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叙述了在中国的见闻和所受到的接待使他感到奇怪和“沉闷”之后说：“中国要维持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然要开放国家”
【本刊讯】日本《现代》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登载东京大学教授江藤淳的访华文章，题目是《中国开门了吗？在北京的一个星期》，摘译如下：
如果说国防水平落后二十年，那么国民生活就落后三十年以上，至于人们的思想，则落后一百年……
我一直对于日本人访问中国必须通过日中友好协会或日本文化交流协会那种所谓“友好团体”才能实现的做法怀有不少疑问。我想，如果有可能，希望在这堵看不见的墙上打开一个通风口。于是我借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机会，决定拿自己来进行一次试验，看一看单独自主地访问中国是否可能。
我在九月初大学的暑假结束不久，就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此后到实际启程前的十月三日傍晚以前，中国方面一直没有任何回答。
十月三日晚上，从大学的研究室回到家来，正解开领带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接电话，原来是外务省来的。说几分钟前驻北京的大使馆有了答复。
我到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印象是，虽然耕种得很好，但是树木太少。
飞机从上海上空北上北京的时候，天空晴朗，大体可以清楚地鸟瞰地面的风景。平原是田地，山岳地方基本上是秃山。充分显现出干燥农业地区的特色。飞机降低了高度，才清楚看出收割已经完毕的小麦地畦垅。看来中国的农民是很勤劳的。田地收拾得很好，比世界任何地方的农田都显得使人感到愉快。
但是，飞机着陆后，在跑道滑行着，总看不见象是机场大楼样子的建筑。好不容易转到日本航空公司飞机的前面，才出现了颇象上野火车站那样的建筑物。看正面悬挂着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才知道这就是机场的建筑。只有两架象是中国民航国内航线的中型螺旋桨飞机停在日航飞机的旁边。周围是一片旷野，觉得没有比这更突出的象征着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孤立的景象了。
在机场大楼的门口，有中国方面的人聚在一起，带着有点呆板的表情等候着我。大家都不说话，好象在眼睛深处隐藏着表情。这是心灵从来没有开过窍的人的特殊而近似无表情的表情。有说不出的沉闷感。
从机场到北京饭店，大约是四十分钟的路程。上了林荫，立即就看出来骑着自行车的人。和自行车之多相比，汽车在市内也是寥寥无几。
下车一看，感到奇怪的是北京饭店没有柜台。在什么地方办住旅馆的手续呢？环视宽阔的楼道，连柜台的影子也找不到。电梯在十四层楼停住。来到一四○五号房间，赵翻译转动了插在门上的钥匙，打开了门。他说：
“这是先生的房间。”
我打开双重的法国式门，到阳台一看，长安街上从东向西，从西向东奔流的自行车连续不绝。自行车太多，使人感到不太舒服。汽车不时高声鸣喇叭，在自行车洪流中穿行。终于来到了北京的感慨在这时候才涌上心头。汽车喇叭声非常刺耳，于是我关上了法国式门，坐在沙发上。这时我想，为什么这个饭店没有柜台呢？又想，中国方面为什么不归还我的护照呢？
想到这里，心中突然一闪。北京饭店所以没有柜台，肯定是因为原则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的外国人住宿。
被邀请的人受“欢迎”，而且，是受到周到的款待。但是这种“欢迎”必须以存放护照为代价。这时，受到邀请的“外宾”的行动自由就受到限制。只能按对方的安排行动。
公务人员必须把官方护照交存对方国家警察的例子，除中国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国家呢？
以后才知道，虽然通过日本大使馆一再要求，怎么也不能推倒对方把我作为中国政府文化部邀请的“外宾”来对待的见解。
对尽一切礼节来“欢迎”“外宾”的中国方面，我不能不表示敬意和谢意。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仍是使我想到这种殷勤本身就是不可打破的闭关锁国之风的最好例证。
尽管这样，中国方面却在短时间内，在那样繁忙的情况下抽空接见了我。无疑，这自然也是例外中的例外。对于这种照顾，我是毫无保留地衷心地表示感谢的。
本来文化交流是不能单向通行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文人的访日完全断绝了。这次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的日中两国之间，日本文艺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之间还没有进行交流，难道不是不自然的吗？
最初，中国方面表现了点头倾听的态度，不能得到什么具体的反应。但是，在回国前一天，十月九日上午同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夏衍会谈的时候，这位中国文艺界的老前辈主动谈出了和我的主张相同的想法，不禁使我大为吃惊。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在两国邦交上开创了新纪元，实在是大喜事。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飞跃地扩大文化交流。不说打开窗户那样小的事，而应该大大开放门户。我们要重视老朋友，同时也热烈希望接来很多新朋友。”
夏衍先生这样说，抬起眼睛望着我。
“……政治观点不同的人，还有艺术流派不同的人，我们也都要积极向他们学习。我们热烈欢迎这样的日本朋友访问中国。”
我当时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岂不是我的话变成回声又回来了吗？可能是我到处说的话由各个会谈对手提到最高一级，经过研究讨论而得到承认，然后成了现在夏衍的讲话，一定是这样的。这是中国方面的正式回答。
