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布鲁塞尔七月二十四日电】欧洲共同市场各国财政部长今天讨论了建立新的货币体系的方法。建立新货币体系的部分意图是要减少共同体易受美元波动影响的脆弱性。
会上提出的关键问题是：
——通货单位的性质，这是新体系的中心问题。
——用来支持这一计划的储备金的数量和成分。
西德希望有一个受中心兑换率“调整幅度”约束的体系，各种通货要受该幅度的严格限制。
英国和其他大多数成员国希望有一个比较灵活的体系，该体系将以从“篮子”，即所有成员国货币的平均数求得的中心兑换率为基础。
英国对这一计划持保留态度，除非结果能把较富国家的财富转移给较穷的国家。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反对任何具体针对美元的安排。希利还要求“均匀”，他的意思是有顺差的国家，例如德国，必须进行经济调整——即扩展经济——以保持稳定。
官员们说，可以使以一篮子通货为基础的体系灵活得足以适应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有朝一日参加共同市场的国家。
另一方面，德国人所希望的比较严格的体系有可能使共同体更易于最终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让各成员国使用一种通货。
【路透社华盛顿七月十八日电】美国政府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透露，爱国者导弹可能成为这样一个项目，就是在要求之下可以向包括南朝鲜在内的美国的一些盟国，特别是那些拥有奈克—赫尔克里士式或隼式导弹系统的国家出售，或颁发许可证准其生产。爱国者导弹是美国陆军部正在发展并准备在八十年代部署的一种高度为中空到高空的非核地对空导弹防空系统。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一日电】苏联国家统计局今天说，苏联在七月一日人口为二亿六千一百二十万，自今年开始以来增加了一百二十万人。（转载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苏联《十月》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二、三期连载尤里·茹科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亲眼所见》，摘要如下：“市场经济”的丑恶现象
一九七四年我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残酷规律是怎样起作用的，这一点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事情发生在法国。我们苏联最高苏维埃议员团参观法国莫吉奥村的一个农民果园合作社。这个于一九六四年建立的合作社由三百六十七户组成，总共有一千公顷土地。那里的土地肥沃，阳光和雨水充足，如果劳动得好，可以获得水果的大丰收。
合作社社长鲁凯特是个典型的法国农民。他感到非常自豪的是极为现代化的水果贮藏库——在棚盖下面有整整一公顷的面积；有二十一个冷藏室，其中八个是气温可以控制的冷藏室：只有百分之三的氧气，百分之五的二氧化碳和百分之九十二的氮气。苹果在这种气体中可保持新鲜一年以上……
那一年果园的收成极好。客人们点头称赞好收成。
“挣很多钱吧？”
鲁凯特搔搔后脑勺说：
“怎么对您说呢……当然，如果这一切都能卖出去，那收入还是不错的。”
“可难道您还有怀疑吗？”
法国农民忧郁起来：
“您还不大了解我们的制度。您听说过‘共同市场’委员会是什么东西吗？”
“当然听说过。它调节着九个西欧国家的经济……”
“哦，不只是这一点！它注意的是，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不超过为保持规定的价格水平所需要的水平。而如果我们生产苹果多了，苹果就开始便宜了……”
“那很好呵！消费者要感谢你们了！……”
鲁凯特斜眼看了看我们，凄然一笑。
“不，”他说，“我们得服从我们现行的商业规律。如果超过允许我们的收获限度，则过剩部分不得不毁掉。”
“毁掉？”我们善良的乌克兰集体农庄主席季年科瞪大了眼睛。“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这样。我们运到垃圾场去，拿压路机压。”鲁凯特又是凄然一笑。
我们告别了。在到旅馆去的整个路上，我们从果园旁经过，那里收摘工作正全力进行。合作社员们摘下果子，怎么也不会相信，鲁凯特所说的事情会发生。
几个月过去了，我翻开十一月四日的《世界报》，读到一个标题：《毁掉十万吨苹果。从树上取下后直接送到垃圾场》。接着便是该报特派记者发自阿维尼翁的报道，而阿维尼翁离我们参观过的那些果园不太远。
记者写道：“非常可怕，骇人听闻，是否应当害怕这样的字眼呢？当你在卡瓦伊昂和沙托列纳看到那扔到垃圾堆的高如山积的烂苹果时，你会觉得毫无办法，不管你是个多么老练的人。试想，长达一公里半的载重汽车列队沿着杜兰斯河缓缓行进。载重汽车满载着装满苹果的箱子。入口处，同违法作斗争的检查员检验证件，凭它可使农民以后为每公斤毁掉的水果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基金中获得四十生丁（一百生丁等于一法郎）。”
