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九月二十六日以《迎宾馆的第三十位“超级重要”贵客》为题报道：与国宾等同九月二十五日访问了外务省的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表明，邓小平副主席同夫人卓琳一起于二十二日前来日本。中国的要人同夫人一起出访外国据说是极为例外的，（日本）政府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对这次访日倾注非同一般热情的证据”。
福田首相亲信从正式谈起邓副主席前来日本，一开始就表明了“与国宾等同”和“以国宾对待”的想法。这是因为邓副主席处于华国锋体制的中枢地位，还由于缔结日中条约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政府也认为是首次接待来自复交后的中国的要人，因此要表现出最高级的欢迎热情。
外务省有接待外国客人的标准。据此标准，国宾待遇只限于各国的皇帝、国王、总统和采取共和国制度的首相一级的人物。迎接国宾时规定，天皇、皇后两位陛下要到机场迎接，在迎宾馆要举行欢迎典礼等仪式，在宫中还要同天皇、皇后两位陛下会见，有正式的晚宴。
次于国宾的，有外务省公宾的标准，适用于总统制国家的总理，立宪君主国的首相等“准元首级”的人物。一般情况下没有宫内等正式仪式。邓副主席是次于元首华国锋主席的第二号人物，可以说相当于这个“等级”，但是原则上是公宾，而欢迎的“内容”却准备同国宾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与国宾相等”的意思。
因此，负责准备欢迎邓副主席的外务省和首相官邸等有关人员真是大费心机。警卫阵容，据说要超过美国总统福特（访日）时（总共出动十六万名警察）的规模，可以肯定，热烈欢迎程度要超过过去很多位国宾。会见天皇日程虽然未定，但是同天皇、皇后两位陛下会见和同天皇陛下举行午餐会已经确定。尤其是，中国要人同天皇会见当然是第一次。
天皇陛下一九七五年十月访美曾会见外国记者团，在答复质问时说过，“如果说能够去（中国），那太好啦”。据说陛下对中国非常关心，政府人士说，同邓副主席会见可以肯定将“成为皇室外交史上划时期的事件”。
会见时拿什么作为话题呢。陛下同伊丽莎白女王（一九七五年来日）在晚餐会上有过谈及过去战争的事例，谈谈过去说说将来，将会产生日中两国永远友好的纽带。
与邓副主席同行的有出生在日本，学于早稻田的中国头号知日派，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黄华外长。由在日本有很多老朋友的廖会长的帮助，也将使邓副主席在“日本情况”方面的话题丰富起来。饭菜邓副主席恰好是赤坂迎宾馆一九七四年四月开放以来的第三十位宾客。
关于邓副主席在饮食上的喜好问题，中国大使馆说，“没有资料，不了解”。
迎宾馆内的炊事设备也只是日本饭菜和西餐用具，没有中餐用具。饮食的烹调由外务省委托帝国饭店、大仓饭店和新大谷饭店三家每年交替进行管理，今年是由新大谷饭店负责。新大谷饭店人士说，“如果要用中餐，迎宾馆内没有设备，内部正在研究”。酒和烟田中副教授说，邓副主席好象“相当能喝”，还喜好吸烟。
宫中的情况是，饭前的酒确定为葡萄酒和香槟酒，饭后的酒照客人的要求办。
特别是，签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园田外相等人被用茅台欢迎的，宫内厅许多人认为，以用日本酒为好。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九月二十三日刊登巴格曼发自北京的报道，题为《中国向德国公司订几十亿的货》，副题是《第一次通过贷款的资助——同英、法、美竞争的胜利》，转载如下：
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从北京满载而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向联邦共和国的企业订购八十亿马克的货。德国谈判代表团的代表在结束其在北京的会谈后说，在可见的将来将签署相应的合同，这几乎是没有问题了。这几十亿的买卖是在贷款基础上进行的。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一个西方国家第一次在贷款基础上达成的一笔大买卖。
德国企业将在中国建两个年产各为二千万吨的露天煤矿和五个总年产量为二千三百万吨的煤矿。已有的地下采矿设备的生产能力在德国的帮助下将从每年的三百万吨扩大到六百万吨。此外，中国人想委托德国企业建造一个制造矿山设备的工厂。另外，它还给德国企业很好的机会承担七个已有的矿山机器厂设备现代化的任务。
在北京还听说，建造工作在合同签订前就将开始。德国代表团尽管有英、法、美的激烈竞争能使中国人相信，德国的技术不仅是最现代化的，而且也是最经济的。
一个德国银行财团
——德国各大银行的一位代表在北京证实了这一点——将提供八十亿马克的贷款，按通常的条件，期限是五至十年。
德国银行是除日本外第一批中国愿作为借方接受的银行。
即将签订的供货合同规定在联邦共和国培训中国矿山技术人员。据说，此外德国技术人员将支援中国人建造在吉林、黑龙江、安徽和湖北诸省的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在今后十年内把煤的开采量从现在的年产五亿吨增加到十亿吨。
说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和平和正确的发展过程中，在不采取苏联那种强行集体化造成不幸的措施的方针指引下，成为其他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榜样
【本刊讯】意大利《人民报》从六月二十二日起到七月六日，连续发表该报记者卢卡·劳里奥拉的五篇访华文章，总题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各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要把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为了公社需要的经济》《公社外的故事：家庭妇女变成“科学家”》《改正学校里“激进派”的错误》《工业革命将改变“公社”》，第一篇转载如下：
