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日本经济新闻》十月三十一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中国就开发渤海石油问题提出补充要求》，摘译如下：
据透露：中国政府就联合开发渤海的石油问题，已向我国提出希望我国提供以美元计算的贷款的新要求。提出的条件是，在日中间签订从对渤海的石油进行物理勘探到开发的一揽子合同，关于金额，今年五月已同意由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开发资源贷款（以日元计算，相当于二十亿美元），中国希望另外再提供二十亿美元左右。日本方面已确定，即使为了在同欧美各国的石油开发竞争中取胜，也要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中国的要求，打算在十一月份内，就以下的方式使谈判得出结果：（１）中国方面把已经决定提供的输出入银行开发资源贷款的一部分拨到开发渤海油田上面来；（２）不足的部分，以石油公团为中心设立新公司追加提供贷款。
中国这次要求另外提供二十亿美元贷款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把可以自由使用的输出入银行，开发资源贷款的大部分用到了兖州（山东省）等地的煤炭开发上去，据认为是因为中国已经内定这部分贷款不用在开发渤海石油方面。另外，中国为避免外汇损失，过去一直要求以美元计算，也有许多人认为，日本从墨西哥进口原油及在印度尼西亚勘探石油也都是以美元计算的方式向对方提供的贷款，因而中国又提出了以美元计算的方式提供贷款的要求。
据说中国暗示，如果日本方面不同意提供这笔贷款，那么就打算把欧美各国也包括进来进行国际投标，以此方式进行勘探和开发。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日本为了签订直至开发的一揽子合同，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方面的要求。
不过，作为条件，日本方面打算让中国明确已经决定提供的开发资源贷款的用途，要求中国方面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拨到开发渤海石油方面来。日本方面正在研究如下作法：在向中国提出如上要求的基础上，不足的部分由石油公团、石油开发公司、石油精炼公司联合设立的开发进口公司负担外汇损失，并且以输出入银行等提供的贷款为基础，以美元计算的方式提供贷款。
在政府内部对于连开发资金也要用美元计算这点有不同看法，但是政府打算说服中国提高用日元计算的开发资源贷款的利用率，以此来减轻企业界的负担。石油公团在十一月底之前将就这些问题同中国方面再次谈判，如有可能，希望在大致上达成一致意见。不过，如果开发成功，日本提取原油的比率怎样确定的问题尚没有解决。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本年度上半期进口中国煤增加百分之六十五，反映了发电能源的转变》，译载如下：
据通产省资源能源厅二十九日整理的本年度上半期（四月至九月）中国普通煤进口状况表明，上半期合计进口了十一万八千吨，比去年同期（七万一千五百吨）大幅度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据通产省说，估计下半期也将达到同样水平，因此本年度中国普通煤总进口量合计为二十三万七千吨左右，比去年度的实际数字（十八万一千吨）要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且预计会超过日中长期贸易协定的数量（最高限度为二十万吨），将是高水平的。
关于本年度中国普通煤进口，当初计划是上半期进口十万五千吨，下半期进口七万五千吨，合计是十八万吨，据认为和去年度大体差不多。也相当于日中长期贸易协定数量（十五万吨到二十万吨）的中间水平。
但是，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相继提高原油价格，对煤炭进行重新估价，电力业界增加了烧煤，水泥业界也开始增加油煤混烧。因此，上半期中国普通煤的进口超过了计划，下半期的计划也将按增加进口的方向进行修改。关于明年度以后，电源开发公司、住友共同电力公司（四国）等，也计划扩大增加烧煤。因此，通产省认为，进口中国普通煤，将按长期贸易协定数量（一九八○年度为五十到六十万吨，一九八一年度为一百到一百二十万吨，一九八二年度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万吨）或超过这个数量的水平进行。
【中央社华盛顿十一月二日电】美国商务部说，中华民国今年头八个月纺织品输美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二十二。
商务部说，今年一至八月美国从中华民国输入的纺织品总数为四亿零三千五百万平方码，去年同期为五亿一千七百三十万平方码。
其他纺织品主要供应者今年对美国的输出也都已减少。
香港在今年头八个月中为主要供应者，总共输美五亿三千二百五十万平方码的纺织品。日本已落在中华民国之后，成为第三位，总共输美纺织品三亿八千七百万平方码，韩国仍为第四位，共为三亿四千六百万平方码。美国在一至八月期间总共输入纺织品三十二亿二千零五十万平方码，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二十点七。输入纺织品总值为四十二亿五千六百二十万美元，去年同期为四十二亿七千九百四十万美元。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第四十三期十月二十二日出版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你们加紧干吧！》，副题为《本刊编辑克劳斯
