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认为中美两国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法新社巴黎十月二十五日电】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天在这里同巴黎晚报《世界报》记者谈话中说，“如果当初我知道，越南战争结束后会发生水门事件，为实现体面的和平而受这样大的损失就毫无意义了。”
关于中国，基辛格说，他对美国向中国主动采取行动的结果“多少感到满意”，他在这方面曾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说，中国和美国由于对“危险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而站在一起，而且今后继续会这样，尽管会有起伏”。他说：“我认为两国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他说，他认为，中国保持独立和避免受到任何军事威胁，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它在世界均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说，但是，美国不应在它同苏联的争端中利用中国这张牌。
“因此，我们应该帮助加强中国的独立地位，而不要情不自禁地使它成为一个美国的古巴。”他说，这是因为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会破坏同中国的关系，对于同苏联的关系来说也是过分危险的。
中国主席华国锋曾说人们应该设法推迟一场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基辛格在评论华主席的这番话时说：“要是我们能设法推迟这场战争的话，我们就十之八九会避免这场战争。”
基辛格先生说，西方应该设法在短时期内防止目前的力量对比对它不利，因为他认为，苏联的很大一部分军事装备到八十年代末将变成过时的了。苏联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已为军事目的花掉了“非常大量的资金”。
他说：“我们最快也要花五年时间才能弥补目前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的差距。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使苏联懂得：我们准备通过谈判来真正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将不为准备进行对抗而重新武装起来。”
【美联社慕尼黑十月二十一日电】伦敦《观察家报》曾报道说，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宣布从东德撤军。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要基辛格就此报道发表意见。
基辛格说，所宣布撤军只是一种姿态，至多只会后撤很小一部分苏联军队，而使得能够迅速地重新部署。
说该师主要任务是同北约其他部队一道参加欧洲防御工作
【法新社堪萨斯州赖利堡十月六日电】驻扎在美国农业区中心的堪萨斯州赖利堡的美国第一步兵师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便在一旦发生危机时就乘飞机前往欧洲。
这个有名的步兵师的师长菲利普·卡普兰将军说：“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我们只需要四天时间就可以把一万二千名士兵和他们装备运到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师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第一个登上了诺曼底沙滩。
自越南战争结束后，第一步兵师的主要任务是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部队一道参加欧洲的防御工作。这个师被称作“大红一师”，因为士兵的左肩都佩带着红色的“一”字符号。
“大红一师”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当前正准备在一种假设的紧急情况下前往德国参加代号叫“曼哈顿”的演习，这次演习定于十月二十二日开始。
在那一天，驻扎在赖利堡的这一万二千名士兵，将准备同约一百辆车一道乘坐在托皮卡空军基地等候他们的巨型Ｃ—１４１运输机出发，这个空军基地离赖利堡一百公里（六百英里）。
美国第一步兵师长期地驻扎在美国和德国，以便提高效率。它的为数四千人的第三旅驻扎在斯图加特附近的格平根，它每天都与设在赖利堡的师司令部保持着联系。
一百多年以前，赖利堡是第七骑兵团的司令部所在地，这个团在打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出了名。现在赖利堡是一个面积为四万公顷的庞大的军事基地，“大红一师”不管酷暑严寒都在这里进行紧张的训练。
在堪萨斯农业区的这片平原上，整年都回响着炮火隆隆声和Ｍ—６０重型坦克和装甲车的履带的轧轧声。一个人工湖被用来作为装甲部队通过浮桥跨越莱茵河的摹拟训练场所。
驻扎在赖利堡的这一万二千名士兵每年都要参加“部队重返德国”的演习，这种演习通过空运使驻扎在美国和德国的第一步兵师会合在一起。
为了争取时间，第一步兵师只携带直升飞机和它的最轻型的车辆。所有的重型物资（二百辆坦克、工程车辆、火炮及弹药）都另有一份部署在德国。
要圆满地完成“部队重返德国”这种规模的演习，就要求后勤组织工作不出一点差错。调集第一步兵师和它的物资并把这些从赖利堡运到托皮卡空军基地就需要两天多的时间，这就是卡普兰将军重视这次即将举行的“曼哈顿”军事演习的原因。
“大红一师”的这位师长说：“我们的北约盟国以及美国驻德国的二十万名士兵要靠我们迅速地支援他们。”自一九一七年以来，这支部队的格言就是：“不怕牺牲，敢于承担任何任务。”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月二十四日电】美国今天宣布出售按西德马克计值的公债二十二亿二千万美元，这是美国为支持美元所采取的又一步骤。
财政部的一项公告说，这些公债将分两批发行。这些公债专向西德公民发行。
这项计划的意图是要取得西德马克，这样当美元下跌时，美国就能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进行干涉。
前情报官员说，克格勃故意提供有关苏联的形形色色的“假情报”，以便使美国情报部门思想混乱，士气沮丧。这就使得这场间谍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当然，中央情报局也千方百计施展同样计谋，往往也有得手的时候。
