕、土法炼钢、串连造反的资料，而不能迎合现况，放宽限制尺码，运用最新资料，那不但无法达到宣传的效果，而且可能产生反作用。主持宣传政策和执行宣传机构的工作者，实在应该用冷静清晰的辨别力，来处理这项势须突破的问题，切不可抱残守缺，用若干年前的标准来衡量当前的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