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阿新政权希望同美苏及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而友谊如何取决于给予援助的多少；说阿奉行保持独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否认他的党是共产主义的
【路透社喀布尔五月六日电】阿富汗新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今天说，同美国、苏联和其他各国关系的依据将是这些国家向他的革命政府提供援助的数量。
塔拉基总统说，阿富汗不会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它希望同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保持良好关系。
塔拉基先生在军事接管后第一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的友谊如何取决于给我们的支持有多少。给我们援助，帮助我们搞工程项目吧！”
他说他期望从苏联和美国政府得到不附带条件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克服他的落后的山国所面临的困难问题。
他宣布说：“我们不是任何国家的卫星国，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塔拉基总统有力地强调阿富汗是不结盟的，它将不参加军事条约。他又说，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干涉阿富汗的内部事务。
他否认他的执政的民主人民党是共产主义的或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他称他的党是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层的党。
他说：“我们的革命是阿富汗式的。我想，它在本地区是空前的。”
塔拉基先生坚持说，是他的党，而不是造反的陆军和空军军官策划和领导了这次推翻达乌德总统的行动。
他说，“在把我从监狱中弄出来之后，我在第一个夜晚就是行动的中心人物，所有的指示都是我们发出的。军方完全是服从命令。他们是我们的儿子和同志。”
塔拉基先生对记者说，他的党在政变前有五万名党员和密切的同情者，其中许多人在武装部队中。
【美联社喀布尔五月六日电】塔拉基强调说，他希望同邻国，包括同伊朗和巴基斯坦，建立良好关系。他说，他对巴基斯坦当局过了那么久才承认他的新政府表示不满。
美国一直向阿富汗提供每年大约二千万美元的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总共提供了大约五亿美元的援助，而苏联在同一时期内却提供了将近十亿美元的援助。
当记者问他的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还是社会主义政府还是改良主义政府时，他说，他的政府是进步的和民主的政府。
塔拉基说，“我国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决定于阿富汗被压迫人民、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只是为人民工作。”
塔拉基说，现政府的主要任务中包括改革土地制度和为现在在国外工作的阿富汗人提供就业机会。
他说，阿富汗知识分子在新体制中有他们的位置，但是他们必须“再教育”。
塔拉基谈到他自己的情况时说，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和牧羊人的家里。他作为阿富汗一家水果公司的小职员被派到印度孟买去过，他读过夜校，但是从未上过大学。他在一九三六年回到阿富汗当记者，后来提升为官方巴赫塔通讯社的最高负责人。
一九五二年被任命为阿富汗驻华盛顿大使馆新闻专员，但是六个月以后达乌德当了总理，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他被解职了。
塔拉基说，他写过十本或者十二本小说，但是因为政府的检查，没有一本是在阿富汗出版的。
一九六五年民主人民党成立，他于去年任民主人民党领袖。
塔拉基强调说，在这个穆斯林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里，新政府将尊重宗教自由。
阿富汗人士说，新政府最大的威胁来自宗教领袖和右翼的穆斯林兄弟会。
他说，“我自己是一个穆斯林。”“我们将捍卫伊斯兰教义，我们不禁止任何人信奉自己的宗教。”
【南通社喀布尔五月六日电】（记者：博扎·拉法伊洛维奇）本记者问及新政权的对外政策方针，塔拉基说：“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国家的独立，我们认为只有从不结盟立场出发才能做到这一点。”
他说，政府无意实行一党制，如果要求成立其他政党，将准许成立。他说，至于对内政策，“我们没有实行国有化的计划。在阿富汗，贫困极其严重，没有东西可国有化。”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五月五日发表一篇题为《喀布尔发出的警报》的社论，摘要如下：
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阿富汗将会危险地打破中亚的力量对比。它将不理会阿富汗人民的强烈的穆斯林信仰。一个成为苏联卫星国的阿富汗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俄国要在印度洋拥有一个港口的帝国主义美梦。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而且又对俾路支提出领土要求的阿富汗政权，将会引起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巴基斯坦将会转向中国寻求援助。而活跃的巴基斯坦—中国同盟又会驱使印度回到苏联的怀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富汗的新的共产党总统塔拉基竭力否认他的政府是共产党政府。他坚持说，他的政府是独立的、不结盟的、谋求和平的、尊重伊斯兰教的政府。塔拉基正试图使邻国和国内人民放心。
