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生田真司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相互斗争的美中苏的包围圈，各自都感到有“压力”》，摘要如下：
美中苏关系迎来了新局面。以美苏关系为轴心的东西方缓和出现了阴影。而另一方面，美中接近却引人注目。中苏对立日趋严重。中国警告人们说，苏联企图对中国、对西欧设“包围圈”，紧接着，苏联就神经过敏地说，中国在积极组成“反苏联盟”，对于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也暗示要采取“报复措施”。美中苏建立包藏各自意图的“包围圈”的活动已形成相互斗争的形式。美苏之间的紧张气氛，以卡特的演说和此后苏联《真理报》的文章为顶峰，已大体上趋于平静。
据认为，美苏关系进入了“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合作”的进退维谷的状态。双方将会越来越频繁地窥视着对方的态度，施展外交手腕，进行牵制。
美国方面的牵制已经以采取积极姿态同中国接近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五月下旬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为开端，已决定批准向中国出口同军事有关的技术。美国同中国接近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心实意的？这一点还不太明确。但是，从由于尼克松时代的戏剧性的接近中国而成功地使苏联同意缓和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美国是想通过接近中国来支持其对苏战略。
也可以设想，针对苏联由增强太平洋舰队等所表现出来的向亚洲扩张的倾向，美国正在设想一条也包括中国在内的“防线”。
另一方面，中国自华国锋体制开始稳定到今年以来，为建立“反苏包围圈”，精力充沛地展开了外交活动。由于党的主席华国锋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巩固了同亚洲邻近各国的关系，它的触角正伸向西欧、中近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苏联向二月份召开的中国五届人大发去了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对此，中国予以拒绝，中苏关系从而进一步恶化。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对西伯利亚的第一次军事视察旅行（三月）狠狠地刺痛了中国领导人。越柬争端、华侨问题、苏联派在阿富汗发动政变，都使中国深刻地感受到了苏联的“压力”。
中国对西方接近是要在经济和军事力量现代化方面得到西方的合作，同时也有分散苏联的重压的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遍访欧洲各国也引人注目。中国正在拼命地把反对苏联的桥头堡由点连成线，以便在设法避免同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况下制止苏联的扩张。
如果说中国感到苏联的“影子”是一种威胁的话，那么，苏联对中国规定“社会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的行动也是无法容忍的。苏联大造舆论，谴责“北京鼓吹战争，加紧进行战争准备”（《真理报》亚历山德罗夫文章），说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欧洲，“意图是加紧同北约进行军事交流”（莫斯科电台），给人造成一种中国的“威胁”的印象。
而且，苏联对日中接近也增加了“不快”。在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之前，很快地传出了“报复措施”等，进行牵制也可以设想，苏联为了摆脱由于建立“反苏包围圈”而造成的孤立状态，首先会把打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问题上的僵局作为改善美苏关系的办法。
以美苏两极为中心而动的国际形势，似将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以美中苏三极纠缠在一起的形式而展开。
【合众国际社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六月三十日电】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的一名教授说，小学学生过分地依靠袖珍电子计算机来做家庭作业，可能会在以后受教育的过程中在数学方面遇到问题。
农业机械大学数学系主任乔治·布莱克利博士说，得克萨斯州的学校需要修改它们的课程，以便保证学生既学会用计算机进行演算，也学会用笔和纸进行基础数学演算的技能。
布莱克利建议高中以下的学生不要用电子计算机。他说：“如果人们过早地陷进去，也许会受害的。”
布莱克利说，这种廉价袖珍电子计算机使用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足以使大专学校看出它们对小学生学习基础数学的影响如何。但他说，这种影响也许在今后十年中就会清楚看出。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四日电】阿塞拜疆内务部一位发言人今天说，一位狱官暗杀了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长、一位副部长和一名助手，然后他自杀了。
他只是提到行刺者名叫穆拉托夫，此人生于一九四九年，是舒沙镇一家监狱管理处的负责人，这个镇离该共和国与伊朗的边界有六十公里。
他说，内务部长阿·盖达罗夫，五十二岁，在克格勃秘密警察中干了二十五年多，于上星期四（六月二十九日）在他的办公室中被刺。
这位发言人代表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瓦·维索钦科发言，他拒绝同从莫斯科打电话同他联系的西方记者们谈论穆拉托夫的动机。
这位发言人说另外两名受害者是副部长萨·基亚兹莫夫和阿·斯菲哈诺夫中校。
从高加索山脉南部这个共和国返回莫斯科的外国游客早些时候说，他们听说另外两人只是被行刺者打伤了，而盖达罗夫中将被当场打死。