但是苏联搞的欺骗似乎更加巧妙，它的假情报对中央情报局可以造成一种偏执狂的心理状态。就拿苏联的鼹鼠萨沙作例罢。近二十年来，涉嫌用这个名字为俄国人搞间谍活动的人，一直住在弗吉尼亚州靠近华盛顿郊区的地方，默默无闻地同他老婆一起经营一家小店铺为生。据他自己说，他在给美国当合同间谍的时候，是中央情报局“活动最出色的人”之一。他当时从他在西柏林的基地，执行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些最机密的间谍任务。
这个人实际上是一名苏联间谍吗？他否认了这种指责。联邦调查局尽管进行了整月整月的调查，依然未能得出最后结论。关于他的案子的卷宗一直作为一个悬案挂着。一位前情报官员挖苦说，“克格勃不颁布一项情报自由条例”，恐怕这个案子是解决不了的。同时，要对于萨沙这个人到底是谁作出判断，必须查明一系列盘根错节的怪案，而这个判断要看这些怪案的结论如何而定。
化名萨沙的一只苏联鼹鼠的存在，是一九六二年一个名叫阿纳托利·格利钦的克格勃叛逃者第一次提到的。格利钦先生曾听到他在克格勃中的同事讲过关于萨沙的功勋的故事，他认为这个萨沙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合同间谍曾在西德活动过。但他并不能肯定这个人是谁。
两年以后，又有一个名叫尤里·诺申科的克格勃叛逃者提到了这个萨沙。但是诺申科提供的关于萨沙的情报，指向了全然不同的方向，说他同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诺申科的说法终于受到了怀疑。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他讲的许多话进行分析之后，怀疑他是苏联派遣来的间谍。
接着，在一九六六年，自称名叫伊戈尔的第三个克格勃官员去到华盛顿执行一项临时任务时，同中央情报局挂上钩，表示愿意作一个中央情报局在克格勃内部的鼹鼠。据一种说法说，伊戈尔不光是指明萨沙就是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那个前中央情报局合同间谍，而且他还说，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有根高价值的“意识形态”间谍，所以克格勃想安排他从美国再次叛逃回到俄国。
伊戈尔甚至帮助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他对讯问他的人说，如果联邦调查局核对一下它对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监视的档案材料，就会发现一张萨沙从后门进入大使馆的照片。联邦调查局查看了自己的档案，发现确实有一张这个现在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前间谍的照片。
俄国人一直没有把萨沙弄回国，而伊戈尔也根本没有使一些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相信他真的愿意为美国搞情报活动。虽然在他回到莫斯科以后，中央情报局同他保持着联系，但是中央情报局觉得对待这个人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尽管有这么多怀疑，美国在一九六六年还是准许了伊戈尔假装去“招募”一个俄国海军军官充当苏联间谍。这个人是一九五九年叛逃到美国的，一直用尼吉拉斯·沙德林这个名字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本来希望通过它们控制下的伊戈尔—沙德林的关系，获取有关克格勃在美国活动的情报，但是这个苦肉计在一九七五年落得一个惨痛结局：沙德林在日内瓦同他的苏联上司接头时失踪了。）
正象这些间谍故事所表明的，情报界有时就象一间四面镶着镜子的明镜大厅，在那里根本无法把实物和影象区别开来。
一位情报专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直到一九六八年美国官员才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一个住在伊斯坦布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了一个据认为是反苏间谍网并为德国最高统帅部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的俄国人，实际上是克格勃间谍。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俄国人显然曾甘愿把数以千计的士兵的性命弃置险境而不顾，借以保持这个间谍的信用，以便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向敌方提供假情报。
但是，对于苏联情报活动的疑惧，有时可能达到失却控制的地步。一些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认为，六十年代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对中央情报局内部的苏联鼹鼠的一次大搜索使得中央情报局自己搜集情报的活动几近瘫痪。
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回顾说，到六十年代末，中央情报局内部猜疑的罗网比比皆是，竟至连安排给在莫斯科的间谍投寄一封信，也要经过该局保密部负责人直接批准。这位官员说，“我们当时确信所有一切都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以致于我们丝毫没有心思去着手干点事情。”他说，俄国人当时被看作是“十英尺高”的巨人，“狡猾到我们无法对付的地步”。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科尔比说，当时在反间谍方面疑虑过度，妨害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效率。
尽管有着种种的阴谋和猜疑，但在间谍活动中显然也有着可以遵循的规律。那位试图在加德满都招募他的对手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霍华德·斯通发现，在必要时可以按这个规律行事。斯通在尼泊尔任职期间，曾带他的夫人去印度孟买休假，参加天主教徒谢恩大会。当他抵达孟买时，发现在印度一家名叫《闪电》的杂志整个封面上涂写着他的名字，说他是美国“大间谍”。
斯通先生发火了。这是近十年当中俄国人一直在散布的有关他的一系列传闻中最新的一次。而这种传闻有可能危及他的家庭，使他无法再在尼泊尔干下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