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五月六日、七日合刊以《华国锋到北朝鲜进行第一次出国访问》为题刊登一篇评论文章，全文如下：
华国锋主席星期四（五月四日）乘火车离开北京，于昨天到达平壤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进行的第一次出访。华受到了他的北朝鲜同事、前往平壤车站迎候的金日成元帅的热烈欢迎。
选择北朝鲜进行这次访问是不足为奇的。这一国家是中国的近邻，两个首都一直保持着“史无前例”的关系。然而，观察家们强调指出，这次访问是属于北京三个月以来发起的外交运动的范围之内，以便加强它在亚洲的突出形象和影响。
实际上，这次访问是在副总理邓小平和李先念访问缅甸、尼泊尔和印度次大陆之后进行的。中国领导人担心苏联在这一地区立脚，在东南亚的越南社会主义的“扩张主义”意图也势必使他们发怒。
实际上，河内和北京之间的吵声不断提高，特别是越南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使得西贡堤岸的中国商人深受其害之后。目前，这些人通过各种办法离开这一国家，这引起北京强烈的不安，北京正密切注视着这一事件。
河内指责在越南的某些华侨散布惊人谣言以“毒化双边关系”。然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承认，中国人突然卖掉他们的财产，购买贵重物品和“非法”越过中国边境。
在国内方面，中国正继续恢复在文化革命期间停止活动的各种群众组织的名誉。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有四千九百万名团员）正在恢复活动。它们将于今年十月份举行十一年来各自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后被说成是中国青年在国家建设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中的“突击队”。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五月五日刊登克伦普的一篇评论，题目是《北京开始了新的访问活跃季节》，摘要如下：
在北京送往迎来川流不息：党的主席兼总理华国锋今天离开了首都，第一次出国访问。这次是到北朝鲜进行访问，在那里他将是金日成主席的客人。
华因此打开了中国访问外交的新篇章。迄今为止，他接受了访问贝尔格莱德和巴黎的邀请。日期还没有商定。如果罗马尼亚党的首脑齐奥塞斯库本月访问北京，那么肯定还会有访问布加勒斯特的邀请。
从五月二十日起，卡特总统的顾问布热津斯基将在北京访问三天。布热津斯基想迅速推进同中国的关系，这一点在北京并不是一个秘密。他第一次的重大国外使命使他在自己的职权和任务的范围内，有一个向国务院及其头头万斯炫耀自己的机会。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五日刊登巴特菲尔德发自香港的一篇专稿，标题是《华动身访问北朝鲜人，首次出访》，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总理今天动身前往北朝鲜，这是自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前往莫斯科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访。
据认为，华这次出访是为了提高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声誉而做的努力的一部分。这次访问还反映了北京所奉行的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
华第一次出访选择了中国最亲密的盟国之一朝鲜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最近在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时把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这既是为了抵销苏联的影响，也是为了提高它自己的威望。
【本刊讯】圭亚那政府报纸《圭亚那纪事报》五月六日在国际版刊登了路透社—加勒比通讯社的消息，题为《华开始对北朝鲜的访问》。
消息说：中国领导人华国锋昨天开始了自从一九七六年继承毛主席以来的第一次对国外的访问。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的人出来挥舞花束欢迎他。
消息又说：金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主席和总理的访问表明了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赠送了名为《鲜血结成的战友》的塑像，这坐塑像象征着中国和朝鲜军队之间的友谊。
五月四日，《圭亚那纪事报》刊登了路透社—加勒比通讯社题为《华即将访问北朝鲜》的消息和华主席的照片。
消息说：华的访问是中国执行更主动的开展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又一步。消息还提到今年早些时候邓副总理对缅甸和尼泊尔的访问及李副总理对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的访问。
反对党人民进步党机关报《镜报》三日和五日分别刊登了题为《华去朝鲜》和《对华的盛大欢迎》的消息。《镜报》报道说：“记者说，据说华还将访问法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西方记者称这一事态发展表明中国在打破闭关自守状态。”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五月五日以《本世纪外交史上惊人之举》为题，译载日本《朝日新闻晚刊》刊载的《尼克松回忆录》片段，全文如下：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黄昏七时半，我从加利福尼亚州布尔班克一个电视台的播映室对全国发表讲话，我的话语，引起了本世纪外交史上一项最大的惊奇。
我开腔说：“我请求了这家电视台今晚给予时间以宣布我们在建设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所获得的一项重大发展。”然后，我宣读了一项正于那个时候在北京发出的公报：
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要求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已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一个适当的日期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已愉快地接纳了这项邀请。
在这项简单的公报背后，存在着逾两年复杂而果断的外交讯息和谈判。对中国所采取的主动，实际上是历史上一桩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在我的就职演词中，我已经隐晦地提及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谋求一个开明的世界，……一个没有民族（不分大小）生活于孤立中的世界。”不到两周后，我于二月一日写信给基辛格，表明我们尽力鼓励政府探讨与中国方面恢复外交的问题。我补充说：“这当然要秘密地进行，并应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作公开宣传。”中国方面忽视了我们致送给他们的几个较低级别的讯息，而直至一九七○年，我们才开始认真地着手打开对话。
第一个认真的公开的对中国的主动，是于一九七○年二月采取。当时，我向国会呈交第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其中，有关中国问题部分是这样写道：
“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和重要的人民，他们不应当从国际领域中被孤立开来。
“我们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所基于的原则，与指导我们对待苏联的政策相似。美国的政策，不可能很快会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对于采取改善与北京的实际关系，确实感到兴趣。”
北京的领导人显然了解这个报告的意思。两天后，在华沙与美国大使斯托塞尔的一次会晤中，中国大使建议把直至当时仍然是间断和徒然的会晤移到北京，他还暗示，他们会欢迎一个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
一九七○年三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官方对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的许多管制措施；四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松贸易的管制。
五月，中国方面取消了一项原定的会晤以抗议在柬埔寨所掀起的战事，这样，使到有关转移华沙会谈至北京的计划遭到一次挫折。数月后，中国方面表明愿意恢复我们的外交舞曲。七月，他们释放曾经被监禁十二年的美国罗马天主教主教沃尔殊。
十月初，我接受《时代》周刊的访问，并说：“如果我有什么渴望在死前要做的事情，那便是前往中国。”
十月二十五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前来见我，我趁此机会，建立“叶海亚衢道”。我于一九六九年七月访问巴基斯坦见到他时，我们已谈论过有关问题。这次，我对他说，我们已决定尝试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我并请求他充当中间人，予以协助。
翌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到达，进行正式访问。我在欢迎他的晚宴的祝酒词中，首次作为美国总统有意识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字，提及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讯息。
在与齐奥塞斯库的会晤中，我说：即使未能与中国重新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互换高级别的私人代表是可以的。他答应向北京转达这句话，开始所谓“罗马尼亚的衢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