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的电力和电子技术的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不是现在处于何种水平，而是它朝什么方向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总的来说，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内落后于西方十到十五年”
【本刊讯】美国科学杂志《光谱学》二月号发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赫伯特·谢尔曼写的一篇专稿，题为《中国的电子技术》《元件、电子计算机、电信以及动力——在内部观看人民共和国的这项技术的现状》，摘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力和电子技术的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不是现在处于何种水平，而是它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总的来说，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内落后于西方十到十五年，实际上，这个领域是在一九四八年开始的。但是，政府已经号召人民到公元二○○○年要赶上或超过工业化的国家。西方的访问者，其中包括最近的电气和电子工程学院代表团，一致认为，如果能解决把意识形态和实现现代化的运动协调一致和克服科研、工业、特别是教育制度的严重缺陷的问题，那么中国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许多大学便停课了，一直停了五、六年。在其他一些学院，学制由四年缩短到三年；取消了程度的规定；招收学生是根据他们政治上是否合格，而不是根据他们准备是否充分；高级科研职务是靠政治信仰而不是靠成绩获得的；取消了正式的技术刊物的出版。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某些改革现在已经取消或做了根本的改变。
此外，中国领导把这些最恶劣的做法归咎干“四人帮”。今天，由于四人帮已经被罢黜，看来中国在进入稳定时期，形势有利于取得真正的发展。
下面是据最近到中国访问了三周的一批电气和电子工程学院成员所谈的观感的精粹部分。这些从美国去的访问者由来自中国电子学会的东道主领着参观了一些工厂、一个研究所和一所大学。尽管这些访问者所看到的必然有限和不全面，然而还是反映了一个复杂的、有生气的国家的技术情况。虽然电气和电子工程学院的代表们主要专长通信业务，中国电子学会还是安排他们参观了电子计算机、电力设备以及集成电路工厂。据人们在这里说，这些工厂的设备很完善。集成电路从对一家集成电路工厂进行的一次参观来判断，中国人看来在技术上有能力制造西方集成电路制造厂所生产的几乎任何东西。那里的科研人员完全懂更复杂的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但是运用这些技术制造的集成电路质量不等，结果标准集成电路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合格，简单大规模集成电路合格的不到百分之十。
上海集成电路工厂设在一条旧的到处是尘土和拥挤的里弄里。厂房是一坐经过改建的根本不适合制造集成电路的校舍里。尽管环境困难，厂方作了真正的努力创造现代化设备。
新式的离子输入设备（中国制造的）被用来生产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而所有电路的光刻掩模工艺都用手工，电路的线条宽度为十微米——按西方标准，这样的宽度是大的。
为了保持室内清洁，工作人员在入口处要分别进行空气除尘浴，更换衣服，穿上“小白兔式工作服”。但是清洁程度仍不符合应该达到的要求。这个厂的工程师都非常了解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他们的生产效率低与这个问题有关。
然而，援助工作正在进行。在集成电路工厂附近，一坐为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而专门设计和装备的大型新厂房正在建起来。
电信由于只有五百万台电话机供近十亿人口使用，中国有发展电信的充分余地。甚至这个国家的首都和重要城市北京，也只有二十万台电话机供全市九百万人使用。
中国电话设备处于奇特的新旧混合状态。例如，长途电话大部分仍然是明线（在美国，除了一些农村地区外，明线通信几乎都已经见不到了）。同时，现代化的同轴电缆系统（目前从九百六十路扩大到一千八百路）连接了北京和上海正在向广州延伸。微波无线电通信线路（九百六十个路）在充分生产；正在研制扩大到一千八百路的设备。
卫星系统看来是这个国家的交通不便的地区通信问题的自然解决办法。中国人提出了在一九七九年发射两颗通信卫星的申请；然而，人们不知道中国人实际的供国内应用的通信计划。
人们没有看到数字传输或者数字转换的方式，中国人也没有表明他们有发展和应用这些方式的任何计划。然而，中国人已宣布制成了一个数字式卫星通信地面站。
西方参观者看到暗淡的照明常常大吃一惊，这样的照明在中国的许多工厂里很普遍（有几家工厂的照明很好），装配线的唯一的光亮常常是来自窗户。光亮的放大镜当然会减轻眼瞎的过度疲劳，而且或许能加快生产。安全标准需要改进，但是中国工厂的工人和美国工人一样，轻视护目镜和防尘口罩。新、旧相差很远的现象在制造业里很多，显示变化的迅速。发动机制造厂上海发动机制造厂电镀车间的设备特别好。
三百兆瓦、十八千伏、每分钟三千转的发电机的设计、材料和性能差不多与西方水平相等。电子计算机虽然中国人在传统上社会主义国家较弱的两个方面——软件和外围设备获得了某些成功，但是必须说整个进展速度是十分缓慢的。在人民共和国，操作系统仍处于它们的初期阶段。编制程序的人使用纸带，而不是使用穿孔卡片。使用的语言占压倒地位的仍是中文的阿尔戈语言（指编制程序的代数和逻辑语言），尽管在公式翻译程序４和基础方面正在赶上来。科博语言（指编制程序的规范化的商业语言）甚至没有提到——看来大型电子计算机实际上几乎全部用于科研工作，而不是用于商业。
北京的计算技术研究所已研制成功０１８型电子计算机——一种运算速度为每秒二百万次的四十八位数大型科研机器。
