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八月十八日以《新长征的领路人》为题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兰契奇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过几天中国领袖华国锋踏上南斯拉夫领土的时候，他将作为这样一位人物而受到欢迎：在需要勇气和对历史的责任感的决定性时刻，他领导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始新的长征——向现代化和建设更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军。他在两年以前还很少为外界所了解，然而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他已成为中国在二十世纪奔向现代化和现实主义的象征。
在当代世界政治家中，华国锋是一位令人感兴趣的非凡人物：他在出名以前就在本国人民中特别受尊重。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困难情况下，当时国家正处于领导分裂和对自己的明天捉摸不定的转折关头，华根据起决定作用但是沉默着的多数人的情绪，采取了闪电般的行动。极左派头目的思想影响使中国倒退了十多年，而他们有组织的活动把国家引到了内战的边缘。华通过剥夺他们的权力，向不现实的幻想、愚昧、落后和过去的不合理现象宣战。他宣布，通过解放国家的巨大潜力，发展它的生产力和摆脱教条，为建设更强大的、更现代化的和更人道的中国而斗争。他恰恰把这种斗争看成是革命的继续。
他是根据群众的情绪和新的历史要求而成为领袖的。
谁也没有料到，毛逝世后不到一个月，正是他加速和发动了这场斗争。
没有谋略就没有政治。在有数千年历史的、其政治游戏比其它地方要复杂得多的中国，谋略和灵活性是受到很高评价的特点。华通过一次行动而向全国表明，他具有这种极高超的特点。可以说是一夜之间，他就赢得了全国的信任，并使国家从绝望的状态充满了直至当时仍被压抑的希望。
根据中国在他的领导下迄今所做的工作来看，华不大相信言词的力量，而是相信行动的力量。
当谈到他的工作作风时，中国人往往提到他的谦虚、民主。还特别强调他有一个习惯，即只有在全面地了解了目的和后果以后才做出决定。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则根据深思熟虑的有远见的计划迅速行动。
实际上，他所采取的某些政治步骤使人想起了下棋的艺术。先是按看起来老一套的和不一定令人感兴趣的方式走一盘，在您看来，这是您已经见过和事先知道的走法，但他突然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步，从而引起某些棋子地位的重要变化，使棋盘出现了新的局面。他迄今在经济方面、意识形态方面和对外政策方面所采取的几乎每一步骤都具有这种特点。
华国锋的威信和声望日益提高，中国未来的理想也与他的名字密切相关。如果根据开始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判断，要在本世纪末把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变成现代化的技术发达的社会的计划则是雄心勃勃的。在清除思想范围内的教条主义障碍时，华提倡的恰恰是改变上述关系。这些关系将如何变化，只有在华国锋采取了出其不意的和不总是轻易地预见到的步骤以后，世界才能对此作出判断。
【路透社布拉格八月十九日电】（记者：道格拉斯·格尔温）
在布拉格中央警察局外面停着两门火炮和二辆装甲车，这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华沙条约入侵十周年的前夕，可看到的表明治安措施加强了的唯一不平常迹象。
两个穿绿色制服的警察漫不经心地靠在瓦茨拉夫雕像上（这是市中心表示反对苏联十年前入侵的一个纪念碑），对首都进行一般是谨慎而低调的注视。
警察对小汽车和顾客进行就地检查，这些顾客为周末采购商品，并在广场上晒太阳，事实上在长长的林荫道两旁都是商店和电影院。
持不同政见者说，警察上月警告他们，除非他们在纪念日那天离开布拉格，否则他们就有被逮捕的危险。
许多人说，他们将在农村里过一个比较长的周末，他们预料公众几乎不会注意这个纪念日。
当局宣布不为这个纪念日举行仪式，但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报纸仍然称八月二十一日是莫斯科拯救布拉格使免于被右翼接管的一个日子。
共产党的《红色权利报》今天在《一个不可分裂的联盟》的大标题下，再次赞扬苏联十年前当捷克的社会主义成果受到威胁时对后者提供了所谓的军事援助。
该报指责西方人士使人怀疑布拉格同莫斯科的密切的联盟并把捷克斯洛伐克描绘成在政治上是愚蠢的。
但西方报纸和西方共产党组织今天谴责它们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镇压措施。
它们要求苏联撤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
意大利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联合会在周年声明中说，这次入侵把普能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维护其权利的尝试压制下去了。
在伦敦，英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不要再迫害同当局持不同看法的公民。在维也纳，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支持者宣布他们打算举行介绍一九六八年事件的展览会，并在这个纪念日上进行抗议活动。
【路透社雅典八月十六日电】希腊已小心谨慎地接受了有条件地取消美国在土耳其于一九七四年入侵塞浦路斯以后对其实行武器禁运的决定。
