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记者木村明生写的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中国最近对苏联的研究，转变为重视实证》，摘要如下：
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目前正在建立研究“当前的敌人”苏联的体制，并使之现代化。我作为苏联问题研究人员访华团（团长是东大教授辻村明）的一员，最近访问了北京、西安、南京和上海，历时十六天。通过和有关人员的交谈，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是：中国在大体上整顿了研究体制以后，要从按意识形态下结论的方法，改变为采取有学术价值的实证的方法。
北京大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已被“四人帮”操纵，成了批判邓小平的据点。据这个大学的教育革命组的张俊彦教授（经济学）说，这几年来，对苏联问题的研究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四人帮”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压制学术研究。
因此，这个大学对苏联问题的研究至今极不充分，除了经济系有苏联经济问题的讲坐之外，只有国际政治系在“三个世界的理论”讲坐中研究“第一世界”（美苏）。历史系虽然开了俄国、苏联史讲坐，可是现在主要是讲俄罗斯帝国的扩张的历史，对关键性的苏联现代史却没有涉及。图书馆有关苏联的文献中，许多都是旧的斯大林的著作。但是，却找不到在研究现代苏联时不可缺少的资料，如《勃列日涅夫演说集》。看到的研究西方的书籍也很少。但是，新书陈列室里摆了许多已翻成中文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书籍，例如：墨渍犹香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张教授虽然坦率地承认现状是不令人满意的，但是他指出，正象人们看到的那样，研究学术问题的最高领导机关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已经确立了。全国性的科学研究体制正在建立之中。进而，关于研究苏联问题的意义，他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了说明，并说，“马克思主义是重视现实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他强调了今后研究苏联问题时也要采取实证方法。
不仅北京是这样，而且据说，南京大学也正在制订以某种形式统一和加强目前分散在历史系（包括苏联经济讲坐）、外语系（俄国、苏联文学）和政治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与有关苏联问题的讲坐。
此外，引人注目的动向是重建人民大学。这是解放后在北京设立的旨在对经济机关的干部实行再教育和培养经济学教师的大学。在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人民大学曾是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的中心。而在文化革命时期认为“不需要经济管理”，这所大学事实上是解散了。不妨说，它的重建是中国重视现实的姿态的表现。
而且，如果综合一下中国方面有关人员的谈话，使人感到似乎社会科学院内已经设立了“苏联问题研究组”。今后将以此为中心，制订统一的、有组织的研究计划，并可能创建相应的新的机构。
这次从日本首次邀请苏联问题研究人员访华交换意见，也许可以认为就是迈出采取实证方法的一步。在同有关人员交谈当中，谈到了苏联经济特别是农业的现状问题、苏联社会的阶级关系问题、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接班人问题、日苏、中苏、美苏关系展望等广泛的问题，尤其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方面对日本研究苏联问题的现状寄予极大的关心。但是，在中国方面对苏联政治经济问题的议论中，使人感到，突出的仍然是原则议论和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利用新的具体的资料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成果方面，似乎有极不充分之处。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十九日刊登罗伯特·基尔本写的一篇书评，题目是《发现真正的周恩来是对传记作者的考验：领导人也有私人生活》，转载如下：
（原编者注：这本书的名字叫《周恩来》，作者约翰·麦库克·鲁茨。由纽约的道布尔戴公司出版，共二百二十页。）
周恩来对其他人从不多谈有关他的私人生活方面的情况。
约翰·麦库克·鲁茨在这里所写的东西据他自己承认是非正式的和未经认可的。事实上，当他在六年前企图写一篇传记而征求同意的时候，周恩来说不行，虽然他认识鲁茨这一家已有好多年了。
在这个事例中，“企图”是关键的词，因为正如鲁茨自己所作的结论那样：“一些好奇的西方人将会根据自己的愿望来介绍这位天资非凡的人物。但是要对他作出真正的评价……肯定是当代新闻界和学术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
尽管如此，读者从这本薄薄的书中至少可以对周恩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更具体地说，了解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中国和美国听凭它们的友谊开始冷下来而感到终身遗憾。正如这位总理在一九七四年对美参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所说的（也是曼斯菲尔德对鲁茨转述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本来不应当关闭”。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障碍的话，周恩来却充分利用了这一障碍。他和毛泽东一起领导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国（现在用鲁茨的话来说）“它今天内部情况的变化甚至比它摆脱外国统治发生的变化更加突出”。