塔拉基是一个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据说是他自己党内的一个温和派。他的政府由与他同党的人控制。他们是由武装部队的一部分推上台的。现在还不清楚究竟是共产党政府的文职部长还是校级军官们握有实权。
阿富汗的对外贸易中五分之四是和苏联进行的，它的军火是苏联提供的，它得到的外援中最大一部分来自苏联。但由于它担心苏联控制，它也从美国、中国、伊朗和科威特得到大量援助。
【合众国际社拉瓦尔品第五月六日电】喀布尔电台今天报道，承认塔拉基总统的政府的最新一批国家是意大利、英国、西德、伊朗和美国。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五月五日电】巴基斯坦政府今天宣布，决定承认阿富汗的新的共产党政府。
巴基斯坦电台报道，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也加入了承认喀布尔政府的行列中。
还有为我公进一言者，我出狱已届满七年多，而年已八十有一，两腿行动不便，一人不敢上街和上医院，出狱去医院不下百次之多，每次都需人陪着。以我这样带病延年的身体，还能造什么反吗？而我住宅正对门楼上就有特务十一人监视着。这个数目是外国记者报道的，我究不知有多少人。对面的二楼，原来住有人，是特务强迫房东租来的，房东恨之切骨，谁人又不怕特务呢？
特务又在我家正对口和巷子入口处，命电灯管理处，装置三盏大电灯照着我的房子。我是失眠的人，虽每夜服安眠药而看到灯光如昼我就睡不着，虽在室内挂着褐色帘子，略避其光，仍不能减少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为着我妻，我早想自尽，以了此残生。我公知否特务怎样折磨我！
我出狱至今，我出门时，不论远近总有一辆特务汽车跟着，除司机特务外，里面大都坐着两个特务，俾我下车时该特务可去察看或询问。特务轿车前后换过十几辆，停放在距离我家不远的空地上，又凡我到过的地方，除了少数民意代表和过去大官外，我出来后特务必查询种种。这不仅给我添上许多麻烦和苦恼，使我简直不敢出门，请公看看，我有“人权”可言吗？试问今日世界上，哪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政府对人民有这样恶劣的作风？
家中电话有录音，英国《太晤士报》驻远东记者访我，打电话来请到国宾饭店（在重庆南路）吃咖啡，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政策委员会付秘书长、监察委员郑景福两次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去，我拒之，因我不知那位记者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届时不去故也，按郑景福何由得知此事，当系接收录音电话的特务告诉他的。
对于生客来我家，特务还要照相，甚至友人拿着纸包的东西来，特务还要向家中佣人查明是些什么东西。
《自由中国》社原编文艺的聂华苓，民国六十四年过台看我，借用友人汽车不敢开到我家，停在景美镇另雇计程车来舍。特务如此监视我，给中外人士的影响该是多么恶劣？对国家影响之大，则不言而喻了。
特务车子跟我出行给我的麻烦和损害国家的声誉，致使世人称中华民国为“警察国家”者，兹略举数则以告我公，如果全部写出来，可成为厚厚的一本小册子，故友人说笑话，竟称我是当年军阀眼中的孙中山，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一）台北县树林镇我有一个小同乡，家乡相距不过数里，他和我侄在中学同过学，他的妻子系我同乡前辈妹妹。我偕内子和族侄曾去他家盘桓时，他们一定要恳留我们吃饭，但饭菜系其妻亲手烹调。我觉得坐着等饭吃太无聊，就著三人出外看看风景。距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坐“昭明寺”，和尚名“悟明”，大陆苏北人，走遍大江南北，他能在台湾建一坐庙宇，可见其人有识见和能力之高强也。我们去游时，悟明招待我们坐下喝茶，拿了一盘甜饼干会客，请我们喝茶食点心，我们未吃一块，我们走后，跟去的国民党特务就去盘问和尚有什么关系，和尚见此一问，大概明白其人的身份，就很不客气的答覆说：“我对雷先生只闻其名，根本不认识，和尚是吃四方的，那个施主来我们都会招待，我和雷先生又有什么关系？”特务遂狼狈而去，给国民党和政府丢了多大面子，这样焉有不丧失民心之理吗？
（二）我七十九岁那一年夏天是我七九初度，我们家乡的规矩：“男做九、女做十”，美国一儿一女相偕回国给我做寿。这正是介公和我公常称的“孝道”。我不愿在家，以免亲友祝寿之麻烦。儿女又未去过日月潭，遂决相偕去游。我儿向友人借了一部轿车，正好坐五人，由我儿自己开车。我们夫妇，美国回来的一儿一女，台北还有一个女儿，而特务车子满载特务而尾随着。过了新竹本应在头份转弯，特务车子又加了一部，小儿不识路，直开到清水，那里又加了一部特务车子。于是折回至苗栗，在这里特务车子又跟上一部。真是浩浩荡荡，不知底细者，以为我是一个大人物出巡也。我们一行到日月潭后，台北跟去的特务车子停放在涵碧楼旅舍对面店门门前，不问店家高兴与否，可见国民党特务之威风也。
我们去日月潭前两日，根据以往的经验，内子曾打长途电话给涵碧楼帐房，在该楼正对湖面的二楼定了三间房子，我们夫妇一间，两个女儿一间，儿子一间。而涵碧楼正对湖面的二楼只有四间，其余一间我们去时已有旅客住着，特务硬要住进这一间，大概是为着便于监视。帐房管理人不肯，特务就掏出“特务证”来示威，帐房不得已，只有作揖打躬请那位客人另迁，让特务住进去。可见特务如此横行，使政府多么失去民心！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