·赖因哈特在德国公司建造的武汉冷轧厂》，摘译如下：
被种在第三十五号车间门前的两棵幼小的、来自巴伐利亚森林中的枞树，本来是为了让人们怀念遥远的德国建设者而栽的——现在则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在最后一批德国人能离开中国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时，这两棵小树将会长成齐屋高的大树。因为迄今由一个西德企业集团在中国兴建的这项最大的工程项目，现在则事与愿违。
据说在同日本人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之后，一个德国企业财团在六十年代中期得到了这项订货。
文化大革命把这一切都打断了，直到一九七四年，中国的谈判者才又提出他们的建议——可是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这还是显得太早。
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在扬子江两岸当年的沼泽地为建设新的工厂车间挖出地槽之前，武汉红卫兵就贴大字报攻击“德国的资本主义鬼子”破坏毛的“自力更生”路线，武汉钢铁联合公司的革命委员会也命令工人“不要去听外国人的傲慢的命令”。
现在在武汉还有一百名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对他们来说，文化革命时期的可怕经历，只不过是一些象美国“西部野蛮时期的传说”一样。
在中国新的现代化政策的保护下，并在其德国母公司所抱的合情合理的希望的鼓舞下，他们在今年夏天，比预言的时间晚了两年之后，终于使这项奇迹般的工程投产了。然而，他们的困难绝没有因此变得小一些，只不过面临着另外的困难罢了。
这个巨大的、绵亘一百五十公里的工业联合企业，由高炉、转炉、炼焦厂、锌矿提炼厂和六座轧钢厂组成，依靠湖北省的国营发电厂供电，这是一座座落在扬子江畔的水力发电厂。
去年，由于大旱和上游地区的引水，使这条最宽处达五公里的巨流的水位有了明显的下降
——因而这座发电厂只能时多时少地供电，有时甚至根本就供不了电。
每一天都要停工，自从建厂开始至今差不多停了六百天了，每天都使中国人损失大约一百万马克。仅仅是因为这种原因，这个用七亿马克买下来的冷轧厂的价钱就几乎翻了一番。
更有甚者，在三百名花了许多昂贵的外汇在德国受过使用电子计算机训练的中国技术工人当中，有许多人却不再在武汉冷轧厂工作了——但是哪一位中国人都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说出调换这些人工作的原因。
当一九七八年秋天经过艰苦的准备工作后开始试验这套设备时，必须把一个简单的保险栓卸下来。按照中国的操作规定，只准一个人用螺丝刀来做这个工作，这个人是一位钳工。但这位钳工同志当时却不在场，经过一阵好找，才找着他，他正在扫院子。
当时，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告诉这位工人同志时间和成本的重要性，以此来使他能在机器旁边帮几分钟忙，但毫无用处。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几百名中国的辅助人员以及指挥部的贵宾们，都不得不一直等到下午，才等到这位钳工，因为他要按着工厂制订的值班时刻表办事。
或者再举一例：经过几个月的训练，电子计算机专家们训练出一批可靠的中国工作人员，他们能够正确地用三十六个电钮和各式各样的光电信号来操纵这个复杂的钢厂。
然而在几个星期之前，有一位德国专家却在控制设备前当场扭住了一位青年运输工人，他正在那里闲着没事摆弄着电钮玩。这位德国人当时怒不可遏，因为他担心“整个设备会报销的”。
德国工程技术人员最感欠缺的是领导的威信和有权威的指示，但这种威信和有权威的指示，在“四人帮”倒台三年之后的今天，在武汉仍还没有出现。
文化革命期间领导这个厂的三结合委员会，虽然被取消由经理们取而代之了，但是迄今为止，这些经理们在同基层进行任何权力较量时都退避三舍。
这或许同下面的情况有关，这些被重新起用的高级干部缺乏必要的经验。经理说：“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当年的将军和士兵，这些人对现代化的管理技术还得从头学起。”
据德国人认为，技术领导干部，其中有些人还是水平很高的专家，他们在企业的领导班子里只占第四位或者是第五位。
但是也还有公开反对在现代化过程中接受外国人援助的现象：当在今年春天冷轧厂又有好几天停产时，技术人员经过好些时的调查后才找出原因所在：两名破坏者用圆珠笔在电子计算机的孔带上多钉了两个孔。坦白后的肇事者被绑起来关进了监狱。
这座由德国建的工厂，在制造用于飞机和汽车工业的薄钢板，以及用于罐头工业的锌板的生产方面，其开工率还不到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十。即便如此，现在工厂仓库却堆满了存货，货物推销不出去。
在周围尽是生锈的钢架和烂木头以及堆积如山的垃圾中间，有一个几乎是不见人影的、十分干净的第三十五号车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这个车间来参观。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蓝衣服人群，睁大眼睛赞叹这个钢铁制的神奇之物。
那位向参观者们介绍技术细节的讲解员这样说道：“这是德国人建的。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它运转得很好。你们也应该加把劲儿，要学着德国人的样子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