一切都被文化革命和“四人帮”搞得乱七八糟，要消灭这种落后现象是不容易的。这话不仅是夏衍，邓小平副总理以下的政府首脑，直到以丁谷先生为首的接待人员都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恐怕不可能是空话。如果说国防水平落后二十年，那么国民生活就落后三十多年，至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大约落后一百年。从文革梦中醒过来的中国领导人吃惊地看到这一点，开始拚死努力去消灭落后现象。
中国将从明年度开始向日本和西方先进国家派出多达二万人的留学生。据刘西尧教育部长说，暂时向我国派送理工科专业研究生五百人，中国还要求许可留学生寄居日本人的家里。
制订这个宏伟计划而要坚决实行的是邓小平副总理一代人，反映在他们脑子里的中国，无疑是在第一次大战后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好不容易才成功地统一了国家，但是在建设中一再遭到无情失败的中国，吃尽了“自力更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空话的苦头，结果他们咬紧牙关，苦思苦虑要给仍然只不过是个“后进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四个现代化”。
但是，既然如此，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国又把外国人只当作“邀请”的“外宾”，才允许入境，在北京饭店不设柜台，不许随身携带护照，坚持这样矛盾的政策呢？在我乘坐的贴有“文一”标记的汽车把身穿人民服的老百姓挤到一边，开到故宫博物院的正门前时，一刹那间人们眼中浮现出来的是强烈反抗的眼神，我是难忘的。因为领导人“欢迎”外国人而同民众隔离，民众把受“欢迎”的“外宾”看作无条件享受特权的“洋鬼子”而加以反对。中国现代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切断不仅是清朝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连续不断的中华思想的恶性循环呢？说不定他们认为一旦切断，中国立即就不成其为中国，而抱有危机。中国要维持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然要开放国家。但是相反，开放的程度越高，中国的现行体制和中华文明的危机就越深刻。
我不是预言家，没有能力判断是什么。但是，我想今后要注意报纸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会登载出来的小消息，那就是北京饭店设置总管理处，和投宿世界各国首都的饭店一样，旅客能够按照自己的情况预约或投宿。这种消息也许是和“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同等重大，或者含意更深。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刊登罗伯特·伍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人造鱼礁——新的希望》，摘译如下：
日本正在推行一项研制在二百海里捕鱼区水域里沉放人造鱼礁（日本惯称“人工鱼礁”）的七年计划。
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促使鱼类聚集在那些暗礁的周围栖息，最后使日本水域里的鱼类总数量增加，这样来帮助发展日本的渔业。
全世界各国都在确定二百海里捕鱼区，这对日本渔业是沉重的打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甚至远航至加拿大东部海岸捕鱼。
制造暗礁以增加鱼的捕获量的想法对日本人来说不算特别新奇，也不是他们独创的。
不过，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唯一把沉放人造鱼礁的想法付之实践的国家。十八家私人公司和研究机构迄今已设计出了十六个方案。根据这些设计方案所制造的人工礁都能在海底用上二十年至三十年。人造礁大至七米高八米宽的三角形水泥构件，小至用十五个汽车旧轮胎拼成。有一座人造礁外形象海龟，礁身有许多孔。
一般来说，这些人造礁的构件是用水泥或水泥加塑料制成的。
日本科学家认为，人造礁产生的回声、人造礁周围形成的漩流以及附近的饵料生物会对回游鱼群有吸引力。
日本至今已在其海岸附近的大约一百个地方沉放了人造礁构件。一些潜水员拍摄的彩色照片证明，这些人造礁确实能促进海洋生物的生长和非回游鱼类的繁殖。这些人造礁在陆地上看起来虽然很不顺眼，可是在这些照片上看起来往往象热带的海底乐园，因为暗礁上面生长着形形色色的海洋生物。
然而，常年生活在人造礁周围的非回游鱼类却没有多大经济价值，因为它们不喜结群聚游，所以只能用钓鱼杆等耗时费力的方法才能捕到。但是，回游鱼类则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由一个或几个人造礁构件组成的“暗礁”能繁殖回游鱼类，但数量说不准，因为它们还太幼小。
等现阶段计划完成之后才可看得出人造礁对鱼的捕获量有多大影响。现阶段计划是，需要在日本近海各处投放足够的人造礁才能抵得上一座大的天然暗礁。日本现在正在制造十七座大型人造礁，预计不久将开始再制造十二座。
绝大多数种类的回游鱼，例如沙丁鱼、鲣鱼和鲭鱼游得很远，在日本人造礁附近孵出的鱼很可能在美国、苏联和加拿大的水域里被捕获。但是，制定这项计划的人们确实希望象回游在日本沿海的海鲈和
鲫鱼之类的鱼大量增加。
住友水泥公司的负责人说，对人造礁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关于人造鱼礁形状的最好方案仍未确定下来，因为是采取敝口式还是闭合式，是用细柱子构成还是用平板构成，这些问题要由各种不同的鱼的爱好来定。
日本人只是现在才开始研究鱼的爱好，他们研究得就象他们以前研究外国消费者的口味那样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