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争鸣》今年一月号以《论向资产阶级学习》为题，刊登署名焉哉的长文，全文分三节，第二节谈我工业发展情况，转载如下：
中共在建国初期，有两个伙伴。一是俄国人，一是资本家。前者被称“老大哥”，说“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后者则被说成是党与非党的第二个联盟，要他们发挥爱国的积极性。后来因为政治、经济等原因，统统把他们抛弃，决定自己创新的工业化道路。
中共在建国前夕提出：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之后，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地产阶级政党，这样说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他们执政的最初几年，对待资产阶级是客观的。虽然也搞了个反偷税漏税、反投机倒把、反偷工减料、反腐蚀国家干部、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但资本家爱国的积极一面没受到大的影响。当时还对资本家的投资作了评产核资，核出的金额按期发给“定息”。在一般人看来中共做的合情合理。对资本家本人，也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且给予较高的薪金。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当时的劳动人民。因此，资本家对于这种改造没有反抗，反而认为大势所趋，接受下来。这样也使得中国最初的几年经济建设，进行的较为顺利。使得灾难沉重的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人民大众都扬眉吐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响彻中国大地。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做出了一些突出的事迹。那时创下的工业产值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八的纪录，至今没有刷新。
然而，随着经济情况的初步好转，在中共内部出现了问题，认为自己是能打天下能治天下的天之骄子，有些人甚至由骄变娇堕落下去。为此，中共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之后，反骄、娇二气，号召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来帮助自己。可是在帮助中出现了触怒中共的事。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责中共搞“党天下”。提出要有“政治设计院”，要“轮流执政”等。这样使中共感觉到手中政权有一旦丢失的可能。于是搞了个反右派斗争。由于打击面偏宽，带来了很大后遗症。突出的是资产阶级变得谨小慎微，爱国的积极的一面再不敢发挥。而中共对此不以为意，也只让他们作“民主”的陪衬，不要他们的才能。
至于俄国人，开始倒象个帮忙的样子。他们在五十年代“援助”的那些四十年代的设备，毕竟使中国第一次造出了汽车和飞机。但是随着而来的是俄国人的那套管理工业的体系。其特点是把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官工化、官商化、衙门化，用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去指挥一切。
这套体制推行的结果，造成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不协调，后来又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中国决定抛开俄国人，搞自力更生。
所谓自力更生，开始也没有新招，在管理体制上只是把俄国人那套玩艺改头换面，再加上中共原有的供给制思想和中国闭关自守，一味排外的“老传统”。在具体做法上则是把农业上那套大轰大嗡的方法向工业上引伸。所以，一开始就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行一系列的“两条腿走路”和“并举”。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呼声中，大搞“小、土、群”（小型，土办法，群众性）。大搞全民炼钢铁，九千万人上山。结果是雷声很大，雨点很小。
从六十年代以来可以值得夸耀的是爆炸了原子弹，放了卫星，和合成了胰岛素。在工业上数得着的是石油有了突破。但是这些也不都是自力更生的成果。以石油为例，大量油田的发现是根据一个英国人的学生，即李四光教授的理论。石油工业上的先进单位大庆油田，原来说是自力更生的样板，目前又说它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从中不难看出，中共的任何成就也没有排除外国人的经验。
目前中国的工业建设是否已走上了轨道了呢？
回答是否定，现在只是在拨乱反正的前提下，摸索正路。同时察觉到光说“西方资产阶级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办到”的大话不行，新的态度是有原则的学到资产阶级搞经济的经验，并实事求是的用于中国的建设中。
【本刊讯】香港《南北极》月刊元月十六日出版的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台湾十日见闻》，摘转如下：
笔者到高雄时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距离“中美建交”之日不远。弟弟一见，忙说：“怎么这般快？”然后谨慎嘱咐：“不可说中美建交，要说美匪建交！”
由高雄机场至高雄医学院的路上都很平静，看不到任何标语。
台湾的交通秩序很怕人，台北尤其恐怖。