发言人说，这三人今天被安葬在该共和国首都巴库。
阿塞拜疆主要报纸《巴库工人报》上发表的官方讣告只是说，盖达罗夫是“在履行其职责时不幸死去的”。维索钦科今天早些时候说，已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位部长的死因。
苏维埃阿塞拜疆因腐败、无纪律和经济效率低而经常遭到党的领导人的批评。
【本刊讯】西柏林《每日镜报》七月一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青年的关系遭到破坏》，摘要如下：
一年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在一封信中很有道理地提出警告说，加强国家政权向人民警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警员们必须通过出色的工作来加强劳动人民对公安人员的“信任”。这种呼吁现在仍然具有迫切性，因为可以肯定，人民警察和国家政权的威望在居民中已完全下降，而且部分青年和公安人员之间的关系也遭到破坏。
警察与青年人的冲突日益增加，就是明显的迹象。大家知道，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在东柏林，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在维滕贝格，五月二十八日在埃尔富特，都曾发生过较大的武力冲突。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些公民说，在其他一系列城市也发生过冲突，其中在莱比锡、哈费尔贝格、韦尔德尔、法兰克福（奥得河）、施韦德和福斯也发生过。大部分大家都已知道的青年骚乱都是在公开集会和跳舞晚会时或者之后发生的：年轻人用忿怒和暴力回答警察的威望和警棍。
那边的青年采取这种敌意态度的原因，无疑是他们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社会某些矛盾和缺点的不满日益增长，例如，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推行的阶级社会主义、长期供应的匮乏、有限的私人活动余地的不满在增长。显然，蕴积着如此之多的不满，以致有时一颗火星就足以引起一场“爆炸”。警察在这些事件上不是没有责任的，毋宁说，某些骚乱是他们直接挑起来的。
人民警察的威望最近时期下降得多么厉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年轻公民们轻蔑的谈话就表明了这一点。例如，有一位姑娘在东柏林“共和国日”在骚乱者中为了和别人赌五个西马克，而向一位残暴殴打青年人的警察脸上吐唾沫。科特布斯专区一个城市曾举行一次舞会，当警察用警棍殴打与他们搏斗的青年时，其他年轻人高呼着“打倒这群公牛！”冲向警察。一位埃尔富特教师的夫人这几天向本文作者谈图林根专区一城市的骚乱者时，谈了这种形势发展，她说，年轻人害怕官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变得更喜欢批评和骚乱了，而且再也不尊重人民警察了。”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六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莫斯科遇到经互会伙伴的抵制》，副题为《修改章程在布加勒斯特通不过》，摘要如下：
经互会布加勒斯特会议开过两天后可以肯定地说，苏联所谋求的修改章程和对东方经济合作组织的其它更动都是不能通过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罗马尼亚在预备性会谈时就猛烈反对苏联的想法。它所获得的东方集团其它国家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听说支持它的首先是匈牙利，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还有保加利亚。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往常一样毫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立场。
现在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苏联的建议有两个目的。第一，俄国人希望对章程做某些改动，使经互会更有能力与外界，例如与共同市场交往，或与第三国签订联系协定。在这方面人们注意到，在布加勒斯特也有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观察员出席。苏联针对这整个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要给经互会以超国家的权力，同时对某些问题采用多数通过的原则，以代替迄今所用的任何决定都要一致通过的办法。
苏联建议的第二部分是要使卫星国更多地参与开采原料和能源的工作。俄国人一再说，在东方集团可以说存在一种相反的殖民关系，因为工业发达的卫星国把苏联看成是便宜的原料供应者。说它们用副卢布购买的便宜的原料和能源去生产工业品，再卖到西方以获取宝贵的外汇。有人证实说，俄国人想找到使这种关系较好地“平衡”的形式。看来这是这样一种想法，使迄今更多地是为了特定的目标组成的“联合企业”具有多边公司的形式，它有着固定的资本结构，并准备进行长期的、超越各种界限的合作。
经互会国家总理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讲话是通常的表态，口头上赞成继续合作。在所有讲话中，特别是在苏联总理柯西金的讲话中暗示了现有的问题和困难。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以前就做了。俄国人似乎是通过限制贷款（例如对保加利亚）或通过其他的方式（例如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他们从而当然只是把经济问题扯到政治中去。经互会章程“过时”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听说——虽然仍是现实的，但是人们认为目前苏联没有可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