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说他对国内发布有关四个现代化的政策雀跃不已，曾三番五次把他的研究计划寄给国内有关单位，但始终得不到任何回音。他还说：能否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科技赶上世界先进，削减官僚主义是很大的要素，这比解决技术问题还重要得多，科技的发展是不能等待这些官僚程序的
【本刊讯】纽约《华侨日报》九月一日刊登李朝阳《给中国科技负责人的一封公开信》，转载如下：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在文后附有按语，希望有人写出其他成功、相反的经验，以利共同讨论。这是本文作者，也是编者的期望。）
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上，许多朋友已经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发表在海外的报刊上。这里仅以个人的例子作一个小小的补充。
无论实行任何新政，政策的制定是最主要的一方面；政策的实行是次要的一方面。这里要讲的一点是调动海外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
笔者在国内发布有关四个现代化政策时，雀跃不已。想多年来的愿望可以实现了。立刻把一个研究计划写好，冒昧地寄到北京一个有关机构负责人处，希望国内能批准，便可自筹经费回国，与有关单位研究合作推行这项计划。过了几个月，毫无消息，又写了一遍寄到华南一个单位去。可能上一次写的收件人不对号，多找一两个单位大概会容易些。这次是送给该单位的负责人的，又是没有消息。再写一次给该机构，不用负责人称号（因为换了人可能没收到），又是没有下文。
后来再托在港的朋友送递，托国内亲戚问；写到华盛顿中国驻美联络处，托人向在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问。凡是能想到的机构都打听了，得到的是不置可否的答案。最后写信到最高的科研负责人，至今又是一个多月了，始终得不到国内一纸小字条，历时一年多。
我反问自己碰钉子的原因，可能与不可能的列了一堆：一、我的计划不是国内认为优先的；二、我的计划不详尽；三、国内对我的资历、甚或思想政治背景有怀疑；四、国内的决策往返时间就是那么久；五、中美未建交，计划不能实行；六、国内对科研政策的执行受到干扰。据自己分析，一、二、三都不应是问题，尤其是第一项，在我申请后六个月国内举行了盛大的国际会议，与我的主题吻合。如果是科技最高负责人也没有决策权，是否都要华、邓批准呢？无论一至五项，我想在起码礼貌上的收条也是应该有的。我是无从得知信件究竟有没有到达收件人手上。我不愿做第六点的猜测，这是唯一的可能了；但是我又总不希望这是原因，也不相信是。那究竟是什么缘故使这计划石沉大海呢？实在不解。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我是刚刚开始有条件作一点对祖国有意义的事，因此把一切期望寄托在这一计划的实现，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几乎连职位与生活也成了问题。十八年来为实现这计划而作的准备，又重新搁起。对自己的心境是很大的打击。
我不知道有这样遭遇的海外知识分子有多少。希望是极少数。但在不同方面遇到国内同样忽视的也接触过好几位。
从这事引起几点感触不吐不快。
一、对国内信件处理的态度，我的意见颇大。不管是谁，总希望寄信有回，即使是油印的通知收到也可。谁晓得中美间通讯究竟还有没有人在破坏？没有回信，又何以得知？收信不回，极不礼貌。当然中央机构处理事情太多，不能逐一作复，但可否印就一些公式回函？对于我们这些小人物，不知体统的烦扰，有起码心理上的满足，也保证了以后不再收到无聊的“咨”询。二、过去几次的政治反复，对中、下级负责人是影响极大的。为了避免负责任，即使小事亦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不敢作任何决策。这种心理不改善，再完善的计划也浪费在往返批示中。科技的发展是不能等待这些官僚程序的。要敢于让中、下级放手去干。只要是对社会主义主要政策符合的，要多给自由。能否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科技赶上世界先进，削减官僚主义是很大的要素，比解决技术问题还重要得多。三、不应忽视任何小个体要求贡献的愿望。在大篇幅介绍海外某某成名科学家回国第十几次的当儿，有没有听到一些籍籍无名者的呼声？对热烈期望献身者，明知得益有限，是否也是鼓励比打击好？作为海外华人如何热切期望在中国四个现代化中尽一点棉力。以这点棉力是推不开一座紧闭的厚门的，除非门是开着。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八月二十一日刊登社论，题为《还是以毛驴车为尺度》《中国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跃进》，摘要如下：
谁要到中国去旅行，谁就会对劳动生活中的安逸状况感到惊讶。在工厂里竟可长达五个多小时不劳动，职工们喜欢延长午休时间，干部们讨论问题的时间比事情本来需要的长得多。人们慢条斯理地办事，姑惜自己的力气。乡下的劳动同世界各地一样艰苦，七亿中国人都生活在乡下。人力还是主要的。这里的节奏是合适的。但使这个国家在有地球引力的情况下出现幽静环境的是一种极慢的运动速度：这就是以毛驴车为尺度
，
骑自行车者就是先进的。
在北京逗留三天，然后匆忙跨过长江大桥赶往热带的南方去的西方旅行者，有时嘲笑这里缺少通常有的忙碌。仓促的判断常常是没作调查而得出的。但是提出的下面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如果中国不再加紧一点和努力一点，中国打算怎样在二○○○年达到雄心勃勃的现代化目标？这里患心肌梗塞和神经病者很少。但是人们打算为决定性的发展计划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这难道不是结束舒适安逸状态的信号吗？人们根据历史经验说，中国人善于认识过去但不善于预测未来。根据这个调子，正确的是中国人不是真想作出有约束力的实现目标的诺言，即保证计划的完成。这在马克思主义仓促地立足中国大地之前就早已如此了。预测，在这个国家里从来不是准确的预言，而经常是一种要求，是一种用文字强调来表示的愿望。远景计划中的人的指标是能接近的。
