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争鸣》今年一月号以《论向资产阶级学习》为题，刊登署名焉哉的长篇文章，全文分三节。第一节谈我农业方面的问题，转载如下：
中共在执政之前和执政的初期，是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为号召的。在建国伊始就制订了土改法、废除了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使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中国真正实现。然而，这种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无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正是这一情况却给予农民以极大的鼓励。当时亿万农民在庆祝“土地还家”的欢乐声中，称赞共产党给他们办了好事。农民的生产热情也迅速上升，他们在极其原始的耕作条件下，生产出当时足够全国用的粮食。且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但也不能否认，在这期间出现了农民中收入多和收入少的问题，即所谓农村的两极分化。本来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对付是不会有大问题的，这已为老土改区的情况所证实。中共却认为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说这是穷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于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要消灭其他几种经济成份，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中国的唯一所有制。应该说这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
但中共有个习惯，就是想法一经提出，就跃跃欲试。提出为了加强工农联盟，要加速改造农民个体经济。紧接着一个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就应时而起。当时农民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只是考虑到刚刚到手的土地证（新地契）还能保持，愿试一试。因此一个很长时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的局势。这不是农民的觉悟不高，而是为生产条件所决定。因为讲究实际的农民，那时还拿不出更多的理由，否定“私有制的优越性”。
就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推行之际，历史上留下来的粮食投机活动，有了新的抬头。为了打击这股势力，中共采取了粮食统购统销措施。客观讲，这对在吃饭问题上常出乱子的中国来说是必要的。可是在贯彻这一政策时，犯了强迫命令的毛病。有的地区把群众的粮食定量定的偏低，有的甚至于翻箱倒柜逼着农民卖余粮。这种作法不单单伤害了有余粮的农民的感情，那些暂时还没有余粮的农民，为以后计，也顾虑重重。这样中共同农民的关系出现了不融洽的情况，使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受到影响
农业改造运动的松松垮垮，自然在中共领导层中得到反映。从而出现了对互助组、初级社“散”和“合”的两种主张，导致了政治角逐。较量的结果“主散”派被带上了“小脚女人”的帽子，“主合”派取得全胜。从此农业改造的步子也更加激进。在初级社立脚未稳的情况下，就给予否定。说它有土地入股的剥削，要向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过渡。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拔掉农民的穷根子。可是，在这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妙的事情，一是社与社之间有土地、水利等方面的纷争，二是一些富裕农民有破坏农具屠杀耕畜的现象。中共对此又大费思索，结果又认为高级农业社仍不理想。说它是“扩大的个人主义”，会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在人们还没有体验到高级社优越性的当儿，又提出“还是人民公社好”。接着农民就一步登天进入“一大二公”阶段。当时好象真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大家都过集体生活。但在集体食堂里吃的是窝头，喝的是菜汤。这时的粮食增的也不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稻波麦浪所表示，而是出现在全国的对开报纸上。今天此地报道有了单位面积产量几千斤的高纪录，明天彼地又放出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大卫星”。正当人们要放开肚皮狼吞虎咽之际，一场特大的饥荒突然降临，时间之长，范围之大，损失之重，中国历史上罕见，世界纪录上少闻。今天人们想到当时的情景，心有余悸。在“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推到破产边沿的时候，大家都在担忧重演六十年代的悲剧。
农业改造的惨痛教训，又在中共的领导层中产生了是“跃进了”还是“跃退了”的争论。在庐山会议上后者被带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退出了政治舞台，前者也觉得再那样干下去会不好收拾。于是，提出干任何工作要“有冷有热”“有张有弛”。同时为农业问题所影响，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大退却。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经济建设的先后秩序排成农、轻、重。对所说的“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则给予迁就，采取了一些同农民缓和关系的步骤。这些以后又统统归纳为“农业六十条”。这样做的结果使农民的情绪初步安定下来。
