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对中国外交说来，缔结日中条约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日、美、中三国的协调”；苏联会被迫从更长远的战略观点采取对策；美国内推进对华邦交正常化的动向将鼓起势头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八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莫斯科、华盛顿和曼谷的记者的报道，题目是《在全向外交之下的日中友好新时代》，摘要如下：（原编者按：正如处理引起了争论的“反霸”问题所象征的那样，缔结日中条约意味着日本的全向外交经受了考验。各国怎样看待日中缔结条约呢？将来的日中关系又会怎样呢？我们从北京、莫斯科、华盛顿和曼谷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意义深刻的背景对中国外交说来，缔结日中条约的意义重大。可以说，这是华国锋政权成立以来得到的最重要的一分。这一条约具备以下若干明显的特点：它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首次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它是中国首次与“第二世界”国家缔结的条约；它是第一个明确地把反对霸权作为条款的国际条约。
此外，签订这一条约的背景，也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华国锋政权成立已近两年。相隔十三年后，现在同外国签订了条约，这本身就表明了华政权的稳定。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稳固了，提高了。特别是，最近中国同越南发生对立、阿尔巴尼亚反叛、阿富汗建立了亲苏政权，等等，中国在外交战略上出现了种种不利因素，因此，签订日中条约就绰绰有余地挽回了损失。
并且，签订条约的对象，对中国说来是最近的邻国先进国家（第二世界的）日本，这是重要的。这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一直受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侵略和蚕食。中国希望在二十世纪末设法实现现代化，也是争取摆脱过去那种可憎的历史。在这种时候签订条约，一方面对日本再次发动侵略加上了反对霸权这种限制，同时也使得日本能顺利地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合作。似乎可以说，这一条约，总结过去的教训，展望未来，历史意义是深刻的。
当然，中国也理解日本拥有和平宪法，正在争取奉行全向外交。条约使中国消除了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担心。既然如此，对今后的经济合作则抱有重大期望。把基本原则国际化上边谈过，这一条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写进了反对霸权。这大概意味着已把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扩展到国际社会。
现在，反对霸权主义已成为一句国际上的常用语。七月底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声明“同霸权作斗争”就是其例证之一。当年，已故周恩来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国际社会普遍使用。似乎可以说，反对霸权是继此之后中国外交获得的一分。
不过，中国不是把反霸权作为一般外交原则，而主要是用于作为现实的攻击苏联的武器。
在条约谈判过程中，我国强调，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增进日中友好。所以，中国以日美关系为前提条件同日本签订条约，它本身就意味着“日、美、中三国的协调”。三国在亚洲的协调，当然将导致排除苏联的影响，对中国来说，这有很大价值。相反，假使条约谈判半途而废或者破裂，结果就会加大中国外交上的孤立，使苏联高兴。在这样的关头，中国能够舍小（直接地同苏联对抗）求大（巩固整个世界战略中的反苏体制）。今后的课题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在北京也有人估计说：“中国充分地意识到了美国注视着条约谈判。卡特政权赞许华政权在日中条约问题上的态度和灵活性，并寄于期望。所以，今后，大概要对美中关系正常化采取具体行动了。”
据料，美国把中国在日中谈判上表示出来的灵活性作为一种判断的依据，也认为中国即使不放弃大原则，也可能采取现实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从而开始处理台湾问题。并且也有很多人指出，这种动向在极为秘密的幕后已开始出现，在今年秋天美国中期选举后，似将正式开始。以超出报复的立场对待那么，苏联要对日本进行报复吗？直截了当地说，从苏联领导来说，对日本进行报复在战略上看只有次要的意义。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来说，对待日中条约，并不是玩弄小权术即对日报复这种“限制战术”就能解决的问题。对苏联领导来说，日中条约有战略上的更重要更广阔的性质。正因如此，它认为问题严重得已经超出了对日本进行报复这样一种局部的应付措施的范围。
中国与苏联相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远处于劣势。在与苏联对抗方面，中国要拉到自己一边的对象正是日本，它有先进技术。在这一点上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苏联领导神经紧张。
中国通过与日本经济力量的结合，增强潜在的国力，大概不久就能以自己的力量反抗苏联的压力。而且，总有一天会完成质的转变，名副其实地成为能与苏联对抗的大国。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刻没有忘记这一点。所以，超级大国苏联的领导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重视战术措施的想法，即不会因为日本同意签订了日中条约就短兵相接地对日本进行报复。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会被迫从更长远的战略观点对日中条约采取对策。燃起了反击的斗志因此，克里姆林宫对日中条约的分析理解是这样的：北京通过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强加给日本，将会密切同日本的关系，把日本变为同苏联对抗的“兵站基础”。还看到，存在着日中条约的幕后导演，即美国的卡特—布热津斯基政权。日中条约担负着保证由日中和日美三国在亚洲遏制苏联的作用。由于签订了日中条约，现在，第一幕已经结束。到从亚洲远东排除苏联影响之时，即会迎来日中条约这出戏的尾声。另一点，莫斯科认为，在中国如此热衷于缔结日中条约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副主席邓小平想把日中条约作为在全世界转入外交攻势之“突破口”的目的。
