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七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三同生活一个月：有吉佐和子中国下放体验记》，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作家有吉佐和子在中国的人民公社体验了难得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生活”。她已于最近回国。下面是这位劳动后风尘仆仆而归的天才女作家讲述的“中国最新情况”。）
有吉先生访问中国，此行是第五次。这次访华，有吉先生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其条件是，不仅要过“三同生活”，而且所住的农户须是外国人未曾访问过的家庭，就是说必须是极普通的农户，而不是“供旅游者参观”的家庭。目的在于实实在在地体验“下放”的生活。
有吉先生第一个落脚处是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生产大队。选择的住宿处是一个中等的农户，三口之家——夫妇俩和一个孩子。住房大致有两间一套那样大小，正中间是厨房，两侧是两间有火炕的卧室。
“因为是传统的农民住宅，所以结构很合理。”
现在，中国全国正处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热潮中。可是，现代化的进程存在着地区性差别。比方说，以“愚公移山”的实践而知名的山区河北省沙石峪生产大队，农业机械已经普及，重点供应化肥，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仍然是古老的耕种办法……。“但是，我吃了很久没有吃过的不上化肥的蔬菜和水果，感到非常可口。老农们也谈了同样的看法。一谈起在日本由于滥用化肥，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年岁大的人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说‘那是可以想像到的’。”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七个人民公社，名副其实地同吃同住，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有吉先生说：“因为哪一家农户的住房都不宽绰，所以，我总是同房东的女主人睡在一起。每天早晨五点，当听到广场上的大喇叭一响，就立即起床……。伙食质量很好，数量充足。在狭小的房间里，和一家人团团围坐一起吃饭，觉得比在任何饭店里吃饭都香甜可口。”
有吉先生上次访华是在四年以前。中国经历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相继去世，四人帮被赶下台等等激烈的动荡，正在出现大变化。
“在大城市，汽车开始猛增。有点象日本十五年前的样子……。虽然有交通信号，但是，人比车优先。当然，交通事故也在增加。看到的汽车，有一半是日本造。”
所有的农村和城市，人们的生活都重新活跃起来。
有吉先生的这次中国之行，同许多“复出的文艺界人士”重逢。
评论家周扬，以文联副主席的身份重新出来了。她还与夏衍（作协副主席）和巴金重叙了旧谊。
她还同世界闻名的钢琴家刘诗昆等再次相会。他们都是在四人帮时代被贬黜的艺术家。
有吉先生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被‘贬黜’的人。都很瘦弱，面色苍白……。刘诗昆先生本来就是一位身高两米的大个子，变得好象一颗豆芽菜了。毕业于日本大学的剧作家杜萱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关了两年半，然后在‘干部学校’强制学习竟达七年之久。然而，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怨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贬的原因）太令人可笑了，总有一天一定会恢复名誉——大概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心。”
有吉先生似乎再一次因中国人的顽强性而深受感动。
可是，当中国人知道了有吉先生是一位写“公害小说”的作家，在化肥和农药等方面有使专家们都望尘莫及的知识，于是，她的体验生活的旅行，在中途方向稍微有些变化。起因是在沙石峪生产大队同大队长就化肥问题的谈话：
“这种化肥叫什么？”
“这是马拉硫酸。”
“它是哪儿的产品？你能给我写一下它的化学名称吗？”
“是从日本进口的。你怎么知道它的化学名称？”
“这种化肥的化学名称应该叫做‘ｍａｒａｓｏｎ’。我曾写过一本关于化肥和农药公害问题的书，名为《综合污染》。”
从那以后就不得了啦。有吉先生所到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附近的现场负责人，例如蔬菜队长、果园队长以及有兴趣的农民都蜂拥而至，把结束了一天劳动归来的有吉先生围在当中，开上了现场“公害问题讨论会”。
据说，最近，在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听不到鸟的叫声了。听说在有吉先生访问过的农村也开始出现同样的现象。
“在几个地方都听到过，说白燕这种益鸟已经不见踪影了。特别是，听老年人说，虽然害虫消灭了，但益虫也不知去向了。我认为，他们虽然是模模胡胡地，但已开始觉察到化肥和农药的毒性了。”
有吉先生也听到有人说，使用化肥后，土质变硬，米也不好吃了。据说，开始产生疑问和感到不安的农民倾听有吉先生的讲话，并记笔记。当他们听到毒性通过食物链和生物体的浓缩就会大大增加的讲解之后，也忘了记笔记，都发呆了。之后，就是互相地大声议论，到处展开“百家争鸣”。
有吉先生说：“总之，反应是强烈的。讲完之后，我对他们说，请你们建一个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实验农场，小一点儿就可以。然后经过三、五年，对比一下土壤、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果实的味道。他们立即回答说，一定做，请你一定再来访问……”
