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八月二十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受了伤的捷克人》，摘要如下：傀儡：由于害怕再招致俄国人的恼怒，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新统治者变得比苏联人更苏联人。虽然八万苏军仍然戍守着这个国家，可是占领者没有什么可干的事情。最近，一位大学教授在布拉格对本刊记者马丁说，“他们很可以卷起铺盖回家去了。他们在一九六八年想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们甚至都用不着去牵线指挥他们的傀儡了。”胡萨克总统领导的政府只要一听说改革的思想就会采取行动。拥护过杜布切克建立“具有人道面孔”的共产主义的号召的成千上万捷克斯洛伐克人，至今仍然被迫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而杜布切克本人则仍然被隔离在一边而无能为力。
整个说来，杜布切克分子被宣判了无情的惩罚。这个国家的人才精华——将近五十万名男女在入侵以后被开除出共产党，今天可以看到这些人在扫马路或者烧锅炉。雅罗斯拉夫·克拉吉瓦，一位拥护过杜布切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好几年在布拉格市陈尸所洗死尸，直到获准退休为止。马尔塔·库比绍娃，一位当过杜布切克时代“夜鹰”的歌唱家，被终身禁止再从事音乐，现在在一个工厂的装配线上工作，给塑料购货袋安装提手。象某些地方流行病似的，父辈的政治罪过也传给了杜布切克分子的孩子：他们发现学校和大学的大门是不向他们开放的。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这种惩罚的反应是颇富特征的辛酸幽默。一个流行的笑话说，一台电子计算机坏了，工厂经理就派人去找一个会修理电子计算机的专家，他说：“快点，把那个守夜的更夫给我叫来。”布拉格的一位企业人员笑着说：“我作为一个捷克人很自豪。我们国家人才济济，所以我们可以让哲学家们去清理街道。”灭鼠人：但是苦痛是深沉的。布拉格一位医生诉苦说，“如今事情要比杜布切克上台之前的糟糕日子更坏得多。”有十五万多名捷克斯洛伐克人，大都是一些有技术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现在住在维也纳当教师的一位历史学家、五十三岁的约瑟夫·霍迪奇回忆说，“他们迫使我当一个灭鼠人。我实在受不了。我再也打不死一只老鼠了。”
胡萨克政权是完全控制着局面的，但是从心理状态来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未经宣布的内战状态之中。人们怀念着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那个自由化的短暂旺盛时期，同这种怀念的心情掺在一起的是一种进步的传统，它渊源于十五世纪，当时波希米亚的一个神父扬·胡斯企图改革天主教会，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有功：胡萨克同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不一样，卡达尔在苏军镇压一九五六年起义以后不久就开始争取全国的和解，而胡萨克却没有作出任何姿态来安抚捷克斯洛伐克的失败了的改革派。胡萨克本人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确，五十年代，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坐了十年牢。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认为他有功，在一九六八年入侵以后防止了大规模的逮捕，也许还防止了大规模的处决。
胡萨克的一些支持者说，两年前他曾准备实行一项谨慎改革的纲领。但是这时候有八百多名持不同政见者签署了一个请愿书，即人们所知的“七七宪章”，要求胡萨克政府尊重人权。他的一个支持者说，“这对胡萨克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强硬派这时可以拍着桌子说：
‘你想放松一下吗？看看这发生的是什么事吧！’”胡萨克经常受到比拉克的压力，比拉克希望由他自己用更严厉的手法来统治捷克斯洛伐克。
【美联社米兰八月十八日电】一位几天前看到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杜布切克的意大利记者今天报道，在苏联坦克粉碎了杜布切克的带人情味的共产主义的美梦之后十年，这位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现在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个园林里当看守人，并且经常受捷克秘密警察的监视。
记者德拉杰洛对美联社记者说，杜布切克看起来是一位与世隔绝的、担惊受怕的人。他说，他曾试图接近杜布切克，但是秘密警察制止了他。威尼斯《小报》驻东欧的特派记者德拉杰洛说，杜布切克的朋友们告诉他，这位前领导人得到的工资和一位清洁工所得到的工资一样多。
【路透社波恩八月二十日电】西德外长根舍今天说，关于华沙条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的定论尚未写出。
他在为纪念苏联领导的部队开进布拉格十周年而发表的声明中说，这次入侵是“企图压制实现民主与自由”。
【安莎社伦敦八月二十日电】好几个政党今天在这里举行集会，纪念以苏联为首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
工党在海德公园举行了“抗议集会”，而保守党则举行了一次游行，这次游行到特拉法加广场结束。
政治领袖重申了英国人民对残暴压制“布拉格之春”的行动以及对外国军事力量继续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谴责。
【法新社伦敦八月二十日电】今天在伦敦市中心约有四千人示威抗议“苏联继续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次示威是青年保守党人在华沙条约组织部队为结束杜布切克的自由化政权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时举行的。
【安莎社布鲁塞尔八月二十日电】“捷克斯洛伐克——十年”委员会今天在苏联领导部队入侵布拉格十周年之际在这里举行游行，在游行期间，人们一再高呼“勃列日涅夫，不要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打倒苏军”等口号。数百名属于各种政党的人参加了游行。
