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8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五月二日刊登该报前驻新德里记者木村的评论文章,题为《阿富汗的“社会主义宣言”》,给美中苏的争执带来了新的影响》,摘要如下:
    阿富汗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政变,成立了新政权,左翼领导人塔拉基就任了革命委员会主席、总统和总理。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这意味着它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苏联马上承认新政权,左翼色采一下子明确起来。很多人在这种政策的后面,看到了近年来在中东和印度次大陆被迫比美、中势力后退的苏联卷土重来和它梦寐以求的实现南下政策的阴影。虽说阿富汗是中亚的一个内陆国家,但是,它处于世界的石油基地中东国家和形势不稳的印度次大陆国家之间,战略地位重要,因此,将给美中苏三个大国的争执带来新的影响。特别是,处于苏联、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三个假想敌”包围之中的伊朗和担心同帕坦、俾路支两个民族的自治独立运动纠缠不清的巴基斯坦,确实受到了很大冲击,紧张气氛加强了。
    新政权的实际性质如何,还有待于对形势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塔拉基新总理是真有实权呢,还是仅仅被捧上台?和被称为民族主义者的政变领导人卡迪尔中校的关系如何?只看最近宣布的组阁名单,还很难预卜今后将推行的内外政策。不过,和达乌德前政权相比,阿富汗肯定是左转了。和民族主义的侧面相结合,对内对外政策将发生变化。
    在对外方面,将由不结盟中立转向实际上“靠近苏联的不结盟”,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估计。苏联第一个承认新政权其意义是重大的。苏联在中东丧失了埃及这个强大的据点,最近似乎把注意力由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中东周围地区转向了阿富汗。另外,在印度次大陆,由于一九七五年八月的政变而失掉了孟加拉国,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大选中,又失掉了亲苏的英·甘地政权,苏联在这个地区不断后退。此外,一九七三年发动政变时还是亲苏的阿富汗达乌德政权,最近也接受了和美国关系密切的伊朗、靠近中国的巴基斯坦的睦邻政策,苏联的影响淡薄了。在谣传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政变是美国情报人员的阴谋的情况下,也有人认为,苏联在阿富汗起了与此相对照的作用。
    在这次政变中,最感到紧张的是阿富汗的邻邦——伊朗王国。一旦在接壤的国家诞生亲共政权,那么,也将反过来对批评王制本身的国内反政府势力产生影响。据认为从阿富汗通过俾路支族地区,在印度洋取得处于本国影响下的不冻港是苏联多年来的愿望,由于这种关系,也不能不引起美中两国的高度警惕。


    【合众国际社纽约五月四日电】以色列总理贝京今天呼吁恢复埃以谈判。
    贝京在总结他对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的为期一周的访问结束时说:“双方已经都提出了意见。我们呼吁恢复谈判。”
    贝京说:“我得到的主要印象是,包括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内的美国人民对我的热情接待。”
    有人问他是否认为这次访问本身会使谈判进展的速度发生什么变化,贝京在他乘坐的以色列空军的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详细阐述了我们的建议。我认为我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贝京到纽约来是为了参加一系列的活动,这将使他为纪念以色列独立三十周年而进行的横贯大陆的访问达到高潮。
    贝京在昨天晚上被授予芝加哥和伊利诺斯州荣誉公民的称号。
    【法新社纽约五月五日电】以色列总理贝京昨晚在这里说,美国提出的同时向以色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出售先进的战斗机的建议是违反“国际道德”的。
    他在同一批纽约企业家谈话时说:“请美国人不要插手加剧那个叫作以色列的小小国家
    ——美国的忠实盟国
    ——的危险吧。
    “这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如果(向这些阿拉伯国家)提供这些飞机,那么发生战争的危险就将增大。
    “我们从可靠方面——消息来源我不能透露——获悉,万一发生战争,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将交给(同以色列毗邻的)一个同以色列对抗的阿拉伯国家使用。”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二日刊登发自香港的文章,题为《蒙代尔的亚洲使命:使这个地区相信美国不会撤走》,摘要如下: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的亚洲五国之行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消除整个这一地区普遍感到的不安,即美国在慢慢减少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亚洲所承担的义务。
    蒙代尔到亚洲进行十二天访问,他在访问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期间将要讨论各种问题。
    盖过所有问题的是亚洲对卡特总统现在所提出来的与本地区有关的两大政策所感到的不安。
    一项政策是决定逐步从南朝鲜撤走美军。另一项是华盛顿强调促使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各国政府更致力于“人权”。
