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观察家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布拉德沃思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新羊年》，摘译如下：
中国在进入一九七九年——“羊年”——的时候处于这样一种怪诞情况之中。为了实现现代化，赶上莫斯科，它不仅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友好，而且还必须采用资本主义方法。
当新的一年开始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可能更加明确地集中于下述任务：粉碎克里姆林宫“新沙皇”的“世界霸权主义”。
逐步升级的大国乒乓游戏强调表明了这种趋势，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已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俄国人进行报复，与越南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中国则又给予坚决的回击，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二月，中国将贯彻始终，单方面废除历时三十年的中苏条约。
这个行动将由更多的外交活动来加以补充。一九七八年，在这种外交活动中，高级中国官员访问了大约五十个国家，寻求友谊，主要是寻求与美国和日本的友谊，如果可能的话，还寻求与在莫斯科背后的统一而强大的欧洲的友谊。邓将在下月先于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从而为一九七九年定下调子。因为，中国反苏活动的中心是美国对中国的正式承认。
中国将有头痛的事。国民党占有的这个战略岛屿与中国的统一可能是遥远的事。同时，中国人坚持支持柬埔寨的可恶的波尔布特政权，因为这是现有的阻碍亲苏的河内实现其在印度支那的野心的最好办法。
但是中国人不会为了波尔布特打仗，因为一九七九年首先是在国内具有很大风险的一年。正象党中央委员会在圣诞节前举行的会议的决议所表明的，共产党人将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工作，这将需要国外资本主义资金、设备和技术越来越多地参加进来。
他们已签订合同或正在谋求签订合同以获得总共约三百亿美元的外国贷款，据估计，他们将需要十倍于此数的款项才能完成他们的现代化计划。中国是信誉很高的国家，一向立即用现金付款，现在它已债台高筑。到明年，日本将从北京获得比中日八年贸易协定规定的一百亿美元还要多的定货。同时，中国在一九七九年还必须在欧洲大事购买，如果他们要使他们军队的非常过时的武器现代化的话。
如果在这个“新长征”中失败，那就可能引起群众中的不满分子的强烈反响，激进分子和教条主义者就又有上台的机会。但由于邓牢牢掌握政权，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即使在这个羊年。
【路透社北京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电】（记者：麦肯齐）中美两国关系在今晚午夜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抛撇了二十九年的敌意和缓慢的和解。
与此同时，中国怀有信心在比较开明的气氛中进入一九七九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十二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稳健派领导集团采取的讲求实际的经济政策表示赞成，使中国切实地走上了发展经济和发展工业的道路。
同美国和解是现政府执行讲求实际的政策的一个标志。现政府正在很大程度上指望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使这个九亿人口的国家迅速沿着现代化道路发展。
在对外关系方面，过去的一年是中国既取得胜利，也遇到烦恼的一年。它同日本签订了一项重要的贸易协定和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西方的实业家和政界人物源源不断来到北京。
预料，在今后十二个月内，邓小平先生将去华盛顿和华总理很可能去西欧访问。
另方面，同苏联的关系仍然很紧张。
可是，北京的老百姓还是在平静地迎接新年的到来，北京的“民主墙”周围聚集了一小群一小群的人。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一日刊登一条消息，标题是：《中国向日本要求七兆日元的协助，日政府和财界对此空前规模的经济合作，进行积极的研讨》，全文如下：
政府人士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表明，中国已向日本非正式的试探总数达七兆日元（约合三百五十亿美元）之巨的超大型的经济合作。为此，只靠政府途径的资金协助是有限度的，从动员民间的力量为好等理由，做为促进对中国投资、石油贸易等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窗口”，研究创立官民一体的准国策公司或特殊公司的议论迅速抬头，日中经济合作，质和量都迎来新时代。
中国基于十年计划要完成工业化，到一九八五年需要六千亿美元的庞大资金。中国外汇储备推算为二十三亿美元，对支付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进口成套设备的资金不足是明显的。
