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十一月号刊载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最大难题：少数民族迅将多过俄罗斯人》《苏联境内反俄激烈》，摘转如下：
一九七八年春，成千上万愤怒的公民涌上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的街道，抗议当局强迫以俄语作为主要语言。
西方人士惯于把苏联境内居民视为一国之民，这样的反俄示威会令他们惊讶，但不会使苏联国家首长觉得意外。克里姆林宫当前最担心的事，莫过于苏联内部持有异议的各族人民日益要求民族平等权利。苏联当局对第比利斯示威的规 模和明显敌意深感惊恐，急忙修改了格鲁吉亚新宪法中的一项条文，重申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国语是格鲁吉亚语。
第比利斯的对抗绝非孤立事件。法国政治科学家丹卡斯在调查翔实、论析精辟的新著《分裂的帝国》中，指出苏联内部不和的迹象十年来已经倍增，拆穿了赞美“苏联人民”团结的宣传日益增多的骗局。苏联问题专家丹卡斯（原注：丹卡斯出生于十月革命后迁离俄国的一个家庭，自幼即说俄语。现任巴黎政治学院苏联历史教授。著有多本关于苏联的书和调查。）指出，“苏联人民”其实并不存在：苏联十五个共和国内有大约一百个文化和种族均不相同的群体，操一百多种语言，有历史、宗教、种族、传统和信仰的隔阂。丹卡斯又说，这些不同民族的精诚合作，共同效忠苏联的基础并不稳固，一受压力就可能分崩离析。
具讽刺意味的是，《分裂的帝国》作者所用的统计资料全部来自苏联官方。她的治学态度令数十位专家、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家钦佩。连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也承认该书“首次提出了一系列无可回避的基本问题”。该书在法国已销售了十万本以上，为畅销书之一，而且正在编印成数种外语译本。
丹卡斯指出，俄共于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时曾保证平等对待全国所有不同的群体。实际上，他们推行的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人口约占全国一半的俄罗斯共和国成了其他十四个共和国的“老大哥”，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迫推行“文化俄罗斯化”。但另一半人口却不愿“俄罗斯化”。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共党最高机构政治局的十三名全权委员中，只有三名不是俄罗斯人。在各共和国里，表面上由当地人担任的党第一书记掌权，实际上直接向莫斯科报告的俄罗斯人“第二书记”地位更高，毫无例外。
苏联领袖尤感忧虑的是：反俄情绪日益高涨的时候，也正是人口增长似有利于非俄罗斯民族的时候。五个主要中亚民族的人口增长率三倍于全国平均增长率。人口专家相信，结果可能是“强迫迁徙”——把成千上万亚洲工人调到工业化西部的工厂做工，或者把全国工业基地从西部逐步移向有人力资源的东部。丹卡斯认为，任何一种解决办法都会使苏联的内部团结受到巨大的压力。
苏军未来的成分也使克里姆林宫同样感到忧虑。目前百分之二十五的入伍新兵是非欧洲人。到本世纪末，这个数字可能升至百分之六十以上。由于军官主要是欧洲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俄语又是三军的官方语言，苏联当局将来指挥控制其亚洲军队的问题会相当棘手。丹卡斯说：“当局如不提升亚洲人担任最高级军职，即须减少征募亚洲新兵，而这又会削弱苏联。”
苏共也怕与要求种族权利呼声密切相关的宗教情绪也会高涨。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共和国，天主教已成为民族斗争的核心——主要原因是教会已是苏联官方机关以外唯一的沟通信息渠道。当局近年已封闭首府维尔纽斯二十三个天主教堂，禁止女修院存在，迫害修女，严厉限制投考立陶宛唯一一所天主教神学院的人数，人口中仍足有一半承认自己是实践的天主教徒。
抗议和对抗仍然继续，甚至有增无已。每年有六、七份请愿书在人民之间流传，抗议宗教限制，签名者成千上万，包括立陶宛半数教士。最近有一份秘密宗教刊物开始抨击政府。
这种事件有助于鼓动苏联境内其他共和国的民族情绪，特别是人口占苏联人口第二位多数的乌克兰共和国。当地的知识分子甚至政府官员已开始公开称赞乌克兰民族精神。
丹卡斯相信，苏联当局不愿给予少数民族新的权利，一个原因是怕会引起新的要求和新的问题。她列举克里米亚鞑靼人为例。一九四四年，斯大林对涉嫌勾结德军的民族实行大报复，把所有二十万鞑靼人都放逐到中亚去。斯大林一九五三年去世数年后，鞑靼人开始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要求恢复他们公民权利并返回故乡。克里姆林宫对他们的要求大都置之不理。一九六六年，他们呈递一份有十二万人签名，差不多代表全体成年人口的请愿书，另有二万封信函和电报。翌年，政府勉强恢复鞑靼人合法的民族地位，但仍拒绝把他们送返克里米亚故乡。从此以后，示威的次数和人数都增加，也越来越激烈。鞑靼事件已成为反俄异议的焦点。昔日的地方性对抗已经蕴含了全国性的意义。
