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三日刊登华莱士·特纳发自西雅图的一篇专稿，题为《西海岸的港口和企业争相同中国做生意》，摘译如下：
西海岸的企业家正在争地盘，为他们预料美国承认中国会带来的贸易大发展作准备。
他们一方面组织企业家去中国访问，并就如何处理以九亿潜在的顾客为基础的货运量大大增加的问题提出建议，一方面又热切希望保持同台湾有利可图的生意。
他们还对中国长远的支付能力和国内的稳定表示关切。眼前担心的一件事是码头、设备和公路一铁路网的不足。在西海岸，没有一个地方对贸易的期望比西雅图更高的了。西雅图港的行政负责人理查德·福特说：“一九四九年以前，西雅图同中国保持着主要的贸易伙伴关系，我们能够尽快地使这种历史关系再建立起来。”一个大市场的吸引力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杰里·莱文指出，预料到本世纪末中国将会有十亿人。他把这个可能的数字同西欧到那时将会有的少得多的人口进行比较，认为太平洋的贸易机会更有吸引力。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人们预料谷物贸易会扩大。那里的装卸工接受了大宗装运合同：从哥伦比亚河的驳船上把内地产的谷物卸下来，然后装上远洋轮。
长滩和洛杉矶同西北港口相比，不利的是轮船到中国要多行三天或更长的时间，它们的期望也很高，但是着眼点比较远一些。洛杉矶港务局负责贸易发展的主任罗伯特·克兰斯特说：“我们明显地感到，将来某个时候吨位会大大增加，但是我们认为，无需仓促行事。”长滩港的总负责人詹姆斯·麦克琼金说：“我预料不会一下子发横财，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好处会越来越多。”
这些发表讲话的人无一例外地都为台湾作了辩护，台湾现在已成为太平洋最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西雅图的福特说：“我们认为，我们同台湾牢固的贸易关系要继续下去，我们在台湾有许多朋友，他们同我们一样希望做生意。不能期望我们解决世界的政治问题。”波特兰施尼策尔财团的一家废金属公司负责人肯·刘易斯说：“我们同台湾有大量的贸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同双方做生意。”如果悄悄地干事情的话可是，西雅图第一国民银行执行副行长约翰·纳尔逊说：“只要悄悄地干事情的话，没有问题。”西部小麦种植者协会会长理查德·鲍姆说：“日本公司一直在与这两个国家做买卖而又不损害它们与这两个国家中的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关系。”
西雅图港口高级经济学家瓦卡·布赖德尔提供的数字阐明了台湾在太平洋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一九七八年，中国通过西雅图码头发送了价值五千一百万美元的商品，而台湾装运的货物价值为五亿九千万美元。太平洋各港口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为一亿六千七百万美元，而台湾的商品为十七亿美元。台湾的货物是一个工业社会的高档产品，如电视机，而中国商品包括服装保温用的绒毛和羽毛、引吸人的食物、茶叶、牙雕、纺织品、玻璃器皿、手提包、鞋类、珠宝、玩具、圣诞节装饰用品、猪鬃和烟火。
布赖德尔先生说，中国人要想得到偿付大宗进口商品的款项，“我个人认为只有一个实际可能性，那就是发展中国的石油。”
波特兰港口市场管理员乔治·纳卡塔评论说，“中国盈余的美元不多”，没有美中贸易的专家。他预期，中国人将希望从波特兰获得更多的谷物、铝锭、木浆、纸板、机器和电器。俄勒冈美国国民银行执行副行长洛塔尔·Ｅ·佩施勒说，贸易手段的缺乏一直扩展到流动资金，因为西北部地区没有银行与中国有联系。
去年西雅图派到上海和北京的码头专家们带回来了关于缺乏设施的令人沮丧的消息。由于缺乏设施卸货和重新装货的时间拖得很长，因为船只要等待靠岸。
与中国有交易的企业家们说，政府控制的贸易公司大量的时间花在作决定上，但是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西雅图西北地区经营中国产品的总经理罗恩·菲普斯说：“价廉物美。”
【美联社莫斯科二月四日电】（记者：哈里·邓菲）邓小平惹恼了北极熊（他是这样称呼苏联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俄国人由于美国热情接待了他而打算进行报复。
苏联人士和西方人士说，他们预料克里姆林宫只是口头上讲讲，对邓的反苏讲话表示不悦，而不会冒使缓和遭受重大破裂的风险。
这些人士认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仍然肯定会达成，勃列日涅夫主席和卡特总统即将在最高级会议上签署这一协议。预料苏联人将在衡量邓的访问取得了什么成果之后，到本月底的时候下决心安排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这样便把最高级会晤拖到三月份，那时邓的某些反苏烟雾就可能消散了。
一位西方高级外交人士谈到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最高级会议可能涉及什么内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讨论苏联在非洲和其他紧张局势地区的行为，贸易以及人权——他说，可以认为邓小平的访问将促使苏联领导人沿主要航向前进。
一位了解内情的苏联人士说，他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由于宣布了邓的访问，勃列日涅夫在上个月就不可能访问美国了，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不可能让别人把他挤到舞台上的不利地位。
这位人士说，“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对世界事务起决定性作用的。而且，你们知道，我们的总书记争取最快地缔结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从而使他的缓和政策能得到深化。”