由于法国、西德等国家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动向的活跃化，和预料到美中邦交正常化后美国大规模地向中国进入等情况，政府内部出现了有必要尽快地重新估计大型援助项目的合作方法、实施时间的呼声，特别是包括贷款在内的提供资金的具体政策的研究也在进行。
利用政府资金的资金合作有下列几种方法：（１）援助项目；（２）贷款；（３）商品援助之外，还有设立官民共出资的“向中国贷款法人”，从这里向中国的援助项目实施机构提供贷款。此外，国家进出口银行的混合借款和合办公司方式的直接投资，也成为研究的课题，围绕它的具体政策，今年政府和产业界将会有大的动作。
【路透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驻这里的加拿大大使馆今天说，应中国外贸部长李强的邀请，加拿大工商部长杰克·霍纳将于一月七日到北京进行七天的访问，陪同他访问的有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
【本刊讯】英《卫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使熟悉的汉字具有大胆的新形式》，副题是《约翰·吉廷斯解释为什么〈卫报〉要采用中国名称新拼法》，全文如下：
路透社也和新华社一样保证：从一九七九年起，几乎每一个中国地名和专名对中国以外的读者来说都将显得不同。《卫报》也将照此办理。
华国锋（ＨＵＡＫＵＯ—ＦＥＮＧ）总理的名字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将变成ＨＵＡＧＵＯＦＥＮＧ；邓小平
（ＴＥＮＧＨＳＩＡＯ—ＰＩＮＧ）副总理的名字的写法将有更大的改变，拼写为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四川省
（ＳＺＥＣＨＷＡＮ）将变成ＳＩＣＨＵＡＮ。读起来难听的福建（ＦＵＫＩＥＮ）将拼写为ＦＵＪＩＡＮ。
一般来说，新拼法将有助于讲英语的读者在读中国名字时能更加接近于主要方言——现代标准汉语（过去叫中国官话或国语）——的发音
。
关于中国人名地名根据拼音办法拉丁化的决定是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十二月初宣布的。北京是犹豫了多年才做出这一改变的。它一直沿用比较老的威妥玛—贾尔斯拼法。这种拼法是由于西方传教士和学者上世纪努力把汉语变成拉丁字而产生的。
世界性通讯社路透社已在向编辑们发出的通知中宣布：它也将照此办理，只有八个人们熟悉的名字例外。这八个名字仍将保持现在的拼法。照路透社的意见，毛泽东
（ＭＡＯＴＳＥＴＵＮＧ）主席将不拼为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北京（ＰＥＫＩＮＧ）也不拼为ＢＥＩＪＩＮＧ，虽然后面的拼法更接近于实际发音。
国民革命的创始人孙中山的名字将继续保持广东话的拼法，这种拼法在西方早就成为标准拼法了。
已故总理周恩来是不改变名字拼法的唯一的另一位中国领导人。还有四个地名的拼音读法会给大多数外国读者造成极大的困难，因而也保持不变。
它们是：西藏（应拼成ＸＩ—ＺＡＮＧ），内蒙古（ＮＥＩＭＥＥＮＧＧＵ），广州（ＧＵＡＮＧＺＨＨＯＵ）和中国本身——它在汉语中完全是另一个字，应拼成ＺＨＯＮＧＧＵＯ，意思是中央王国。
《卫报》将仿效路透社的新做法，无论是采用新的拼音法，还是上述的几个例外，都同它一样。
迄今为止在西方报纸上读到中国名字时，大部分名字都极难标出正确的发音。容易混淆的一个原因是，一些常用声母的送气形式和不送气形式好象是没有什么区别（如Ｔ和Ｄ、Ｐ和Ｂ、ＧＨ和Ｊ）。这就是邓（ＤＥＮＧ）副总理的姓拼成ＴＥＮＧ的原因。
在用英语向一个不是专家的听众谈起中国时，就会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谈到已故的红军总司令朱德（ＣＨＵＴＥＨ），把ＣＨ这个音发得象在“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巧克力）这个字里那样重，把Ｔ这个音发得象在“ＴＯＭＭＹ”（面包）里那样，那不肯定要搞错吗？就算是正确地称他为ＺＨＵＤＥ，却把声母发得很轻，那样人家不就会听不懂吗？
要按地图上的标准拼写法读出中国地名的正确发音就更难了，到中国去访问的人常常很难在地图上查找地方。
这些地名标音有时是以方言发音为准的，甚至比一些专名用的威妥玛—贾尔斯式拼法还要老。象南京市写成ＮＡＮＫＩＮＧ而不是ＮＡＮＪＩＮＧ这样以字母Ｋ代替Ｊ的情况一直是发生混乱的共同根源。但在山东省，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德国的“势力范围”，那里的地名的拼法就更古怪。该省的省会是济南（ＪＩＮＡＮ），但至今仍拼成ＴＳＩＮＡＮ。
多年来，中国学校一直教授拼音法，以此帮助学习汉字。虽然看来拼音仍然不大可能代替中国的表意文字。现在教授外国的学生也普遍使用拼音法。
显然，汉语拼音并不总是能使所有不是中国人的读者容易学会汉字的正确发音。西方没有对拉丁字母规定标准的发音。因此，讲不同语言的人对用同样字母拼写的汉字就会有不同的发音。
拼音法本身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最突出的不一致之处是拼音中写作Ｉ的这个元音的发音。它在某些声母之后的发音听起来象长元音（就好象在ＢＥＥ这个字中的发音），但在另一些声母的发音听起来又象是短元音（就象在ＣＩＨＥＲＯＯＴ这个字中的发音），因此，会给学习汉语的学生造成很大的混乱。
然而，即使最顽固的汉学家现在也应发现，改用中国自己将采用的拉丁字母统一标注汉字发音的办法是很难抵制的。
但是，许多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将需要一些时间学习怎样拼写他们自己的名字，因为过去十年来中国只在学校里普遍使用拼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