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8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九月七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国外的对付办法:欧洲人把独创性和福利结合起来以对付通货膨胀》《保健费用和住房费用比美国低;假期具有很大意义》《“谈判”税收率》,译载如下:
    在英格兰,格利尼斯·本包(伍尔沃思商店的一位检查员)发一封密封信要花二十美分。但是,她同她母亲向政府租一个有三间卧室的舒适住宅,每周只交十三点七七美元。
    在西德,钢铁工人迪特里希买一加伦汽油要花二点五○美元以上,但他到医生那里看病却不花一个钱。
    在法国,石匠洛迪纳买一磅碎牛肉约花四点六○美元。但他缴的所得税却是低的。
    普通欧洲人就是这样——在这里开支,在那里节省——来对付一个看来没有国界的问题:日益高涨的生活费用。
    由于美国的通货膨胀年率约为百分之十三,许多美国人也许看不到这里生活费用同其它地方一样高或者还要高一些。走遍欧洲大部分地方
    ——的确,在工业化世界的大部分地方,物价是十分高的,以致比较起来,美国往往看来是最后一批生活费用低的国家之一。东京生活费用最高国际商业公司(日内瓦一家企业)最近对七十个主要城市的生活费用所作的分析表明,西欧主要城市中只有罗马、都柏林和里斯本的生活费用比纽约低。这项分析报告说,伦敦的生活费用比纽约高百分之七点五,巴黎高百分之二十一点一,法兰克福高百分之二十九点三。
    欧洲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是苏黎世和日内瓦,这两个城市的物价比纽约的要高百分之四十六点五。(东京的生活费用甚至更高。)
    欧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绝大部分都比美国的低。
    西德的通货膨胀率约为百分之三点九,法国是百分之十点一。但是,物价一般却比美国的高,工资也常常比较低,而且用实得的工资买的东西比在美国买的少。
    在欧洲生活或旅游的美国人,常常为这种物价所震惊,近几个月美元比值在海外下跌,就尤其是如此了。生活费用在普通欧洲人看来也是高的,尽管他们并不因美元每日的波动而特别受影响。伦敦一家顾客自理洗衣店的服务员说,物价“涨得惊人”。
    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许多欧洲人得到政府对住房的补贴,大多数人也享受政府出钱的保健服务。他们花钱的习惯往往与美国人的不同。一次美好的休假也许比买第二辆汽车更重要,而新衣服也许不如黄油重要。欧洲人的用具往往比美国人的少。而且,许多家庭吃的不如美国家庭吃的好。
    为了用个人情况来说明这一切,人们可以看看三个国家的家庭。英国的本包一家本包及其母亲住在阿什当大街的一座宽敞的二层楼红砖房。这座房子是二十年代造的,有三间卧室、两个浴室、一间起居室、一间餐厅和一间厨房。前院盛开着玫瑰花,还有一个宽敞的后院。每周房租为十三点七七美元,房地产税、水费和煤气费一周共为十一美元左右,住房费用一周总共约为三十六美元。
    本包一家在这座两层楼房住了四十三年。这座房子是“地方当局的住房”——由地方政府住房管理局营造的。在联合王国,任何人,不管其收入多少,都可以申请住地方当局的住房;住房是根据申请人对住房的需要和家庭人口的多少这类标准来分配的。
    本包小姐在伍尔沃思商店担任的职务,以及本包夫人在地方邮局担任的职员职务,每周所得的收入约为一百九十一美元。不过,她们的预算比这笔收入要小。本包小姐——每周总收入约为一百一十二点五美元,而净收入约为七十九美元
    ——每周付给她母亲膳宿费二十二点五○美元整。本包夫人付水电和煤气费等。
    这两个妇女各人所得的收入比英国上全班的女工每周平均收入——约为一百四十六美元——要少。
    但是,本包一家说,她们的预算安排并不紧,也不很周密。例如,本包夫人说,她不知道她在食品方面花多少钱——食品是她每周开支中的最大项目。
    然而,她们在用钱上还是仔细的。本包小姐说:“如果我买不起,我就不要它。如果我有钱,我就买它。”她在衣服方面用不着花很多钱。
    象所有英国公民一样,她们从全国健康保险计划中获得了好处,这个计划支付她们的全部医疗费用。本包夫人因为有六十多岁,所以甚至不必付处方费。
    本包一家这两位妇女没有汽车。如果她们需要到外面去,本包小姐的兄弟布雷恩用他的车送她们去。法国的洛迪纳一家洛迪纳是一位三十四岁的石匠,每周通常工作四十八小时。为了纳税,他说他每周所赚不到二百美元,这样一年约为一万○三百五十美元。他的妻子安妮在巴黎一家医院里搞理疗工作,她一年约赚七千六百六十美元。
    今年二月,洛迪纳一家(住在巴黎西北部三十英里的梅齐埃尔农村)觉得需要过一个寒假,于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靠近瑞士边界的上萨瓦滑雪胜地。度假十天花了一千八百四十美元,即几乎占这一家纳税前的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洛迪纳一家舍得花这笔钱度寒假——代价之高也许使很多高薪经理都不敢去度这个假——这一点使人可以看到法国家庭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什么。不过,它也使人可以看到一点法国税收制度的运转情况。
