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北京正在改进传统住宅，但并没有同时解决交通问题，街道普遍较差；垃圾或者建筑材料堆到马路上，这是缺乏交通基本准则的问题
【本刊讯】英国《中国现况》月刊第七十九期（七、八月份合刊）刊载利亚·诺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北京的交通问题》，摘要如下：
中国没有私人汽车！那么交通应该松快、不忙了，但是不幸的是，情况并不如此。
中国的这个现代工业和行政首都正在努力摆脱中世纪的城市布局。它的主要街道象个棋盘，但是在这些主要街道中间的长方形地区却覆盖着由弯弯曲曲的小街小巷组成的街道网。大马路
——长安街是一条贯穿北京市中心的宽广的东西向街道。街道两旁是松树、柳树和白杨树组成的三排浓荫，在这条路上骑车是件惬意事。但是不论你向哪边拐弯，总会把你引向一些狭窄、拥挤的街道，把这些街道叫作胡同更合适些。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人们一直在设法加宽街道，修筑新路，在那些地方过去只有带院子的北京式的一层灰色砖房。明代古老的墙被推倒了（它的高质量的砖被当地居民拿去修理自己的房子），正在建造新式的高层公寓，代替这些迷人的但是浪费空间的传统住宅。然而，这些改进并没有同时解决交通问题。
人们逛北京主要靠自行车、公共汽车和地铁。公共交通系统价格便宜，除了人太拥挤以外也是有效率的。北京目前的人口，包括郊区在内，大约有八百五十万人。据估计，除了有相当大一批工作人员不住在工作地点外，北京平均每天有十万外地人。尽管公共汽车络绎不绝，人们总是看到一大批、一大批的人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除非有某些有公共道德的人或者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员在那里拿着喇叭大声喊大家排好队，否则等车的人群总是挤成一大堆，车到时，经常还有一部分人拥到马路上，把别人挤开，找个有利的位置上车。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汽车经常很拥挤，往往只有几个人挤上了车，售票员就把车门关上了，有时还有人半个身子在车内，半个身子在车外。很自然，当汽车开走时，仍然站在那里的往往就是老弱妇孺了。
我认识一个女机关干部，她曾经在一年之内连续在她上班的路上受了三次伤。她的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她被一个男青年撞倒了，接着这个男青年的同伴又踩了她的膝盖，膝盖扭了，脱了臼。她两个月没有上班。刚刚康复，她又勇敢地上公共汽车，不久她又被另一个男青年粗野地推倒在地上，扭伤了手腕。她又有一段时间不能工作。这个四十六、七岁的娇小女人伤刚好又大胆地上班了。一天晚上，在她回家的路上，她坐的那辆公共汽车为了避免撞着一个横穿公共汽车道的骑车人，紧急刹车。这个可怜的女人被摔倒，碰到一根钢柱上，她的眼镜碰碎了，人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在她的眼睑和面颊上缝了几针。她的视力幸好没有受损伤。骑车人逃了，但是公共汽车司机堪称模范。他让大家下车，开车直接把她送到医院。有几个乘客留下来陪她，以确保她的安全。她的医药费是免费的，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同意负担一付新眼镜的费用。这位妇女终于吸取了教训。她现在在办公室隔壁的集体宿舍里有一张床位，她只在周末回家探望家人。我问她为什么不骑车上班。她回答说：“那比坐公共汽车更可怕。”
我则认为情况完全相反。不过，两者哪一个更坏，这实际上得碰运气。我总是骑车，对坐公共汽车避之如瘟疫。
街道普遍比较差。在一条实际上本该是单行线的路上，却是双行线，三轮车、拖拉机、马车、步行者、学童和婴儿车互相争地方。自从一九七六年夏季以来，绝大多数街道两旁象蘑菇似的迅速出现的自制防震棚使交通问题更加严重。因为空间宝贵，垃圾堆或者建筑材料堆不得不堆到马路上。
但是这不仅仅是个空间问题。这还是一个缺乏交通基本准则的问题。骑车人很少发转弯信号。
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更糟。穿越马路可以随心所欲。在交叉口、拐弯处，甚至右边怎么通行都行。在狭窄街道上，一辆行驶的轿车可以把整个对面车行道占了，甚至占了自行车道的一部分，从而迫使骑自行车的人往污垢的边缘路骑。这些司机很少刹车，而是更多的按喇叭，好象声浪可以把人们冲走似的。在拥挤的街道上，卡车和轿车的时速经常高达五十五公里。
一些豪华汽车，如上海造的轿车或小型的丰田这类汽车的司机对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称王称霸。最糟的是那些给外国人开车的司机。看来，他们由于他们的乘客而自以为了不起，这是中国殖民地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态度，在殖民地时代，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的确有某种权力和权威。有一天，我看到一位正从垃圾堆（垃圾堆当然占了马路的一半）中拾破纸的老人，当一辆轿车停在离他几寸远的地方时，他不得不匆忙跑开了。这辆车的挡风屏上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友谊”，这表明这辆车是外国人使用的。
行人也必须负一部分责任。他们任意穿过马路、乱穿交叉口，当他们等着过街时，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在马路当中。最令人沮丧的景象是，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小孩过马路，而不试图教导小孩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这个小孩很快就知道没有任何合理的过街办法；这只是人们必须冒的不幸风险。
在北京，没有任何停车指示牌。所有交通灯都是由警察用手操作的。没有任何象黄色警戒灯这类东西。当交通灯由绿变红，而你又刚要过交叉口时，你就不得不犹犹豫豫地在下述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猛刹车而冒遇到后面的人（他也许条件反射较慢）冲撞的风险，要么由于设法在另一方把你撞倒之前闯过交叉口而惹祸。看来，交通警操纵交通灯只注意机动车，而不把我们其余的人放在眼里。