可以说这是一场恶梦。我们面前是一坐比载重汽车还高的苹果山，长二百米，宽二十米。压路机把它们碾碎……农民们向这坐变成灰色的、开始腐烂的苹果山小心地倾倒不久前刚从果园里摘下的新鲜水果。这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好苹果。直接从树上摘下丢到垃圾堆里。汽车司机们卸下水果，又开车去果园……装运新货……
这种场面一周重复三次。在普罗万—拉祖尔河岸区已毁掉六万吨苹果。整个法国的数量则达十万吨以上。到春天将达到二十五万吨……
据《世界报》记者说明，这种真正十分可怕和骇人听闻的行动搞了四次：一九七○年、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都毁掉过水果。人们曾警告他：“这当然不是很光彩的行动。要尽可能少地谈及它。”但是，记者所看到的事是如此使人震惊，反而使他尽力了解更多的细节。比如，布鲁塞尔（共同市场总部所在地）的调节价格手段是这样的，欠收年对农民比丰收年更为有利。
一位果园专家对记者说：“我们为毁掉水果而得到的奖金不能补偿其成本费。一公斤苹果给我们三十生丁，而栽培它则需要五十生丁。因此纯粹是赔本。但是，如果明年欠收，苹果价格将提高，我又可补偿今年的亏损。”
“那为什么不把‘多彩的’水果卖给需要的穷人呢？为什么不把它们送给医院的病人和学校的孩子呢？”
天真的问题！当《世界报》记者提到这一点时，普罗万—拉祖尔河岸区毁掉水果行动调配员只是耸耸肩膀，并且反问道：
“那么按现行价格出售水果的水果商会说什么呢？”（上）
【合众国际社芝加哥七月二十四日电】全国各地大约有五百名科学家保证不与苏联进行个人合作，以抗议苏联关押两名持不同政见者。
国立阿尔贡实验所的物理学家德里克昨天在奥黑尔机场上欢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的夫人阿维塔尔·夏兰斯基时宣布了这项政策。
德里克说，在夏兰斯基和奥尔洛夫获释出狱之前，这些科学家将拒绝与苏联科学家在科学大会上交换情报。
原编者按：勃列日涅夫的太子库拉科夫逝世后，争当勃列日涅夫后继人的斗争开始了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七月二十四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七个医生》，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的西方外交官认为，对苏联维护公民权者的审讯，甚至可以证明争当勃列日涅夫后继人的斗争开始了。
《新闻周刊》记者科尔曼写道，根据这种论点，国家机构、军队和党的理论工作者中的保守势力将会故意妨碍同美国搞缓和。
如果为勃列日涅夫以后的方针所进行的权力斗争真正开始了，那么下面一条死人的消息是重要的：在宣判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十三年徒刑）三天之后，政治局委员库拉科夫（六十岁）突然死去。他曾被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的太子。
为了证明库拉科夫是自然死亡，政府公布了七个医生的治疗鉴定。他的尸体经过了检验。
党中央的这位农业专家死于“急性的心停跳”——这在勃列日涅夫对苏联农业的缺点进行了苛刻批评的两周后。
库拉科夫三十九岁才完成农业学的函授课程，当了粮食部长，一年后在同赫鲁晓夫发生争吵后丢掉了这个职位。
勃列日涅夫也是学农业的，他一九六四年进入中央书记处时立即任用了库拉科夫。自此以后，库拉科夫设法使苏联全部投资的四分之一用到农业上去。因见效不大而吃亏的不是他，而是农业部长波利扬斯基：库拉科夫进入政治局，而波利扬斯基则滚出去了。
两年前库拉科夫摆脱了负责特别任务的党中央书记职务，得到了所有有关的高级勋章，从事去社会主义外国的旅行，并能出版讲话集。
库拉科夫是政治局中第三个年轻的成员。比他年轻的只有乌克兰的党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朋友谢尔比茨基，此人是小地方人士，没有真正的前途；还有列宁格勒的党书记罗曼诺夫
——莫斯科人也不愿意受一个列宁格勒人的统治。
其余十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令为七十岁。
各种关系、联盟和
对立派别形成的复杂网，阻碍着从二百八十一名中央委员这个后备力量中再上升一个不知名的人物，这个复杂的网构成了今日苏联的人事政策。
制度的僵化肯定是使官僚主义者害怕反对派的原因之一。反对派虽然被排斥而从事地下活动，然而它不断产生新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大多数是热心于政治，倾向西方和年轻的。
宣判夏兰斯基的第二天，第二位核物理学家（继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哈罗夫之后）参加了受迫害的赫尔辛基委员会：科学院院土和列宁奖金获得者谢尔盖·波利卡诺夫（五十一岁）。
同一天（库拉科夫还活着）党的报纸《真理报》介绍了一位新的未来人物：它大肆宣传党中央书记契尔年科。
此人作为勃列日涅夫的人事和总务顾问，三十二年来跟着勃列日涅夫一站接着一站地上升。
他比他的头头小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