公共汽车的售票小姐有最好的服务态度，不论人有多挤，车有多小多旧，每站总要载上所有候车的人才肯关门按铃开车。遇到人太多挤不上来时，售票小姐总要大声的说几遍：“请大家合作包涵点，往里面移移好不好！”想起这种好人但不顾全车安危的服务态度，总要一次又一次的冒冷汗。公共车辆服务员缺少应有的知识：车，尤其是年代已久的车，超载可引致交通失事。尤其是阳明山至台北车站一段，车辆不足，往往等十五至二十分钟一班。一路上只见挤呀挤的直上人。这种不要命的态度，除台北市外，相信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在台湾十天，有七个晚上不离看电视。由于“中美建交”的刺激，电视台全无节目可言，所有新闻、台语剧、国语剧、歌唱节目等等都是政治及爱国宣传。
大年纪的人看到了，摇头叹息说：“这简直是重温抗战时代的旧梦。”年轻的一代看了，互相不语，离开客厅就寝时，低声说：“我真怕共产党要打过来，他们的军力我们比不上啊！”在赴台中的车上，和隔座的台湾少女谈天说地，她忽然问：“你说他们会打过来吗？”
台湾人民大多朴实无华，生活方面，肉食昂贵，故面食菜蔬多见。衣着款式虽不落后，但质地和香港的相比，就差得多。但听说他们都不介意，因为政府力主俭朴之风。据当地人说，人民生活清苦，对游客的待遇却是最好的，为的要游客对台湾有好印象，游客的食物住宿均为一流，价钱当然是顺理成章的贵一些，话是这般说，但游客非愚者，有些人遍游世界各地后才到台湾，在比较之下当然知道是被当作赚钱对象。在梨山宾馆以七十元（最低的价钱）叫一碟半冷不热的肉丝蛋炒饭，饭作糊状，数得出的肉丝及蛋丝，不知如何下咽。好不容易捱了下去，账单送上，才知一百元台币才可应付，因为除七十元外，还有教育税八元、七元小账，及七元服务费，合计九十二元。只知道台湾当地人销费在二千台币以上才要抽种种的税，不明白对游客何以如此苛刻？在台中，在二流旅舍的餐厅内吃四十元的排骨饭，饭后送来果品一小碟，包括西瓜片、柳丁片及杨桃片，至结账时发觉未叫的果品需付十五元，另加小账及税收合计六十八元。这种对游客一流的款待，说得难听一些是勒索。其他各式各类的勒索极多，不胜枚举。
游客在台北感到最大的不便应该是兑换旅行支票了。大旅店只替自己的旅客兑，其他游客虽有身份证件为凭也无补于事。各银行分行皆不兑现，由圆环跑至总统府侧的台湾银行总行才大功告成。台湾银行分行的职员会纯真的望着你的美国运通银行旅行支票说：“那是什么？”本地人会说：“我们是管制货币的国家！”不到台湾不知旅行支票的无用！
【路透社伦敦二月四日电】中国钢琴家傅聪今天证实他将回中国看看，这是他二十年前叛逃以来第一次回国，但他将是否永久回国，这个问题还未确定。
他在他的伦敦住宅说：“这些年对我是很艰难的。但我的心一直是和中国在一起的，现在情况较松快了，使我有可能回国。”
今年四月，他在同香港交响乐队联合演出的独奏会结束之后，将在中国呆约两周的时间。
傅先生现在是英国侨民，有人问他将是否再次永久居住中国，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想先看一下中国。此时还不是下决心的时刻。”
他同去年年底访问英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讨论了他的这次旅行。
傅先生还说：“从那以来我一直同中国当局保持联系，现在我可以回国了。”傅先生在谈到他的叛逃时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位难民。“我只认为我在流亡。我一直想回国，但直到现在才有可能。”
他说，他四月份回国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他将先到北京，然后在上海出席一个纪念其父——作家、翻译家傅雷的仪式。傅先生说：“我认为，这个仪式被推迟了，为的是在我回国期间举行。”他没有提出这两周旅行期间的演奏计划，但他说，如果应邀演奏的话，他将高兴地进行演奏。他还说：“现在我想看一看我能否为中国做些事情。”
【路透社北京二月四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预料傅聪将在四月底回中国，这是自从他在二十年前叛逃和在英国定居以来第一次回国。
傅聪曾同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的女儿扎尼拉结婚。傅聪回中国访问，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现在对那些二十年来一直在毛主义的阴云笼罩下生活的知识分子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
在极端主义的政治处于支配地位的年代里，遭禁的西方音乐现在又流行了。
消息灵通人士说，傅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一名波兰高级官员的协助下从华沙（他曾同其他几名中国音乐家一起在那里学习）去伦敦的。他在同扎尼拉结婚九年后，于一九六九年离婚。他于一九七三年又同当时南朝鲜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给了婚。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二十二日以《去年到台湾游客达一百二十七万人》为题报道：
据台湾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五六年开创旅游事业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一九五六年为一万五千人，一九六○年二万余人，一九七一年达五十三万人，一九七六年高达一百零八万人，一九七七年为一百一十一万人，一九七八年高达一百二十七万人。
据「观光局」说，去年的观光客中，以外国旅客为多，达一百零四万六千人，其中日本旅客占六十二万四千八百人；其次是美国旅客，有十五万零四百人；华侨旅客有二十二万五千人，其中由香港去台的旅客也包括在内，达十六万五千一百十五人。此外就是东南亚、欧洲和大洋洲的旅客了。
发展旅游事业，使台湾的外汇收入大增。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台湾在旅游方面的收入为九十三万五千美元，到一九七一年外汇收入已增至一亿一千余万美元，一九七三年增至二亿四千余万美元，一九七五年为三亿五千九百万美元，一九七八年激增至六亿美元，打破历年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