最近一份北京市交通报告的一些统计数字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一九四九年，北京的人口是四百万。在六十年代末期的文化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入北京，使其人数达到九百万。对于一坐现在人口约有八百五十万（郊区人口包括在内）的城市来说，每天不到两人的交通死亡率是值得注意的。大多数事故是在郊区公路上发生的，因为司机在这些公路上的开车速度是不受限制的。事故中的百分之四十涉及骑自行车的人。
六十年代初期，约有一百万辆自行车。一九七○年，是一百五十万辆，一九七五年增加到二百五十万辆。今天有二百八十万辆自行车。
目前，有十万辆机动车，大多数是卡车，它们阻塞着北京各街道。十年以前，只有此数的三分之一。北京突然进入现代化汽车时代，而马车和三轮车仍然充斥车道，因而造成很大混乱。卡车司机在公路上迅速行驶，而人们过街时好象他们仍在马车时代行进一样。一位生活在北京的英国妇女说，北京居民的交通感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伦敦人的那种交通感一样，即伦敦人那时刚刚习惯繁忙的街道。
久住北京的居民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交通情况就不一样。当时，人们排着队等公共汽车，并有秩序地上车。老人、小孩和孕妇总是有坐位。红色表示“行”文化革命期间，一切停顿了。对一切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的健康态度走了极端。有那么一阵子，偏激的红卫兵想要改变交通规则，让红灯表示“行”，因为红色是革命色彩。幸运的是，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劝阻了他们。虽然正式来说文化革命已经结束了，但是文革时期的混乱状况现在在北京的大街上仍然很显眼。在过去几年里，领导没怎么过问这个问题。
现在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了。严格控制北京的人口。要迁到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要迁往小城市却很容易。自行车供不应求。工厂和机关可能得到少量票，有这种票才能买自行车。人们通过讨论来决定谁最需要自行车。
但是小轿车和大卡车在迅速增加。虽然公共汽车和电车的服务有发展，但是仍然赶不上乘客的增加。为了减轻公共汽车的一些负担，许多机关和工厂自己开班车，把工作人员从市内的一些地点送到工作的地方。
一九七七年八月，北京到处开会，听交通方面的情况的报告并讨论解决办法。一些人强烈主张实行罚款的威慑办法。另一些人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这种办法是反人民的（罚款最高额是二十元，相当于一个青年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他们认为批评和教育的办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方式。
显然，罚款和批评教育这两种办法现在都在使用。
警察有责任批评和教育冒犯者。重冒犯者可能被拘留，车子可能被扣留，牌照可能被吊销或者被依法处理。
最近关于交通情况的一份报告告诉北京居民这样一件事：一个妇女骑了一辆自行车，车后带了一个小孩，在一条乡间公路上和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斗气。双方谁也不肯让路，结果那个妇女和孩子送了命。司机被指控犯了疏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一个合理的未来？然而，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一九七七年秋末，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解决交通问题的运动。在上下班时间，我看到中学学生、军人和机关干部站在长安街以及其他主要大街的白线上维持交通秩序。
整顿交通局面需要一段时间。修路要时间，教育人们要有交通观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新主席华国锋要求“从大乱达到大治”。可以寄预希望的是，这也包括北京街上的交通在内。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皮尔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加强它在香港银行的活动》，副题是《要它们接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摘要如下：
当国际银行争相同中国搞贷款交易的时候，北京意外地决定，把它自己在香港的银行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正式要它们改变方针，遵循迄今为止一直是被蔑视的获取最大利润的原则。现在在香港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北京授权它的早就设在这里的银行象“资本主义的银行”那样经营，并为了增加祖国的财政能力而使用它们的存款。
这里的观察家们把在香港的中国银行系统的自由化看成是经过多年系统准备的结果。自从大约一年以来，中国银行就有权为外国人开美元户头，这些户头在北京登了记，并且可以以任何货币形式提取。最近在北京召开的财贸会议就是中国领导人打算从现在起实现他们在国外的银行自由化计划的信号。国家计委主任、副总理余秋里表示，中国将“用国际通用的贸易方法”。与此相适应，香港的十三家银行现在受权在外汇、黄金和白银、有价证券和原料交易方面积极展开活动以及向所有可能的顾客（而不管其同北京的关系如何）提供贷款。香港经济和金融界人士对北京的主动行动普遍表示欢迎。他们把这些作法看成是又一个标志，表明中国人想维持香港繁荣的经济和它的政治稳定。
中国领导鉴于本国的现代化运动，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兴趣的是，把香港作为扩大同非共产党世界的经济关系的场所，并且从香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从英国这块皇家殖民地的繁荣获取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