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八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驻伦敦记者发自德黑兰的一篇题为《伊朗的叛乱使西方受到威胁》的文章，摘要如下：
伊朗国王在当权中经历了三十七个艰难年头之后，现在他的专制权力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这一挑战还会使工业化的石油消费世界受到发生经济灾难的威胁。
叛乱遍及各地，人们深深感到这是一种宗教的动乱，是国王不可能镇压下去的。它的严重性已为暴乱、爆炸和纵火所证实。
与国王的权力过去受到的政治威胁不同，这次的政治威胁深深扎根于三千四百万伊朗公民。
看来伊朗很大一部分人的确都惊人地普遍恢复了穆斯林狂热。这是从南亚到北非一些国家伊斯兰教总复活的一部分。伊朗的情况对非穆斯林的西方有其特殊的意义。
伊朗除了是一个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占美国石油进口的百分之十一）之外，还控制着西方世界大部分石油必须通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有一个激进的反西方政权，它就可能扬言封锁海峡，并向自由世界勒索金钱，这是国王在寻求外国支持时所强调的一点。
他上周在会见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时候说：“如果伊朗现状发生变化，由于我们有石油而依赖伊朗的西欧将会怎么样呢。不放一枪你们就会死去。”
正是说得如此严重的那种依赖，使得美国历届政府不断地、慷慨地向伊朗提供武器。
但是，由于现在正在伊朗发生的宗教性叛乱所具有的性质，从重炮到极现代化的喷气式战斗机的大批美国武器，在维护国王的王位方面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反对声来自伊斯兰教的什叶派，这个宗教性的运动自从公元六三六年创建以来就一直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今天它的最大力量集中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上——这是大多数伊朗人热闹的商业和政治中心。
大炮、飞机和遍地皆是的国家安全情报署（国王的秘密警察组织）的特务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的民意，但是在那里生活和祈祷的毛拉能够引导民意，这是国王在巩固他的权力和使他的国家现代化的斗争中所忽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
他的土地改革对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是一个打击，他的社会改革——特别是使妇女摆脱古老的宗教束缚——有害于教会的职权。
毛拉们感到不满，那是可以理解的。毛拉中的一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开始公开鼓吹反对国王，反对他的统治所带来的变革。特别目标就是西方影响的象征，特别是银行（它们违反了禁止穆斯林高利剥削的禁令）、影剧院。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八月二十九日电】圣城库姆大街上再度爆发的暴乱使数目不详的示威者受伤，在这以后，军队和防暴警察二十九日在这个市处于戒备状态。
据报道，伊朗西部城市不大里士二十九日也发生了骚乱。
【美联社德黑兰八月二十八日电】今天清晨在德黑兰和八个其它城市又发生了断断续续的骚乱，这表明伊朗国王的政府所采取的纠正与和解行动迄今还没有使反对派相信他们的不满意见将会得到满足。
宗教界领袖们并没有被争取过来，什叶派领袖沙里亚·马达里重申他要求由五名阿訇审议政府要通过的一切法律，伊朗国王已拒绝作出这一让步。这位什叶派领袖说：“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新政府对伊斯兰保守派的屈服使许多自由派人士感到烦恼。一位自由派报纸编辑在提到穆斯林阿訇时说：“我宁可要一个警察国家或共产主义，而不愿要阿訇主义。”
说卡斯特罗处于要末同西方和解，要末同莫斯科进一步结合的十字路口；南斯拉夫外交官讽刺说，古巴是一个“大国”，因为它的政府机关设在莫斯科，墓地在安哥拉，人民在美国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八月二十日刊登发自哈瓦那的一篇报道，题为《卡斯特罗处于十字路口》，摘要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个谜。在中央情报局于六十年代多次计划暗杀他之后，今天他对于暗杀仍感到惊恐，在坐汽车出去时往往在两侧派有两名手提机关枪的保镖。然而、有时他自己驾驶一辆吉普车在哈瓦那行驶，停下来同感到惊讶的行人交谈。他有六所住宅，出于安全的原因，要到深夜才决定在哪所住宅过夜。有时他携带枪支，穿着防弹衣，有时不穿。他对工人显示出很和气，然而在处决他的政敌方面一贯是铁面无情的。
访问古巴的外国人回国后要未对古巴的制度非常热情，要末强烈反对。大多数人感到很难采取中间道路。几乎没有什么人否认，除了少数古巴人外，全部人在巴蒂斯塔统治下生活非常糟。饥饿、穷困和疾病是家常便饭。革命意味着，允许在巴蒂斯塔统治下情况好的中产阶级移居到美国去（约六十万人），从而减少了古巴的医生、会计和其它专业人员。但是，结果是，对留下来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卡斯特罗统治下生活比较好，至少在物质上。
目前卡斯特罗的方针是，在今天的古巴，给予人民以享受保健、教育、医疗和住房的真正人权。但是睁大眼睛的访问者趋向于闭眼不看情况的另一面：大规模强行灌输政治思想，宣传通讯机构完全由国家控制，监禁政治犯、严格定量供应最基本的食品和对黑市交易胡乱判刑，残暴镇压持不同政见的人，官僚主义非常厉害。