同公社农民、工厂工人、大学生和政治干部谈一谈就可以知道，在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反对“四人帮”的长期艰苦的斗争，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权力之争。在史诗般的革命年代和农业改革——这是迄今为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成功的改革——之后，中国落入了这样的危险境地：在国际上完全孤立；在报酬上一味拉平，使人鼓不起干劲；对知识分子、科学家、技术人员实行疯狂的镇压政策；发展速度大大降低。如果“四人帮”的政治影响继续存在，那么，经济崩溃就有可能使中国重新落入与印度毫无差别的境况之中。现在，一切都变了。中国正在加快步伐，要把耽误了的八到十年的时间夺回来。
粉碎“四人帮”是为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奠定政治基础的第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活动。但是，仅此就够了吗？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以及它的文化传统对第二次革命是起推动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呢？
华国锋的“二○○○年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通过购买西方的技术，通过同欧洲和日本的技术合作，这些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但是，那时公社和城市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象现在这样的结构，公社的工业活动是为应付公社自己的需要而制定并发展的，最多只能自给自足，没有具体的可能来增加可动用的资金和有用的技术设施及管理结构，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活动。象这样的结构就无法同设想中的大联合企业恰当地协调一致。社办的中小工业或者是县办和省办的中小工业，要通过许多公社或地方行政单位的联合活动而得到发展。如果中国当局不想重复苏联在详细制定计划中的强制集中的方式和错误的话，那么就应当维持和发展现行的分散制度，强化集体所有制的作用，随之要调节资金积累的进程，调节地方及省一级的管理。把国家、省和地方的工业投资和大量收入在大经济水平上综合到一块是并不容易的。
农业机械化将解放大量劳动力，而工业、基本建设和服务行业却不能很快吸收这些劳动力。因此，必须及时考虑破旧的市政设施的现代化和名副其实的建筑业的发展。实际上，只有建筑业才能吸收农村中的大批劳动力。这一进程必将使目前住户分散的公社过渡到真正的西方那种市镇（行政管理单位上的市镇）。
设想同西方合作是必要的，可以避免搞那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中国同日本和欧洲国家制订的合作协议，只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因此，在几年之内，中国经济对西方来说将主要是一个拨款的场所和出售“技能”和技术的场所，而不是进行大量贸易交流的大市场。
最后，中国的制度必将表明有能力在不产生混乱的情况下把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和工业的组织吸收进来，并已预示出不会把其消极方面吸收进来。控制所有这些进程是不容易的。在中国，群众有一种可以感觉到的力量，任何一个领导人也别想在没有群众同意的情况下能够领导他们，因为政治教育是深入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来说完全不受外界思想的影响。随着西方技术和文化输入的增加，外部影响也会增长。现在，在对群众、特别是对青年人进行再教育，要他们更认真地对待劳动和学习，重新肯定知识和科学的重要性。在“四人帮”的坏影响之后，这些再教育的活动是困难的，“四人帮”使青年们习惯于造反、绝对平均主义以及不搞生产和创造性活动。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不能不同时进行。中国目前的制度看来不能产生艺术，不能提供带有西方文化特点的科学革新。中国的伟大文化和艺术传统总会为复兴和发展创造条件。二○○○年时的中国社会主义将不再是今天这个样子。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和平和正确的发展过程中，在不采取苏联那种强行集体化造成不幸的措施的方针指引下，成为其他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榜样。
【德新社北京九月十五日电】根据今天在这里签定的一项文化交流计划，今后几年内，每年平均数字最多为二十人的中国理工科研究生和同等人数的西德的理工科研究生将有机会到对方国家进修。
西德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签定的这项协议暂定为三年。
它除了规定在这期间总共最多可派出六十名大学毕业生进修外，对于每年交流的人数则未作规定。
协议说，进修生大部分是学自然科学的。
据说，中国希望以后设立一所德国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上海开办过那种大学。
据说，中国和德国双方还讨论了一项计划，要在上海或者北京办一所夏令大学，开三个月的暑期课，以此作为交换科技人员的通常计划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