    作为一个个体经营的手艺人,洛迪纳先生可以选择他缴税的办法。他可以按他的实际收入纳税,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收入和开支都必须有证件和发票。或者,他也可以按他和税务当局所商定的他的“估计”收入预先纳税。
    如果他的收入超过了这个估计的数字,那么多出的这份钱就是他自己的,而且可以免税。洛迪纳先生说:“设法缴尽可能少的税,而设法赚尽可能多的钱。这是一种把戏。”
    许多法国人都用某种办法玩这种把戏。
    洛迪纳一家生活过得不错。他们每周在食品方面约花一百三十二美元,家用开支花五十七美元。一个女仆每周帮助工作六小时。他们家里有在美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法国家庭却并不常见的一切东西:一架彩色电视机、一个洗碗机、一个洗衣机、一个大冰箱和一间现代化的厨房。
    然而,他们凡是能节省的都节省下来。例如,为了节省汽油费,洛迪纳先生工作使用的小运货车兼作家庭汽车使用,而且一切修理工作都由洛迪纳先生自己干。德国的迪特里希一家波鸿是在西德富饶的工业心脏区杜塞尔多夫东北五十英里的一座钢城,它是典型的德国城:例如,啤酒卡车往家里送啤酒,牛奶卡车却不往家里送牛奶。
    但是,迪特里希(克虏伯钢铁厂的电炉钢铁工人)不向停在他公寓门前的啤酒卡车买啤酒。他到超级市场买啤酒。这样,他买一箱啤酒约花六点五○美元,而买送到家里的一箱啤酒则需花八点一○美元或八点六五美元。
    到商店买便宜货,精打细算地花钱,这就是这位大腹便便的迪特里希先生及其妻子埃迪特用他的约一万六千二百美元的年薪(这比产业工人每年平均一万三千六百三十美元的工资略为高一点)过日子的办法。他们也自己做一些事情。
    迪特里希夫人给迪特里希先生和他们的十二岁的儿子拉尔夫理发,这样就节约了四点三二美元的理发费。这一家人所穿的衣服的大部分也是她做的。迪特里希一家所吃的蔬菜的一半以及大部分水果,是靠自己在一块附近的园地里种植的,他们租这块地一年约花三十二美元。
    迪特里希夫人对家庭开支要记账,预算编得很仔细。她说,每月总开支——不包括房租和保险费,但包括约三十二美元的煤气及水电费——约为五百四十美元。迪特里希一家向克虏伯工厂租的有一间卧室的一套房间每月要花一百一十三美元。再加上保险费和杂费,他每月的实际工资(通常是七百五十美元到八百一十美元之间)就剩不下多少了。(象英国的本包一家一样,迪特里希一家几乎不付医药费或看牙费,因为政府和公司实行有免费医疗计划。)
    迪特里希夫人说,当物价上涨或收入下降,“我们唯一的替代办法就是在食品方面节约”
    ——因为其它大多数开支多少是固定的。她总是很仔细地选购食品,通常是走二、三个超级市场以购买最便宜的东西。
    尽管迪特里希先生要与日益增长的费用作斗争,但他享有大多数美国钢铁工人会羡慕的职业福利。
    根据他的工会合同,除非提前六个月通知,否则是不能解雇他的。一旦他过了五十岁,就根本不能解雇他了。如果他在体格上不宜于干他的工作,克虏伯钢铁厂必须替他另外安排一个拿同样工资的工作。当他到五十七岁,他就有资格几乎拿全薪退休了,而且他的年金将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米尔瓦利十月二十七日电】退休新闻记者古尔德在留下遗书,表示因健康衰退而沮丧之后,本星期突然开枪枪杀其妻子并自杀。他现年八十一岁,其妻的年龄没有发表。
    在一九二五年,古尔德被委任当时在中国上海的美联社经理,并为该通讯社担任其他工作。
    此外,古尔德在四十五年新闻记者生涯中,还在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九年担任过前上海一家晚报的编辑和出版人。他还为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丹佛、檀香山、日本和菲律宾的报纸工作过。
    (原载香港《大公报》)


    【埃菲社伦敦十月七日电】题:发动购书运动
    今天在这里公布的一份调查材料中透露,在英国,近百分之五十一的成年人从未踏进书店或图书馆的门槛。图书市场研究委员会进行的这次调查报告中说,在英国,连一本书都没有的家庭为数不少,所占百分比很高。
    尽管在英国每年出版许多书,而且年年增多,但销售量一直停滞不前。拥护上述调查的人主张发动一场鼓励购书和读书的运动。
    上述委员会建议在全国举办售书周,向公众介绍出版的新图书,并设专门供应书摊。


    【路透社联合国十一月一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说,联合国正在考虑在纽约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以对付它认为这个城市的一些新闻机构对它采取的不理睬和敌视态度。
    瓦尔德海姆说,这个计划是为了“对付减少或者不那么客观地报道联合国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最近在联合国总部是很明显的”。
    他在一份关于联合国新闻活动的书面报告中说,正在审查这个计划是否可行,需要多少开支。
    由于财政上的考虑以及在美国影响减弱而第三世界多数国家崛起之后,美国新闻界对联合国活动的兴趣淡薄,因此美国新闻机构在联合国的专职代表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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