因此，进入迅速地和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起来的工业时代，是这个国家及其制度真正的危机点。现在，在党内，在报刊上和在大会上，有争议地和有时用高嗓门地在谈论劳动效率和劳务报酬问题。人们正确的感觉是，毛的时代基本上还属于这个国家持续了数千年的农业时代，只是现在才向社会新的质量跃进。工业功效差异大。
中国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国家，根据宪法，每一个人不分男女都有劳动的权利。这个国家现有九亿五千万人。因此工作位置是不充足的和必须分配。结果工作时间较短，一个职务分给一倍或两倍的人干，而且有一支庞大的后备军。在这里如果运用西方劳动生活的标准，一年之内就会有一亿人失业。
因此官方的政策是“低工资高就业”。现在工资偿付的不是工作量，而是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上的生活。一种严格加以限制的货币量和产品量（向国内市场提供的），排除了作为“工资—动力火箭”的通货膨胀。
没有平均主义的平等就这样通行着。在工业中是八级工资制，教育部门实行十一级，在干部和专家的“更高等级”中实行二十五级。但是决定性的是：不平等现象不超过引起人民政治思考警觉的界限。嫉妒仍然是邻居关系中最大的琐事。新调子对他们来说是适用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在可见的时间内引进西方技术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点：即西方生活方式仍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九月七日以《每两分钟可开一班》为题报道香港地下铁道运行情况，摘要如下：
现将地下铁道通车后的行车细节和员工人数刊出，以供参考。
班次：在最繁忙的时间内，可以达到每两分钟开出一班。至于正常时间的班次，则视乎通车后的情况而定。
平均行车速度：每小时三十三公里，包括停站时间。
最高行车速度：每小时可达八十公里。
停站时间：由于每个车卡有五度门，故此乘客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上下车。一般停站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而在繁忙时间内，平均停站时间为三十秒。
行车服务时间：每日十九小时，约由早上六时至翌日凌晨一时。
每日平均总载客量：以一九八○年代中期计算，港九线将能载运约一百万人次。而修正早期系统（即中环至观塘）与荃湾支线，于一九八○年代中期将合共运载一百八十万人次。
员工人数：港九线通车后，全线雇用一千名员工；至荃湾支线加入服务时，则合共一千八百名员工。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九月五日刊登斯坦利·卡诺的文章，题为《中国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摘要如下：
将近两个世纪前，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个“睡着的巨人”，当他醒来时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共产党中国人在抱有毛泽东的革命幻想三十年之后，现在看到了现实。但是他们是否会成为一个强国，这还是有疑问的。
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北京目前的外交活动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正在作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
但是这个印象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因为它可能促使人们抱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可以利用中国人，特别是美国可以利用中国人，作为在同他们的苏联敌手谈判中的一个杠杆。
无疑，北京的新领导人为了在国际事务中起较有力的作用，现在已经摆脱了孤立的地位。
华国锋总理最近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访问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上月中国和日本在经过六年的争论之后签署一项和平友好条约，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中国人还在同非洲和中东拉关系。
与此同时，看来中国将作出这样一些安排：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沿海开发潜在的石油蕴藏。
这些石油交易的目的是向中国人提供为加强他们的其它经济部门所需要的资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使人更加觉得他们要取得大国地位的说法是可信的。但是这场石油赌博能否收到效果，还要以后再看。在它收到效果之前，关于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它现在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然后才能置身于世界先进工业国之列。自从共产党人在三十年前接管以来，中国人肯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要了解，中国之所以有巨大困难，是因为它一直在费劲地提高农业生产以应付人口的增长。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把中国算作在世界上，特别在亚洲的一个势力。它的幅员本身就使它处于重要地位。
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在能够解决它的巨大的国内经济问题之前是不会有真正的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