克里姆林宫的一位高级美国观察家在一次电视记者采访谈话中说，邓想要散播对苏联的不信任，这种做法是有诱惑力的，但是他补充说，他认为邓引起的欢乐气氛是不会持久的。
据报道，在美国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二月一日举行会晤以后，在华盛顿的苏联外交人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白宫说，多勃雷宁向万斯表示了对邓的攻击感到愤怒。
外交人士说，正如塔斯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和苏共《真理报》文章在评论邓小平同《时代》杂志记者的谈话时所表示的苏联对他的访问所感到的不安，是言过其实了。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一月二十八日刊登费正清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根本不想学我们的样》，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本文的作者是哈佛大学佛朗西斯·李·希金森讲座功勋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费正清在哈佛大学任教四十余年，从一九三二年起曾以外交人员和学者身份在中国呆过七年。他写了大量书籍和文章，是公认的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邓小平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有很多原因。他的来访标志着中美两国之间三十年的疏远冷漠关系结束了。此行象征着我们接受了中国革命的现实，从而廓清了我们头脑中的冷战梦幻的迷雾。邓作为周恩来总理的继承人特别受到欢迎，他继续执行周总理的政策，同时他也由于本身的威望而受到欢迎，因为他是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的一场伟大革命的老一辈的领导人。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欢迎邓小平的最真诚方式是努力了解他的处境。他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勇敢地面对中国革命的严酷现实。
首先是在物质方面——虽然中国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是人口过多，现在有十亿人，明天会更多，耕地不足，必须开垦或选出新的土地。粮食供应几乎赶不上人口增长率。生活水平低，只能慢慢提高。人民的要求肯定在迅速增长。为了摆脱贫困，中国必须提高生产率。
为此，中国需要机器、劳动技能、许多方面的技术、外国投资和训练。这一切是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的设想。邓小平领导着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四个现代化”的卓绝努力。
其次，邓大胆地改变了某些空想的理论，如自给自足、平均主义、不靠外国贷款、避免市场关系、不信任有专门学识的尖子。在他的领导下，正在急剧改变航向，抛弃“四人帮”的种种教条。
邓必须靠我们的帮助来取得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发号施令。绝非如此。如果我们只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中国的现实，我们会给他的可尊敬的事业大帮其倒忙。美国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深入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双方关系中主动迎合对方的需要。我们不能光提条件
。
我们必需研究怎样帮忙，也要研究怎样限制我们的活动，不能显得过分热心帮忙。
中国人根本不想学我们的样，他们将永远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民。他们有当过一等国家的历史，这种情绪比法国人还要强烈。他们不象我们，不是一个在新的国土上形成的移民的国家，而是感觉到他们从开天辟地的时候起就在中国生息。因此，他们要有更多勇气才能成为务实派，才能向外国借贷他们所需的一切。我们现在仅仅是开始了解他的许多问题，但我们起码可以尊他为一位有勇气的领袖，向他致敬。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二月四日刊登詹姆斯·怀特曼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写的一篇报道，题为《邓利用对俄国人的恐惧》，摘译如下：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正在巧妙地利用美国全国各地的反苏情绪，尽管他发表的言论使卡特政权的官员感到不安。
事实证明，他反复谴责苏联人搞“霸权”的言论是很受听众欢迎的。当他间接地指责俄国人是“战争贩子”时，政界人士和其它客人都无不报以热情的欢呼。
对他的讲话的反应表明，反对签订另一个美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人比卡特总统设想的要多。
这位七十四岁共产党领导人在访问过程中，几乎没有错过任何机会来警告美国人，俄国人正在加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美国官员由于关心俄国的反应和对可能签订的另一个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影响，因而对邓精明地给人留下的一种印象感到不安，这种印象就是美国和中国已结成反对“苏联北极熊”的同盟。华盛顿担心这种印象可能使莫斯科更加不愿签订另外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他的政治经历表明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曾经见到过他的官员和政界人士说：他很精明，办事有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