虽然值得指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样值得指出这位总理的个人成就：与毛泽东长期的和紧密的工作关系；得到军方以及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信任；在共产党内担任高级职务的时间长；有着广博的世界知识；抱有一种同朋友和对手都能很好相处的热情态度。
但是，读过《周恩来》这本书后仍然感到模胡地有些失望——好象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但后来发现这幅画是用常规的画法画成的。因为尽管鲁茨写这个题材有丰富的背景（即他出生在中国，一度任《纽约时报》驻远东的记者，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周恩来常到他家作客），但是在书中他自己的材料和采用别人的材料比较起来似乎后者是主要的。
【美联社瑞士黑利贝格四月二十一日电】从北京演奏回到这里的美国钢琴家弗尔德士说，中国人在西方古典音乐方面将迅速赶上来，自从文化革命以来，只是最近才头一次重又允许在音乐厅演奏西方古典音乐。
这位在匈牙利出生的演奏家本月为中国听众演奏了两次。他是十多年来这样做的第一位西方独奏家。他说，他深信，“坚冰已打破”。
他演奏的节目有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也有舒伯特和德彪西的作品。他在对本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不过，毫无疑问，贝多芬的作品是他们最喜欢的。听众很安静地听着，后来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不得不再演奏了两、三次。”
他继续说：“看来，有很大的需要，我确信，中国人在经过这些年之后将会迅速赶上来。”在弗尔德士第一次演奏会之前，他同夫人被邀请听几个被挑选出来的学生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奏。
他说：“一个弹钢琴的十二岁女孩子吴梅录演奏了韦伯的回旋曲。还有一些中国古典音乐的演奏，其中包括独弦琴和中国的二胡等演奏。演奏的艺术水平很高，可以同欧洲的水平相比。”
弗尔德士说，他是要努力在使西方和中国的文化分隔了这么久的“幕布上捅一个小洞”。“我认为，我已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信息已到来了”。
至于报酬，他说：“我的光荣是我博得的掌声和成百上千张友好的笑脸。这种热情是暖人心房的。”
这是弗尔德士头一次访问中国，他在四十年的国际演奏生涯中周游了各大陆。他说，这次访问“在音乐和人情两方面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这次去北京之前在日本和香港举行了一系列音乐会。
他说，“这次访问最初是对他个人的一位旧友、瑞士驻北京大使的一次半私人性质的访问。我在那里为全体外交使团人员作了演奏”。
当中国人提议请他也公开演奏时，他欣然同意了。他说：“在北京市中心的那个约有五百个坐位的音乐厅里，坐无虚席。”
他说，他的演奏会录了音，后来在国家电台播放了。“我感到，这是很大的荣幸”。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四月二十七日以《台西地区藏油丰富钻探喷出大量油气》为题刊登一则消息，全文如下：
中国石油公司的油源探勘工作又传喜讯，位于云林县沿海三条仑的台西一号探勘井已经成功地钻出原油和油气，据初步估计，这口井除蕴藏大量油气之外，每天尚可生产原油两百大桶。
中国石油公司为进一步探勘石油蕴藏，今年年初先后在西部滨海地带及宜兰地区开凿了四口探勘井，其中位于云林县四湖乡三条仑的台西一号井，由于钻探顺利，三天前开始喷出大量油气，证明四湖乡沿海有丰富的石油蕴藏。这项钻探成功的喜讯虽然传遍了云林沿海一带，但是探勘单位却持审慎保留态度，对于前述消息的进一步详情未予透露。
产油丰富的台西一号井，是于今年二月中旬开始钻探的。预定深度为三千米，目前虽仅钻至一千八百米就发现了油气层，使探勘人员至感兴奋。
由于钻探深度较预期的油层相差颇远，因而油气喷出后，中油公司技术人员立即进行分析及化验工作，以期了解这口井的最大产量及所产原油的成份，在试验期间，暂予点火燃烧。
中油探勘处于钻探台西一号井获得成功之后，对于台西地区蕴藏大量石油更具信心，决定另外开凿台西二号井，以了解该处地层构造，并开发石油蕴藏。据透露：台西一号井，是自陆上向海底钻探。
【本刊讯】蒋党《香港时报》四月三十日报道：
中国石油公司主管探勘事务的助理杨玉璠二十八日表示：经过调节最近探勘成功的台西一号井，日产量可达天然气五万立方公尺，原油一百公秉（约合六百余桶），是目前中油公司陆上生产井中原油产量最多的一口。
他特别说明：台西一号井也是中油现有生产井中，唯一一口以生产原油为主的井，同时，因含硫磺量低，品质极为良好。
【中央社巴拿马市四月二十八日电】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胡新南说：中油公司将向厄瓜多尔采购原油，并将于两个月内，拟成具体合约。
他告诉此间中央社记者说，中油公司与厄瓜多尔国营石油公司已签订一项草约，草约中规定：中油公司同意今年向厄瓜多尔石油公司进口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原油。从明年开始，中油公司每天向厄瓜多尔石油公司进口一万桶原油。他说：中华民国是沙特阿拉伯及科威特的石油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