【合众国际社比利时那慕尔八月二十一日电】比利时当局说，昨天晚上，有人在巴黎—莫斯科列车上扔了三枚烟幕弹，以抗议苏联十年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比利时一个青年组织说，它对那慕尔火车站（位于布鲁塞尔东南三十五英里处）发动了袭击，以抗议苏联十年前带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安莎社罗马八月二十日电】在苏联领导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十周年，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今天发表文章，重申意共“坚决谴责”这个事件。
【合众国际社维也纳八月二十日电】一些奥地利学生和一些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今天在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前夕举行和平示威。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三月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六十年代的小伙子，如今是经理了》，副题是《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很少去追求夜生活可是广泛地关心社会》，摘要如下：
十年前，他在波士顿大学是一个“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协会”的同情者，积极地向权势集团开战。今天，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成了设在曼哈顿的一个管理顾问公司的高级助理。他说，“昔日的激进派人士现在是企业界的宝贵人材。他们具有不怕入地狱的极强的进取心，他们大体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精力异常旺盛。办实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需要我们把昔日那种精力投进去。当你看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出你的工作成绩时，心里真是痛快！”
上面说的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却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打倒一切的六十年代里、具有叛逆性格的学生在反战的旗帜下举行示威，在他们自己身上试用毒品，对他们的父母的道德观念提出挑战。这些人今天已成为年青而成熟的人材了。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以及比他们多得多的同届同学——这些同学并没有喊过口号，也从没有同那些人一起用过毒品——目前都把他们的才干投入了公司界。随着他们在公司中地位的提高，这些年青的经理人员已向他们的老板提出不寻常的挑战，这些老板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没有谈判余地的要求——对个人生活更加关心，详细地规划一个人的前途，把情况向大家公开。问一问不论哪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都会对你说，同老一辈相比，这些二十七岁至三十五岁的经理人员不仅更能享受个人的生活情趣，而且比较了解社会，更赞成雇用妇女和少数人种。
几乎所有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二年之间上大学的人（就是连最驯服的人也不例外）都曾受到那个激昂和冷酷的时代的动乱的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这批所谓“六十年代的小伙子”显然自成一个集团，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大不相同——那是一些喜欢踢足球，开舞会和组织排他性的学生联谊会的人；也和目前正在求学的大学生不大一样——那是一些比较尊重社会习俗，一心只想成家立业的人。然而，公司要发挥这些六十年代的小伙子的才干并不困难。他们是在战后的“生孩子旺季”年代出生的，他们在法律界和医学界竞争激烈，极难找到用武之地；当他们担负起养家活口的责任时，他们感到还是进公司可以在金钱和心理上得到较多的报酬，从而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尊敬。
在工作上，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现在也还是不断地向权威挑战，他们提出的问题要比他们的前辈多得多。戴尔·拉德克利夫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人。他今年三十岁，是美洲银行的主计员。一九六六年他从伯克利大学毕业。以后就作为一个摇摆舞曲的乐师在全国各地周游了三年，以后又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得到了硕士学位。一九七五年拉德克利夫加入美洲银行，他向他的上级提出：当别人的工作效率已经提高以后，他们为什么还要照老章程办事？他已向银行提出加速处理文件的新方法；按照更灵活的工作时间重新设计了工作程序；并且开始了同他的下属举行周会，共同研究业务情报。该行一位三十八岁的老行员说：“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戴尔提出的一个问题造成的。”
美孚石油公司发展管理部主任、四十二岁的理查德·伊斯特本说：“低级的管理人员过去习惯于接受命令而不提出问题。今天，他们对上级的决定疑问多了，抵制也多了。这些小伙子不怕同权势对抗，他们善于为自己的主张据理力争。而那些年纪大的经理人员则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傲慢无礼、目空一切，因为这种情形打乱了他们心目中平静舒服的标准。”
伊斯特本应该晓得，当他几年前在波士顿一家电子计算机公司工作时，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想在南非进行一大笔投资；而年青的经理人员反对这样作，他们认为这样做很蠢，因为当时那个国家正处在严重的种族危机之中。因此这家公司派遣了由五名三十岁左右的经理人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去南非进行了三星期的调查研究。他们回来以后提出了一项报告，使得公司的最高当局撤消了原来的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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