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记者杰伊·马修斯从桂林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纪律，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摘要如下：
中国宣布对松松垮垮的工厂进行大改革已有几个月了，但这个南方地区的工人还没有看到在管理和奖励他们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二月份宣布要废除工厂革委会，而由经理来管理。可是，这个地区的三个大企业中有两个企业在这个月说，他们的革委会仍然原封未动，至于什么时候停止工作，也没有明确的日期。自从去年以来，官方党报一直提出要对劳动好生产多的工人给予奖励。对消极怠工者要给予纪律处分。但是，这里的工厂干部说，劳动好的工人只能得到奖状，或者一个月一美元多一点的奖金。尽管人浮于事，也承认生产中有些问题，但仍然没有听说工厂解雇过不称职的工人。
当记者向桂林丝厂革委会主任谢广之（音）问起奖金的情况时，他说：“一些工人得到一张表明他们成绩优异的奖状和一些钱。”
中国许多工人这种松松垮垮的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
谢广之说：“当一名工人退休时，她（或他）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个工厂工作。”他在这工厂的五年中，全厂两千五百名工人，没有解雇过一个工人。
去年，全厂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资。对很多人来说，是十年到二十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资，所以这次加工资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使加工资的工人比不加工资的工人干得更卖力。对一些劳动好的工人给予少量的奖金，一季度的奖金不超过一点七五美元到四美元。
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这个工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
当谢广之领着几名外国访客走进这家丝厂的一个车间时，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三名女工聊天，我们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坐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在外国访客在这个车间逗留的几分钟里，六名女工中只有一名女工干了活。贴在车间里的生产进度表表明，两个班提前完成了中国工厂通常规定得很低的每月生产定额，但是还有一个班没有完成。
佛山市一家手工艺厂给蜡制水果上色的一名三十七岁的工人何柳华（音）说，她说不出她的生产定额是多少。她上色的蜡制品是从另一个车间送过来的，就是这样而已。
恢复一九六七年以前的那种管理的办法是要加强纪律性，不再对那些偷懒的工人采取迁就的态度，但是，看来这里还没有恢复这种办法。
【美联社北京七月二十六日电】（记者：米尼克利尔）由于不久前增加了工资和奖金制度的迅速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来越重视消费者的需要了。
本记者从上海到满洲看到每一个生产单位都有记分牌，表明每一个工人完成自己工作的百分比。
奖金可能占他们月薪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是发给那些在保持优质高产和对同志态度好的那些人的。
没有个人所得税，政府对粮食是给补贴的，所以花钱不多，房租平均占他们月薪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因此，拿工资的中国人感到他们今年夏天比过去很多年有较多的收入可以自由支配。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家都有几个人挣钱。
北京的一位官员向一位访问者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每一个人吃饱穿暖，这同解放以前的饥饿和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随着较多的货币流入社会，今年夏天中国正努力满足人民的需求。负责沈阳工业工作的王洪涛说，家用电冰箱“仍然是以后的事情”。他还指出，中国的手表、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和自行车的需求量都很大。最后三样东西都要登记很久才能买到。
自行车在中国是生活必需品，就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汽车是生活必需品一样。买一辆自行车要耗去一个人的好几个月的全部收入，在美国要买一辆汽车也需要那么几个月的全部收入。
渴望买到东西的人们拥挤在北京的“首都钟表店”里，这家店出售的进口瑞士手表高达九百一十八元，日本手表二百六十七元，中国手表价格是八十五元到一百二十五元不等。
苏联产的手表和照相机看来是进口的仅有的两种消费品。其他的都是中国制的。