一个国会联合委员会昨天在华盛顿决定取消禁运，其条件是要卡特总统证明，土耳其在对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是有诚意的。
【德新社波恩八月十四日电】题：《红旗》的记者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
据德国共产党新闻稿宣布，波恩的毛主义的《红旗》记者兰德斯被捷克国家秘密警察局驱逐出境。据八月十四日在波恩散发的新闻稿说，兰德斯是联邦记者招待会的成员，在采访了「七七宪章」一名签名者后就被监视起来并受到审讯。在那里，向他和一名同样受到审讯的同伴宣布，他们必须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在出境时，不顾兰德斯的抗议，（捷方）没收了他的录音带和其他的新闻材料。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八月十一日刊登埃文斯和诺瓦克合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德国的左翼指望莫斯科》，摘要如下：
卡特总统的捉摸不定的对外政策正在无意中为促进苏联和西德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间的接触起了作用。这些左翼领导人长期以来反对施密特总理忠于华盛顿和北约组织的做法。
在这些十分秘密的接触活动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社会民主党总书记埃贡·巴尔。巴尔在勃列日涅夫五月份十分成功地访问波恩前不久，与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七月份，他又在莫斯科会谈，不是作为施密特的使者，而是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积极分子和该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的代表前去会谈的。
这里有这样一个总是使西方联盟发抖的幽灵：一个令人恐惧的一九二二年苏—德两国的拉巴洛条约的新文本。当然，在不久的将来，再签订一项拉巴洛条约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巴尔会谈中显然已讨论的问题仍是令人沮丧的，即使目前没有这种威胁：西德在得到苏联作出不采取侵略行动的保证后，在看到德国最终会出现的重新统一的前景后，将退出北约组织。
巴尔是一个德国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领导着社会民主党的极左派。这一派认为，要解决德国将来重新统一问题，关键在莫斯科而不在华盛顿。在巴尔和他盟友们看来，共同的政治基础最终将在苏联共产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之间找到。
在西欧和东欧的政界人士提供了巴尔在莫斯科和波恩同苏联人接触的概况，并提供了社会民主党左翼其他领导人和东欧共产党官员之间进行的与此有关的会谈情况。这些情况如下：
巴尔攻击卡特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卡特政府“打中国这张牌”的企图，据一位有资格提供情报的人士说，巴尔赞成莫斯科的意见，即苏联“不会接受这种做法”而且将“在非洲、中东、亚洲和西欧”采取报复行动，可能制造一场“柏林危机”。
由于对西德有这些所谓的危险，因此巴尔就问苏联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万一出现危机”的话，他们能够作出什么“保证”。
为了便于使西德政策作这样一种大的改变，现在已经讨论了一项重大的宣传行动，以达到这样一种目的：大肆渲染人们已经看到的美国政策的危险性和卡特“在对外政策方面缺乏经验”。
这种宣传行动的第一步做法是，否认美国具有“无限权力”向西德发号施令，规定西方在限制战略武器、共产党中国、第三世界和欧洲本身的问题上应采取什么政策。
巴尔和社会民主党左翼已经利用了卡特作出的不生产中子武器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决定，他们不断地提醒施密特，今天美国政府是多么反复无常。施密特曾在私下告诉卡特，他希望生产中子弹弹头（社会民主党内部则普遍反对），当卡特总统决定不生产时，他就背了黑锅。虽然巴尔对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大约占该党人数的三分之一）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在施密特的联合政府内没有权。尽管如此，巴尔朝着可能签订第二个拉巴洛条约的方向进行的广泛探讨仍然使施密特受到日益增大的压力。自勃列日涅夫访问波恩以后，在卡特政府中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施密特十分强调东西方的缓和。这位总理还拒绝法国总统德斯坦提出的法德在阻止苏联在非洲的冒险行动方面进行“协作”的要求。
施密特由于卡特的华盛顿政策仍然捉摸不定而处境越来越难堪：他大胆地反对他的左翼在中子武器问题上的主张，而总统又拆他的台；他在非洲问题上屈服于他的左翼，从而，一项西欧的共同政策就告吹了。
一位研究德国政治的欧洲专家对我们说，“在当今同苏联人展开的巨大斗争中，美国的领导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因素。缺乏公开宣布的决心，这种情况太明显了”。缺乏那种决心和由此而出现的前后矛盾的做法，就等于给巴尔和他的支持者签发了这样一种许可证，即在对西方有骇人的危险的情况下，允许他们在莫斯科设法使西德政策发生一种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