丹卡斯强调，脱离莫斯科的独立感，而不是任何种族习俗或民族行为，使克里姆林宫如此忧虑民族主义异议的存在。千百万人民激烈反对他们所谓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苏联腹地中的乌克兰人及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土耳其人，都是民族叛乱的潜在导火线。苏联当局不但明白因而深感忧虑。有关民族问题的会议和研究工作以空前的幅度增加也正是这个道理。
丹卡斯的结论是，苏联今日正如其前身“民族监狱”沙皇帝国，也是一个帝国——仍待解放的最后一个大帝国。苏联领袖自知他们进退两难：一份苏共文件说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成败关键之一”。丹卡斯认为问题在于：如接纳持异议的共和国的要求，给予一定程度自治，则苏俄帝国的脆弱团结将受到危害；如不给予某种程度的自治和宗教自由，又有面临苏联内部一亿二千万潜在异议者日益激烈对抗的危险。
丹卡斯肯定地说，苏联领袖过去以为已随沙皇一起消除的民族问题，很可能会决定苏联的前途。
【法新社巴黎十一月十一日电】题：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和在凯旋门的仪式
十一月十一日，国家元首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主持了一个隆重的军事仪式，纪念“为法国献身的人”和战争受难者。今年的仪式特别为战争造成的寡妇们举行，同时，参加纳尔维克战役的部队也获得了荣誉。
德斯坦与这些寡妇与老兵的家属长时间地进行了交谈。
德斯坦总统在为战争造成的寡妇中千分之一的人举行的宴会上宣布，将提高战争造成的寡妇的抚恤金。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十月八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俄国人能制止住逃亡吗？》，摘译如下：
不到五个星期的时间，就有五位苏联名演员——三位芭蕾舞演员，两位花样滑冰演员
——逃了出来。这表明，他们倒是愿意到伦敦、巴黎或纽约这样的地方表演。
最近一次叛逃事件发生在上一周，四十七岁的溜冰家奥列格·普罗托波波夫和他的妻子，四十三岁的柳德米拉·别卢索娃申请在瑞典避难。
别卢索娃在六十年代曾获得两枚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并多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称号。虽然他们滑冰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仍继续以他们自己的组织“滑冰国际”的名义出国表演。他俩比三个大剧院芭蕾舞演员的年龄大，但是他们逃跑的动机都很相似：反对政府控制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苏联对这几次叛逃事件实在痛心，它连忙取消了莫斯科国家交响乐团的出国演出计划，该乐团本来定于本周在纽约市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的。苏联官员在通知哥伦比亚艺术协会关于乐团的访问告吹的消息时，特别提到了三个大剧院的逃亡者。苏联负责安排文化交流的机构曾要求美国人作出保证，不让这些音乐家们受到“有害的影响”。可是如果访问成行的话，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新的逃亡事件。
关于这些逃跑艺术家的消息，苏联报界一直不提。有一家报纸在一篇文章中曾大骂亚历山大·戈杜诺夫，说这个最先逃跑的舞蹈演员已被西方情报特务洗了脑筋。而戈杜诺夫的妻子，舞蹈演员弗拉索娃却被报纸描绘成坚决要回莫斯科的一位女英雄。但是对于那两位溜冰演员以及另外两位芭蕾舞演员的逃亡消息却只字不提。两位芭蕾舞演员是列昂尼德和瓦连金娜·科兹洛夫。几个俄国人听到普罗托波波夫的出奔，心里不免纳闷。莫斯科的一个俄国居民说：“他们要啥有啥，又很有名气，自己有一套漂亮的房子，大家又都喜欢他们，他们为啥竟干这等事呢？”苏联的一位作家蔑视地答道：“如果这类问题纯粹是政治性质的，那就很容易解释了。不过，这些人是搞艺术的，是跳舞的。”
毫无疑问，克格勃的一些官员们一定会因为最近发生的几起逃亡事件而受到惩罚的。除此之外，就看不出苏联人还能做些什么来保证这类事不再重演了。一位苏联人士说：“我们并不打算中断所有的文化交流”——它既能给克里姆林宫博得友好的声誉，又能得到急需的硬通货。将来苏联惩处叛逃罪的法律不可能再比现在的严厉多少了。图谋非法离开祖国的重者可处死刑。克里姆林宫所能做的一切无非是对派往国外的表演者严加甄别。今后，出国访问的苏联演出团体带丈夫的和带妻子的人可能不多了。
【美联社华沙十一月十二日电】波兰财政部提出，要对“生活明显富裕”的人，即据认为购买力超过了一个波兰人的经济能力的人征收特别税。
这项新规定是在财政部的一份报纸上公布的，普通报亭不出售这种报纸。美联社昨天收到了九月二十日出版的这种报。
凡是生活水平超过了“同一职业范围内的平均水平”的人都要被征税。
该报说，那些在国家机关和合作经济部门工作的人、农民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可以免税，除非他们的购买力过分高于平均水平。
该报说，买一套公寓房间、一所住宅、一座别墅或一辆小汽车不算过分，除非这些东西的价格昂贵。
该报说，比“普通房子”大或设备好的房子算是价格昂贵的房子，西方装配的小汽车算是价格昂贵的小汽车。
该报说，那些免税的人如在短期内购买一件以上的价格昂贵的东西，就必须交税。
这项规定显然是针对共产党统治的波兰的三十二万六千名生活富裕的私营企业主的，他们的财富来源常常不明，据说他们往往逃税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