    在东南亚和日本,很多政界及军界领导人都认为,卡特提出的这两项政策实质上是“消极的”。人们认为,撤走美军将会为苏联扩大影响打开方便之门。
    东南亚的一些常常具有权威的领导人说,卡特总统的人权政策是把美国的正义标准强加于“颠覆活动”威胁了经济发展的复杂地区。说服工作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蒙代尔副总统将努力使他的东道主相信,尽管卡特宣布了新政策,但美国实际上将继续履行它对亚洲所承担的义务。
    副总统最棘手的工作是同菲律宾有关。美国希望表示它将继续履行它在亚洲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又需同马科斯总统在如何继续租借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马科斯面临考验菲律宾一些官员对于美国国务院人权问题专家德里安在访问菲律宾时对他们的所谓“侮辱性”态度表示忿恨。他们抱怨说,她是以高压的方式教训他们的。
    如果蒙代尔缓和自己的态度的话,美国政府就可能会受到放弃人权政策的指责。但是如果他的态度太强硬,人们就会指责政府使美国在亚洲承担的军事义务从属于人权问题。
    至于马科斯先生,人们普遍认为他是重视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这里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保证菲律宾的安全和给菲律宾提供就业机会和援助。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今年五月号刊载《雷震致蒋经国的万言书》,详细摘要如下:原编者按:一九六○年,因在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发表《我的母亲》一文,而被判入狱十年的雷震,于七年前出狱后,仍受到大量特务监视跟踪;去年秋,国民党又没收了在印刷厂中的雷震著作《我的母亲》。去年十月十日,这位前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特上书蒋经国,要求发还其著作及撤消特务监视。信末称:如蒋经国一个月内不加理会,“我一定将此信公诸社会,以求社会公正舆论的批评。如台湾报刊不登载,我只有向国外发表”。此信在台湾岛内未见发表,而由纽约出版的美东版《星岛日报》首先在今年二月三日起连载。以下是转载自《星岛日报》的原文。经国先生院长有道:
    兹有陈者,民国四十八年十一月,即在坐牢前曾写了《我的母亲》一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二十三卷第五期上刊出时为民国四十九年九月一日。不料三日后,我遭受诬陷罗织而被捕入狱,所有该社文稿、帐册和定阅簿子均被特务搜去。《自由中国》半月刊只有关门。
    由于十年坐牢而延误了割治“摄护腺”,因为在牢内后四年小便时已感不很通顺,现正变成“摄护腺癌”,但所幸尚未散开。
    《我的母亲》系托人交由城光印刷有限公司厂主刘细达。由于台湾全省各种选举将届,万华龙山警察分局派出所依照往年成例,在选举前对全省各印刷所时有“突击检查”之事,看看候选人有无批评政府的宣传品,于是发现我所撰的《我的母亲》一书,业已印好尚未完全装订。来检查时有警察三人,即打电话找分局长至印刷所,不分青红皂白,立将印刷所老板刘细达逮捕,带至龙山分局问话,所犯何项违警法亦未说明,时为本月一日上午十时许,一面由分局长报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而警总不察,即派大车将《我的母亲》一书捆载而去,予以没收。印刷所刘老板妻女即来我家哭诉,我妻则四出打电话营救,结果至是日下午五时许始由刘老板姐夫王重文保释随传随到,刘老板还盖了四个手印。
    事情经过概要已略如上文所述,现有几个问题,特为我公陈之:
    (一)龙山警察分局怎可依照以往成例,在选举前突击所有印刷所,看看有无候选人批评政府的宣传品,这岂不是和我公前些时郑重宣布今年所有选举要办得公平合理是一大讽刺吗?我公所宣布的政策,下面如果不去实行,那不是使我公背上言而不行的罪名吗?此事有关我公信誉极大,自应切实查究,不得等闲视之。
    (二)警察局除“违警”事件外,怎么可以任意捕人而又予以监禁,还要交保后始予释放,并要随传随到。这样作法,则“人权”何在?不是违反了我公宣布的台湾有人权吗?试问城光印刷所印了《我的母亲》一书,究竟犯了什么罪?
    (三)我公可以敬撰《我的父亲》,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就出卖了八版之多,难道我写《我的母亲》就是犯了罪吗?果真如此,那不应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谚语吗?
    (四)警备总部有无没收著作之职权?而且拿去《我的母亲》印稿时,连收据也不肯出一张,不悉究是根据何法的款,老百姓实在搞不清楚。我公接到此信后,对于违法滥用权力的机关,自应查明严究,以维法纪和保持我公的声望,否则我公今后所言,和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是不会有人置信的。孔夫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观其行。”老百姓对于政府人员说的话,就是采取这个态度。政府人员如不守法,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人民是不会相信的。政府之所以丧失民心,就是政府人员“言行不一致”或竟“言而不行”之故。
    我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按战后去掉“帝国”二字)攻读“行政法学”时,老师常常说道:“一个国家之文明与否,端视该国社会之有无秩序?而社会秩序之建立,则视该国政府官吏和人民之守法有以达成之。”按查近代文明国家的法律,我国都已俱备,惟由于政府和人民都不守法,一部宪法搞成五马分尸,所以社会良好秩序不能建立,不能挤入文明国家之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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