可以说０１３型电子计算机相当于美国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类似美国一九六五年的机器。但是它给参观者以深刻印象，因为它是由一个中等规模的组（大约一百人）在一套陈旧的建筑物里研制成的。
上海无线电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显然在他们的业务中是胜任的。
如果中国当真想在计算机方面有大的发展，就必须给予上海厂以设备现代化和扩建的机会。
在微型电子计算机方面，中国的工厂正在生产各式各样型号的计算机。实际上，看来生产任务有许多重复和重叠——机器型号太多，并且没有十分灵活地把几种通用的计算机型号改制为适于多种广泛应用的计算机。编制适用于气象—雷达控制或工业控制的十六位程序的微型计算机，看来更有意义。同中国工程师们的讨论表明，他们体会到，研制大型或小型电子计算机是需要全国某种形式的协调的，这样便能够从事几种型号的计算机的大规模成批生产。一旦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被“四人帮”撤消了——重建这样的协调应当是能够做到的。数据通信除了电传业务之外，看来中国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什么数据通信，或许这是由于遥控计算技术在那里没有实际应用。
但是中国的工程师们仍是消息灵通，而且对甚至关于电子计算机网和公共数据网等最具有异国色采的主张，有强烈兴趣。展望和前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许多领域都是国内大量需要的，其中包括通信。中国有几个宝贵的财产有助于它满足这些需要和在二○○○年实现现代化的努力，那就是一支与其他国家相比工资低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在制定计划和行政管理方面显示出来的才干，许多方面有扎实的技术能力，有能够进行技术传授的经济体制，并且能够从西方已经实现的技术交流得到好处。这个国家的欠缺中有过去十一年打乱教育、生产和生产计划造成的结果。
如果中国人继续目前他们的重实效的路线，他们应在最近几年的追赶中取得迅速进展。真正的挑战将出现在他们进入下一阶段之后，那时候进一步的进展要以他们以前没有采取过的方式来干的能力为基础。一个这样强调一致性的社会，能否同时又创造技术革新蓬勃开展的气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是看他们能否做到。
【路透社东京四月二十四日电】工业界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中国曾向日本三家主要的电子公司探询在中国建设两间采色电视机显像管的费用。
中国要建造两间年产三十万只采色电视机显像管工厂。今年初，中国曾派遣一代表团到日本参观该三家公司和学习生产技术。
【本刊讯】英国《卫报》四月二十八日刊登约翰·吉廷斯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工人的奖金》，摘要如下：
现在，物质鼓励和计件工资是《人民日报》常见的头版新闻。
中国新领导把旨在使这个国家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新经济计划描绘为“宏伟壮丽”的计划。但是，计划中规定的那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也要求中国劳动者大大提高生产率。中国领导人并不期望无偿地做到这一点。
当去年为北京粮库的搬运工人重新实施奖金制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为了免遭激进派的批评而把它叫做“生活补助”。但是，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已经公开批准实行物质奖励，因而现在也可以称为奖金了。
北京粮库的搬运工人说：“在四人帮控制时期，我们不论干多少天活，也不论创造多少利润，都拿同样的报酬……先进工人不表扬，偷懒的不批评。”
但是，在新制度下，他们说（据《人民日报》报道）：“对工作更努力的就发给奖金。多拿这点钱也不会使我们变成资本家。”
官方的方针是把“精神鼓励”看作刺激生产的“主要形式”，物质奖励是“次要”的。事实上，报上用大字标题宣传的都是物质奖励，尽管由于涉及到人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对这个问题还有些敏感。因此，人们承认，广州黄埔港实行的备受称道的计件工资制还“需要改进”。在北京粮库，他们还在继续实行基本计时、辅以奖金的制度。《人民日报》承认，就是在一些领导干部中，也还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理论上的混乱”。这些干部担心，要是公开奖励他们的工人，会被指责为“奖金挂帅”。
在许多情况下，许多新的奖金不是付给个别工人，而是付给他所在的“小组”，然后再以“民主方式决定”这多余的钱怎样分。此外还确定了每月奖金的最高限额，免得工人消耗体力过大。
事实是，中国的工业看来常常达不到设计能力，工人也有些懒懒散散，每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能证实这一点。这种情况在文化革命期间似乎越发严重了。在那些政治上更富好斗性的工厂，出现了一批工人贵族，他们拒绝接受定额，却要求在管理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
一九七四年，好斗的上海码头工人贴出一张谴责新的计件制的著名大字报，宣称“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人民日报》现在说：“这种论调流毒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对实利主义作的这些新的让步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激进派的这种影响，还有待以后再看。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提高生产率后是否真能在短期内提高工资和增加消费品，是否能为使中国在二○○○年变得比较昌盛奠定长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