有吉先生在离开北京之前，去看望了正在医院休养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廖承志以认真的面孔对前来告辞的有吉先生说：“不久一定请你再来访问。下次要作为公害问题专家邀请。”
有吉先生的中国之行在各方面收获很大，她作了如下的总结：“现在，中国人正在设法夺回‘浪费’掉的十年时间。在某种意义上大概已失去了信心。可是，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正在采取一种灵活的生活态度，即‘好的地方，坏的地方都请看一看。并请提出批评。’这在过去的中国和中国人是没有的事情。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我深切地感到，最根本的事情应该是能够互相了解。”
【德新社波恩八月二日电】题：中国谋求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波恩欢迎这个方案
联邦政府欢迎中国政府派几千名青年人到西方各国留学的想法，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方案”。外交部发言人八月二日在波恩向新闻界证实，北京有兴趣向联邦共和国派遣五百名留学生。
据他说，已通过德国驻北京使馆和中国驻波恩代表机构向联邦政府提出了有关的要求。在中国的这批后备力量中，不光有高中毕业生，而且还有大学毕业生，他们将在联邦共和国得到进一步的深造。这批中国“客人”将不仅在大学学习，而且也到专门高等学校学习。他们首先将学习德语，最多学一年半，紧接着就开始专门深造。这批留学生将在大学学习的全过程中学习中国为到二○○○年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
要向美国派遣最多达一千五百名的留学生，向法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派遣成百上千的留学生。尚不清楚的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以及能否接受得了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政府的这个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迄今为止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还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既不打算为它的留学生申请助学金，也不打算为这些学生谋求特殊的待遇。从政治上看，外交界人士认为这项计划（如一位外交官所说的）“令人信服地表明政治自信心，即敢于把一小批最好的高中毕业生撒到西方大学的自由猎区中去。”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二十八日刊登了该报记者信原尚武写的一条消息，题目是《中国大量生产“日本造”，接受日本的“委托加工”》，摘要如下：
正在鼓足干劲从事经济建设的中国，最近决定同日本之间大量采取“委托加工贸易”的方式，已开始要求日本贸易公司、厂家给予积极的合作。这种委托加工贸易方式是：中国接受日本供给的机械和原料以及半成品，使用国内劳动力从事产品加工，然后再向日本出口。对中国来说，这是首次尝试。对此，日本方面认为，“从中国便宜的劳动力和相距日本很近的地理条件来看，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建议”。
据认为，中国引进这种方式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获得外汇。在执行从今年开始的经济十年规划的过程中，需要购进大量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而且，中国工人学习技术也成为重要的课题。
中国在华国锋体制成立以后，积极地推进“四个现代化”路线，为此，采取了从外国“引进民间贷款”和“产品分成偿还方式”等，大胆地改变政策，采取了不拘泥于过去的作法。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七月三十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为重视生产而进行经营革命》，摘要如下：
自从中国七月初公布新的企业宪法“工业三十条”以来，已经一个月了。各地企业都在按照重视生产的“三十条精神”恢复厂长制，在经营领导、劳务管理、工资和职工福利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迅速着手改革的中国最大的发电机工厂——“黑龙江省哈尔滨电机厂”已表明了这种尝试的雏型，在预测中国企业的前途上是极富有启示意义的。
哈尔滨电机厂在发表三十条之前就恢复了厂长制。厂长制的特点是明确了政治、经营和技术革新的三权分立。不妨说，五十年代占主流地位的“集体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又复活了。
问题是所有工厂是否都适应这种新制度。对于增产来说，自动化是条捷径。但是，自动化需要巨额资金和时间。因此，当前从可能的地方着手搞，这可以说是一种有相应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的选择。
此外，在不足一万人的职工中，管理部门有近千人，这不也和三十条规定的原则相抵触吗？管理部门人员过剩，不只是这一个工厂。但是，既然要求工人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自己也就有割掉“多余的肉”的义务。仅从哈尔滨电机厂来看，可以说，为了使三十条真正开花结果，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有关方面相当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