由于在北京的日中谈判以出乎预料的速度达成了协议，苏联领导受到北京领导先发制人的打击。苏联领导也不会这样下去，而置之不理。在印度支那半岛，它已把越南更深地拉入苏联阵营，把河内作为桥头堡，努力在东南亚扩大影响，尽可能地控制北京的扩张。并且，苏联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中立化设想明显地表示支持，设法以更为灵活的战略接近东南亚国家联盟。而且要避免剧烈冲击日本，以便维持日苏渠道。
可以肯定，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注视着参加日中条约签字仪式后飞往布加勒斯特的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从遥远的克里米亚已燃起了对中国进行反击的斗志。慎重地对待苏联的警惕性日中的“和平握手”成为亚洲史上的新起点。它当然将会对美国国内推进对华邦交正常化的动向鼓起势头。但是，从考虑到台湾问题和美苏缓和的关系来看，不会对美国政府“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尚未确定”这种态度带来大的变化。
对美国说来，同中国的关系，不仅在亚洲，而且在非洲、中东和东欧等东西方对立的各种局势下，有很多方面利害一致。正因如此，卡特总统就任以来一直坚持保证要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外交先后顺序中摆在第一位的是对苏关系，这也是很清楚的。在有关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谈判达成协议同继而举行的国会会议批准该协议这方面，一面注视着反对中国的苏联的动向以及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条件的国会的动向，一面寻找对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这大概就是卡特总统的方针。反对霸权很好即使在还未下决心同中国恢复正式邦交的印度尼西亚，也听到了对日中联合的评价。一位评论家说：“日中携起手来意味着两个大国互相监视对方，对我们方面说来也很有利。”这就是说，从军事上、经济上易受大国霸权影响的小国的逻辑来看，大国之间能够相互制约是理想的。中苏对立的“‘影子”东南亚各国对“日中问题”日益关心与自去年以来在这一地区产生的新的不稳定因素不无关系。
各国都害怕该地区在“印支战争结束后”的三年内尽管曲折但一直保持稳定的美中苏均势可能崩溃，产生新的动荡的因素。尤其是，中国与越南的对抗是以华侨问题为导火线的，因而对各自国内也存在着同样问题的东盟国家说来，并非是他人之事。
“日中问题”与这些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东盟国家一刻也放心不下。就是说担心中国同日本以及通过日本成功地与美国加强关系，从而确保背后的安全，因而可能进一步加强对其盟友柬埔寨的支援，同时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越南和苏联。苏联从对中国的战略出发，收回了几年来一直坚持的“亚安体系”的主张，甚至表示默许东盟提出的“东南亚中立化设想”。中国的态度引起了苏联更为强烈的反对。其结果，彼此未必不发生以霸制霸的事态。东盟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对“日中联合”抱有期望的同时又感到不安，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一日电】题：电贺越南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庆给越南领导人的贺电中指出，越南始终不渝地主张发展东南亚国家和平和睦邻关系，并对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斗争作出重要贡献。
英雄的越南人民受到中国粗暴的大国主义压力以及柬埔寨的由北京唆使的军事挑衅，但是，他们坚决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他们的正义事业理所当然地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
经过时间考验的苏越友谊和团结正在不断巩固，并充实着新的内容。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九月一日以《日本政府将接受中国提议的日中贸易倍增方案》为题报道：
（日本）政府首脑八月三十一日表明，准备大体上接受中国政府关于日中贸易八年期间增加一倍的方案。具体步骤是，福田首相，最近会晤河本通产相，统一日本政府的基本想法，再由访华的河本通产相同中国政府首脑决定日中长期贸易协定的增额问题。
据政府首脑说，今年二月日中间缔结了日中长期贸易协定，八年期间的贸易额，单方面为一百亿美元。但是，最近一两年内日方的出口肯定要突破。协定成立后，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交易会谈迅速进展，已经签订五十亿美元的合同。还有五十亿美元的洽谈正在进行，仅出口成套设备，一两年内就将有百亿美元成交的趋势。因此，如按八年期间各为百亿美元的相互贸易长期协定，估计日方出口二年期间就会突破框框。
为此，政府首脑指出，“有可能发生下述事态：中方的进口八年期间达到百亿美元，日方出口二年期间达到百亿美元”，并希望像中国政府所建议的那样，通过日本增加接受石油数量，使日中间的贸易按扩大均衡的方向持续下去，从而表明了大体上可以接受中国政府表明的把八年期间往返贸易的二百亿美元倍增到四百亿美元的建议。
但是，为此要有下述先决条件，即：同阿拉伯原油相比，要增加消费汽油、煤油等成分少而重油成分多的重质的中国原油。对此，政府首脑认为，只要建设国家的大型项目——分解重质油装置就能增加接受（中国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