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六月十二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在生产有色金属方面仍然是沉睡的巨人》，摘要如下：
中国在世界商品市场上正在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它在生产有色金属方面仍然是一个沉睡的巨人。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作出的结论。中央情报局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有色金属的潜力的研究报告，有色金属包括除了钢和铁以外所有其他金属。据这份报告说，中国的锡、钨和锑的蕴藏量很大，这是它出口的主要金属。中国也拥有大量的铜、锌和铝，但是它缺少一些主要的合成金属，如在钢铁工业中居于重要地位的钴。
这份研究报告说，“尽管这个国家在资源方面有着相当雄厚的基础，但是大部分金属的生产
（在七十年代）增长缓慢。此外，这份报告说，虽然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重新强调要增加生产”，但进展可能是缓慢的。
据这个报告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没有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它在五十年代大部分由苏联供应的技术和装备，从西方的标准来说已大为过时了。纽约的一位进行金属贸易的商人也认为，中国人“在工艺上非常落后”。
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因为这种新的发展预料将要花费很大代价和很长时间，“中国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将在许多主要金属方面仍然依靠进口”。这个研究报告说，事实上，中国发现，它进口这些金属比它在国内生产要便宜。
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中国进口的有色金属（价值达二十六亿美元）为它在同期内向外出口的这些金属的四倍。主要进口的金属包括铜、铝、镍和铅，在中国一九七六年进口的三亿五千八百万美元金属中占三亿二千万美元。
据这个研究报告说，在一九七六年“与中国进行的有色金属贸易中，没有一个国家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除了向这个国家供应铜的主要国家智利和秘鲁以外，只有美国和西德在本年度的这项贸易里占百分之五以上。一九七六年，美国在向中国供应金属方面占第三位，出售了价值二千九百万美元的金属。这个报告说，美国也是向中国购买货物的主要购买者，它向中国购买了一千六百万美元的货物，主要是锡、钨和锑。
中央情报局的这份研究报告说，从新的资本投资情况来看，北京已把发展有色金属的生产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相反，中国却把重点放在发展农业方面并致力于石油、运输和化肥工业。
下面是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就中国主要的有色金属所发表的意见：
铜：储藏量估计有六百万吨，这个数量预计只能使用二十年，人们认为这不足以满足国内使用量的大量增加。在今后的勘探中有可能会发现更多的铜矿。
但是，这项工业仍然处于停滞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自六十年代以来没有增加新的提炼能力，虽然北京目前正在为购买一个铜矿提炼厂的设备而进行谈判。一九七六年产量估计达到了三十万吨，比一九七○年仅增加了一万吨。为了要在国内生产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自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国进口的铜平均每年达十二万吨。一九七六年智利和秘鲁供给的铜总共占这个进口量的一半以上。
锡：储藏量特别大，总共大约有五十万吨。虽然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得到苏联技术上的帮助，年产量已跃升到大约三万吨，但后来产量就下降了。一九七六年，年产量为一万一千吨，其中有六千四百吨出口了。出售给美国（它是主要的进口者）的锡，一九七五年达到高峰，当时装运的数量达到六千四百吨，但到一九七六年就下降到了一千七百吨。
铝：虽然铝的蕴藏量也很大，据最高的估计，可提炼的铝的蕴藏量为三亿六千万吨，不过“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这种矿是“没有经济价值的”。但是产量增长迅速——一九七六年产量为三十七万五千吨，比一九七○年的产量增长了一倍，这是因为为了要满足国内的需要而在采矿能量方面增加了资本投资。
尽管如此，中国为了满足需要，必须进口大量的铝。一九七五年进口的铝急增到四十万零八千吨，这就使中国成为那年世界上进口这种金属的最大的进口者。然而，到一九七六年，进口数量下降到十七万七千吨，预料北京要建造一些自己的铝工厂，据说，它将要向日本和西欧购买现代化的铝工厂设备。
钨：估计大约有一百万吨，中国的这种金属的蕴藏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九七六年产量达一万一千九百吨。其中出口了六千一百吨，这比一九七三年的最高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六。钨产量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钢铁工业的生产出现了一些问题。钨主要是用于制造灯丝，碳化物和刀具钢。此外，有迹象表明，最容易开采的矿已经开采了。
锌：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蕴藏量的估计数字，但据认为蕴藏量很大，每年总产量大约为十二万五千吨。出口量从一九七○年的仅三百吨跃增到一九七六年的七千八百吨，所以预计中国将在今后几年内变成这种金属的净出口者。
锑：中国拥有锑矿二百万吨，大约占世界上这种金属的蕴藏量的一半，锑是用来加强其他金属的硬度的。在过去三十年中，事实已经证明，生产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每年的产量从五千吨到一万零六百吨，其中大部分都是出口的。由于世界上的使用量和国内的使用量都不会增加很多，“所以预料这种工业不会有多大的发展”。
【法新社北京七月六日电】美国政府高级代表团今天抵达这里，以便研究两国是否可能进行技术和科学上的交流。
由卡特总统关于这方面问题的高级顾问组成的这一代表团是美国自一九七二年关系正常化以来，到达中国的最重要的代表团。
这一代表团计划研究两国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中国走在世界其它国家前面的领域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地震早期预报系统。