奖金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以前就有，现在为了刺激生产又恢复了。本记者采访六家工厂和人民公社时发现，有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已经根据今年春天北京发出的官方的鼓动生产精神恢复了奖金，其余的单位也在研究恢复奖金的办法。农村每个社员都有自己的自留地，在那里可以种蔬菜。
政府通过发各种票证来安排购买时间的办法，保持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保持消费品的原价。
【美联社俄亥俄州托莱多八月四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代表团六日将开始进行参观活动，该代表团将参观港口设施、农业综合企业的经营、农科研究以及俄亥俄州西北部的一些商业性的农场。
这个由二十八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中将有中国农林部的一些官员、省一级的一些主管人员。
这次访问是由美国中部国际农业贸易理事会主办的，俄亥俄州农业局是该理事会中一个提供支援的理事。
中国这个代表团在八月份将访问中西部的十二个州。
【法新社北京八月二日电】（记者：弗朗西斯·德隆）旅客足迹不到和远非官方的现代化橱窗的中国南部边境仍保持着古老的特色，尤其是农村的特色，千百万农民每天在干着繁重的劳动。
上个月，一批外国记者从云南省省会昆明和广西省省会南宁分三路访问了这个地区，一直到了同越南接壤的地区。他们在这个地区旅行了将近三千公里。
云南整个高原一色红土，鲜明地衬托着疏疏密密的浓绿色的植物。那里生活着许多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血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
广西省的情况则不同。这个省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是壮族，因此叫作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不少壮族人在政府里任职。
壮族的分布区占该省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那些地方大部分种水稻，很象东南亚的农村景象。虽然最重的劳动已经使用了卡车和拖拉机，但是在坑坑洼洼的泥泞的道路上，搬运工作大部分仍是由畜力和人力来干的。常常可以看到用一两匹马拉的装载得满满的马车和犁田用的大犁。
犁是种水稻的基本工具，可以看到把它固定在两个大轮子中间，用一匹马拉着。
水牛是稻田之王，有时在路上也能看到，因为有时它走在汽车的前面，汽车只好跟在它后面慢慢走。
耕种稻田的需用的大量劳动力是用集体分配劳动的办法组织起来的，旅客经过时用不着下车也能看出这一点。难得看见有人单独劳动，通常是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干活，多数是男归男，女归女。
在田间，几乎看不到什么机械化。
即使在广西最偏僻的地方，大自然也已经被触动，因为哪怕是很窄的一块可耕地人们也已经把它开成梯田，种上了到处可见的水稻。
然而云南省仍有大量土地没有开垦，尤其是在同缅甸接壤的西部仍是象、虎和猴子的栖居地。
为了使经济从主要种植水稻向多样化发展，已做了一些努力。
在云南省的边境，可以看到一些橡胶园；山丘上生长着一些世界上最甜的菠萝。
这两个省的整个刚刚能保持平衡的经济突然由于今春越南华侨难民大量流入而受到威胁，现在许多村庄里显然还住着这样的人。对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说来，今后将在边界的这一边同中国农民一起在“国营农场”里种田。
他们的子孙将继续开垦土地。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七月二十七日刊登霍林沃斯介绍西蒙
·利斯写的《中国的阴影》一书的文章，题为《供参观的中国》，摘要如下：
许多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旅行者有一种乐观感，并对他们的所见所闻进行言过其实的夸奖。或许，那些按西方标准来看工资长期很低的满脸堆笑的农民、工人和士兵给他们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
西蒙·利斯是一个研究汉语的学者，他声称他热爱中国超过了对他的诞生地——比利时——的爱，他不怀恶意地纠正了上述情况，他所写的大部分证明是正确的。在过去“四人帮”那些糟糕的日子里，令人厌倦的是，向导不告诉象各部这样的公共建筑的名称，新闻司被迫声称不知道希思即将进行访问的日期，虽然伦敦已经公布了。
我也同利斯一样，每当我想起北京漂亮的“使馆区”，便感到非常难过。那里不仅把老式的墙推倒了，而且在从前优美的和历史上有名的花园般的住宅区修建起一排排工人宿舍。
虽然我也认为许多艺术品在文化革命中被红卫兵毁坏了，但是其它一些国宝自然被外国投机者和商人拿走了，有一些遗失了。
利斯对天津作了极好的别出心裁的描绘，它如同“卡夫卡写的一个布景阴森奇妙的诗一样”。他在一个汽车站看到一个普通公民贴的不大的油印广告，此人是一个技术员，他希望同在六百英里外的西安的一位类似条件的人对换工作，以便他能同他爱人生活在一起。利斯不需要到天津去寻找这类广告，因为在离北京饭店一百码的路灯柱子上贴有许多这种广告。
对他来说，令人失望的是同中国官员没有任何非正式的联系。然而，据仍然住在北京的朋友说，时代变了，而且在一个毕竟是封闭的社会里同人民的关系变得更为随便了。
这本书将是有益的，因为它将加强那些一直在努力减少人民共和国发展起来的令人厌烦的官腔的中国人的地位，和那些希望向外国访问者开辟他们国家的更多地区的官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