但是中共同农民斗争的姿态这仅是暂时收了收，在灾荒刚刚渡过，农民稍加喘息，生产初见起色之后，斗的温度又在上升。这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据，说农民中已经不见两极分化，不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是农村中的政权大部分没有掌握在贫下中农的手中。如此说来，农村中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从此又搞起了“整顿人民公社”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的“四清运动”。接踪而来的是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又做出许多农民不愉快的事情。不仅废弃了原来同农民缓和关系的一些作法，而且有了一些侵占农民利益的新的举动。比如打、骂、批、罚农民的现象几乎每个县每个公社都经常发生；各种摊派活动也相当严重；普遍的是常年抽调强壮劳动力去做“义务工”，使得农业生产，变成妇女、小孩、老头的事情；后来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工业容纳不了的知识青年，又涌到农村，农民的利益又挤掉一部分，致使生产队年终分配长期不能实现，农民为了维持简单的支出，只能靠“鸡屁股银行”（养鸡、生蛋，换钱用）同时这些错误做法还波及到边疆，一些内地干部见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边塞风光，大动肝火，他们逼着牧民在草场上种粮食作物。结果弄得水土流失，得不偿失，且影响了牲畜的放牧。严重地打击了农牧民的积极性，正象胡乔木说的，“……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农业情况还是严重的，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只相当于一九五五年的水平”。而肉类等副食品市场供应，更是今不如昔。
中共改造农业的另一战场，是农业机械化运动。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倒是战胜农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稳妥办法。但是，工业上不去，进展不理想。在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同美国人斯诺讲话中说：中国农业还是靠“黄牛”，而不是“铁牛”。直到现在机耕土地的面积依然很小。且化肥有限，电力不足。为了让农民有个“奔头”，树立了山西省大寨大队这个典型，在那里盖起了宾馆、招待所，让人们去看大寨大队怎样把大锤和铁锹变成机械化，使“七沟八梁”的穷山成为人造平原。这固然起到对农民的鼓舞作用，但也有为大寨框框套住的消极影响。而这个典型在一些外国人看来，只不过是中国人保守，地域观念的象征，他们认为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用这样大的气力划不来。事实上，从经济角度看，大寨同资本主义的大农业比较，是小巫见大巫。另外从五十年代起，中共还办了一些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机械化程度较高，但业绩很小，绝大多数背着亏损的包袱，没有很好地起到向农民示范的作用。
农业上这大堆大堆的问题，千百万次地反映在中共领导者的头脑里。中共大力批判农村干部的坏作风，并针对破坏法纪的行为，提出一些禁律。而重点则是大力推动农业机械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则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以有限的人力，搞出餐桌食品丰盛这一成果，很表钦佩，因此，拜了美国人韩丁为师，向办好农业的资本家学习。看来中共今后的指导思想是：叫农民在见到实实在在的真东西的前提下，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放弃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
【合众国际社香港一月二十二日电】美国的一架大型宽机身喷气式飞机今天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着陆，为中美两国直接通航开辟道路。
泛美航空公司说，该公司的一架波音７４７飞机试航成功，飞到了广州白云机场。
该公司的地区经理道布尔戴说，该公司的技术人员对白云机场的设备和地勤人员的能力「印象很好」。
泛美航空公司去年停止了对台湾的飞航，为飞中国大陆作准备。该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还签订了在中国六个城市修建大型现代化饭店的合同。
航空界人士说，泛美航空公司即将开辟飞北京或飞上海的横贯太平洋的定期飞行的航线。反过来，中国民航当局的喷气式飞机将飞美国城市。
该航空公司说，它还不打算对广州开班机。
今天的试航是为了使泛美航空公司人员熟悉白云机场。在香港的启德机场因天气恶劣而关闭时，该公司的横贯太平洋的飞机将使用白云机场。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一月二十日电】加拿大贸易工业和商业部长杰克·霍纳昨天说，中国为实现它的经济现代化正在注视亚洲其它地方以寻找它可以效仿的样板。
霍纳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必须使加拿大在亚洲国家中的合营企业获得成功以便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计划的可能的样板。
霍纳先生本月早些时候访问过中国。
霍纳说，中国决心使它的经济现代化，“但是，他们将注视亚洲其它地方以寻找表明它们怎样才能吸引高级技术的样板。为此，加拿大在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同其他人合办的联合企业获得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很可能成为中国仿效的样板”。
霍纳说，中国在过去六至八个月中对在全世界筹款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他还说，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相当于美国出进口银行——的一个官员已同中国银行进行了“非常充分和非常好的讨论”。
霍纳说：“他们尤其对加拿大的开采活动、铁路技术、加拿大设备、电讯系统，尤其是加拿大建造全套的热电设备的能力感兴趣。”
据霍纳说，中国还希望在中国拦河筑坝以控制洪水和利用河水灌溉。
他说，“他们已邀请加拿大对他们的长江和黄河流域进行全面的考察”，以看看怎样最有利地运用这些地区。
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电话机。他说：“他们对我们说，他们全国只有三百万部电话机，他们的确需要发展他们的通信系统。”
他说，预计，中国还将于下月派一个代表团去加拿大，以谈判一项购买加拿大小麦的长期合同。
【本刊讯】香港《明报》一月十四日报道：
合众社香港消息，由加拿大工业部长率领的一个三十三人加拿大代表团，在访华一周后，昨日到达本港。加工业部长霍纳表示，他们曾说及与中共合作开发国内的金矿及石油，但未有达成协议。
霍纳说：中共已发现一个新的金矿，并希望与现有的两个金矿一起开采，但金矿的地点未有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