这些美国专家抱有一个目的就是与美国不了解的中国科学界进行接触。他们了解主要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四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同北京在科学上建立的新联系》，摘要如下：
白宫本周派往北京的科学代表团不是一般的科学代表团，代表团在现在的情况下前往，也不是国际科学交往中一件普通的事情。
这个由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领并包括政府的主要非军事技术机构的负责人或高级领导人在内的十四人代表团，是华盛顿派到外国的一个最大的、集高级研究官员之大成的代表团。就整个阵容而言，这个代表团远远超过美国在冷战后二十年来同苏联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保持的关系中所派出的任何一个代表团，苏联人长期来一直寻求机会窥探美国科学的成就。
这次访问是在布热津斯基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前往北京进行了解情况的访问时酝酿的，它将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成行：美苏在科学方面的关系由于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论而疏远了，同时，中国人正为了要成为一个现代的科学强国而掀起一个全力以赴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他们明确地扭转了在科学上闭关自守的理论，而想方设法同先进的西方科学保持接触。
中国人需要和希望从美国科学界得到什么东西，这一问题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说明，那就是：什么都要。中国人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也想得到很多东西，可是硬说他们并不需要），他们承认他们的科学是落后的，而且公开表示希望在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内得到帮助。卡特总统坚持说，中美关系加强并没有向苏联发出信号的意思。不论向北京派出这一独特的代表团背后有什么政治动机，它的阵容以及访问的时机确实是在苏联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上发出一个响亮的信号。中美两国之间以往的技术和学术联系一直限于一年进行五六次礼尚往来的交流，由非政府的科学和职业团体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种交往，虽然对于参与其事的人员个人说来是颇为有趣的，但是美国科学界时常称之为“科学界的旅游活动”，而不是科学方面的合作。
针灸研究最初是使人感到兴奋的，但是现在大体上已被认为没有多大重要意义，在地震预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意思的研究工作。除此以外，这种科学界的旅游活动已经表明，可以预料到一个象中国这样穷的国家必然会存在的情况：以美国的标准而论，它的研究活动是原始的。因此，现在的一大问题是：我们能为中国人做些什么？
熟悉中国人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美国人说，他们明智地避免提出在一夜之间全面达到优秀的要求。因此，消除破坏而恢复科学教育的工作的优先地位，作为要在各个领域最终取得成就的一项长期要求。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美国代表团中包括全国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德·阿特金森。
在技术方面，中国人优先注意的是石油的勘探、开采、一直到加工。根据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代表团中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威廉·梅纳德和能源部能源研究室主任约翰·多伊奇。中国人说过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在他们的广阔的土地上有空间通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兴趣，因此有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罗伯特·弗罗施参加代表团。
代表团的其他专家有农业部研究室主任鲁珀特·卡特勒；全国卫生研究所所长唐纳德·弗雷德里克森；商务部科研负责人乔丹·巴鲁克。商务部有各种科研机构，如标准计量局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本刊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七月三日发表题为《研究人员访问中国》的社论，摘要如下：
卡特总统的主要科学顾问和他的十三位同行前往中国访问的时机是选得再好不过了。这次访问正好是在大家一道作出努力改善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本身就是件好事）。它还正好是在我国国内对我们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有多大决心越来越感到关切的时候。
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是一位地质学家。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理解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和发展新技术和新产品同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之间的重要关系。
中国人表明他们对这些方面的相互联系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如果有幸的话，他们将既能向我们学到一些经验也能对我国的经验作出一些有价值的补充。中国人在基础科学方面作了出色的工作。
由于中美两国社会的性质截然不同，可以想象两国一定会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而在另一些方面有差别。但是中国人全力以赴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精神应该成为美国人检查他们的发展工作的尺度。
有一种倾向，认为美国对中国人采取的主动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同苏联日益紧张的关系，可能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