对一个小国来说，古巴在六十年代，特别在七十年代中期对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目前有一个笑话传遍哈瓦那，这个笑话是南斯拉夫的外交官适当地、很不客气地讲的：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哪一个？”
“古巴。因为它的政府机关设在莫斯科，它的墓地在安哥拉，它的人民在美国。”
如果没有苏联提供每天一百五十万英镑（也许接近于二百万英镑）的大量援助，古巴就会垮台。事实上，它的经济处于很糟糕的情况，今年五月，卡斯特罗告诫古巴人说，还要紧缩二十年。过去十六年来，美国一直对古巴实行全面贸易禁运，大多数古巴人认为，经济的危险处境完全是由这种贸易禁运造成的。如果克里姆林宫不按照义务以数十亿卢布插手进去，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到处都是的甘蔗田占该国收入的五分之四，在美国禁运之前，糖产量的一半以上卖给美国。今天，苏联购买同样比例的糖，但是以对古巴非常有利的价格购买。
确实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为古巴士兵留出一个墓地。美国情报人士现在估计，在至少十五个非洲国家中有四万五千名古巴人，其中约八千人是医生、技术人员和其他非军事援助人员。他们还估计，自从早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批五十四名医务援助人员前往阿尔及利亚以来，大约一千五百名古巴人死在非洲。有证据证明，古巴到安哥拉去不是象在西方通常认为的那样奉苏联之命去的，而是很自愿地去的，可是，一待卡斯特罗已深深地陷入非洲后，看来克里姆林宫向他施加了不止一点点压力，要他把军队调到埃塞俄比亚去，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知道拒绝的后果是什么。
大多数古巴人似乎既不感到受到抑制，也不感到不愉快。没有什么失业（但有许多半失业），人人得到卡斯特罗的基本人权的保障，大多数人每月挣九十英镑到二百九十英镑。他们不付税，对住宿花一点钱，对食品和衣著花许多钱。从家里给当地打电话是免费的，房租每月为六比索（四点三五英镑）。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买。
有人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到了五十二岁，开始失去他的特殊才能。在过去两年，他一直尝试让人民更多参与政府，办法是建立人民政权委员会。有人向卡斯特罗问到食品缺乏的问题时，他回答说：“我必须走掉，去想想那个问题。今后二十年，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须优先于满足个人消费的做法。”
在哈瓦那大街上。犯罪活动（甚至于行凶抢劫）令人注目地增加。因此，古巴处在十字路口：要末走向同西方和解，要末同莫斯科及其宝贵的卢布进一步结合和进一步镇压。也许，结果将是后者。
【埃菲社波哥大八月二十一日电】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尽管他没有忘记拉丁美洲各国，但“目前的情况是非洲更需要我们”。
古巴领袖的这种看法是对波哥大晚报《空间报》一记者说的。
这家报纸的记者在访问哈瓦那时会见了卡斯特罗。
他说：“我从未忘记拉丁美洲，而且，我希望更加接近您们，但现在的情况是非洲更需要我们。”
【本刊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机关刊物《圣战者》周刊八月二十五日一期发表一篇题为《中日接近的背景》的文章，摘要如下：
两国条约的签订是消除紧张局势的胜利，也是六年前，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以来，中日接近的胜利。
对中国，请不要忘记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出现的变化和政治上的新动向。
对于中日接近，不能只从两国合作这个角度来看，既不能脱离严重的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能不看到帝国主义想极力利用中苏分歧，从中渔利。
北京利用机会，拉日本向中国靠近，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加深苏日的分歧，并企图拉日本在亚洲组成一个反苏阵线。毫无疑问，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苏日关系必然会紧张起来。
我们在谈到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的时候，不能忘掉非洲，不能不提到中国对扎伊尔沙巴地区人民反对蒙博托的起义的奇怪立场。它对西方对非洲大陆的侵略表示支持，对古巴和苏联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援助进行谴责。
从中国这种与苏联为敌的对西方开放的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远东地区未来将会更加紧张。
这里或那里会有全面的冷战和地区性的挑衅和冲突。这种局势使美国满意，因为它给苏联的东部边境地区造成了麻烦，消耗了精力。这种新形式的斗争将对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力量以及反对一切形式的对世界的控制和利用产生影响。因为中国的政策建立在支持一切反苏的力量和运动上，而不管其颜色、形式和性质如何。
最后，我们想指出和提醒的是：这种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动势力、帝国主义的不正常的结盟，不能以有另外的打算为理由，也不能认为是一种成功的阶段性的战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