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太晤士报》五月二十七日发表社论，题为《北京与河内的紧张关系》，摘要如下：
过去几个月在共产党报纸上时常看到的通常是隐蔽的攻击表明，中国和越南越来越相互怨恨了。现在争论已公开化，中国对于越南人虐待华侨进行了大概是有道理的抨击。
在南部边界的几个口岸，一天有六千人进入中国。此外，在经由海路逃出越南前往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那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是华侨或中越混血人。据说，对多达一百五十多万华侨使用的许多大棒之一是强迫他们参加在柬埔寨边界上战斗的部队。
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北京对于东南亚其他华侨遭受的类似迫害进行过这种抗议。但是，在越南同中国的关系中，还有许多其它的相互猜疑和敌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事件和争论的背后，存在着北京对苏联的战略性恐惧，这种恐惧现在象以前任何时候一样严重。越南对于同柬埔寨发生的边界战争感到担心，因为柬埔寨的援助来自中国，而苏联军事顾问在越南的存在，很容易使中国人对越南人偏爱俄国人这一点感到忧虑。
说来话长。除了胡志明长期参加共产国际以外，正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日益敌视苏联的程度赶上了越南日益敌视美国的程度。在中苏争论中，越南人由于谨慎和由于需要得到这两个大国的援助而保持中立。以后，他们日益明显地站在俄国人一边，此外，俄国人的武器起了更大的作用。越南战争在一九七五年结束，俄国人邦助进行建设，提供顾问，并得到了充分的报答，越南人对俄国人表示赞许。
在此后的两年中，中国继续执行与美国、日本和西欧建立较密切的关系的政策，以遏制和包围俄国人，而俄国人则加紧与亚洲国家搞好关系目的是遏制中国。在这样一种竞争中，一九七五年出现的前景——即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统一的共产党越南的前景，一定使越南成为中国必须注视的最危险侧翼。
在过去二十年中，它们的关系中令人不安的东西增加了。越南与柬埔寨及老挝的关系引起中国的疑心。由于柬埔寨不喜欢自古以来的侵略者——越南，所以金边已经在接受中国的援助。
攻击中国侨民显然是河内攻击中国的唯一方便的办法。
【时事社东京五月二十六日电】题：外相就恢复日中谈判问题要求在野党合作
园田外相二十六日下午在国会休息室访问各在野党干部，转告了政府要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方针，要求合作。对此，公明党和新自由俱乐部答应全面合作。社会党书记长多贺谷等丁嘱不要把恢复谈判和缔结条约分开。外相回答说，“是这样打算的。”另外，民社党政审会长河村说：“希望日本方面应说的就说。”要求谈判时坚持自主态度。共产党是由国会对策委员长松本等人接待的，认为外相的访问是礼节性的，没有特别表态。但是，该党说不改变这样的态度：“即使恢复谈判是理所当然的，也应该坚持日本方面的自主立场进行谈判，要看条约的内容而定。”
【时事社东京五月二十六日电】自民党总务会议于二十六日下午复会，同意了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同时还决定了“关于恢复谈判的对待方针”：一、不介入中苏争端，经常坚持主体性和国际普遍性这一基本国策；二、保卫与领土等有关的国家利益，维护我国的安全保障，特别是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坚持我国的政策。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首相同外务省的意见有差距》，摘要如下：
关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二十四日，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和外交部会的联席会议以及政调审议会，同意了政府恢复谈判的方针，从而突然具体化了。二十一日在东京世田谷首相私邸举行的福田首相、园田外相、安倍官房长官三人会谈，提出恢复谈判的方针时，外务省干部半信半疑。其后，看到首相的积极的言行，才认为“这是要真干了”。于是以二十六日的自民党总务会后为目标，开始进行恢复谈判的准备工作。但是提到具体程序问题，就有人怀疑说：“首相官邸与外务省的想法不一样，政府是否‘真地要搞？’”。外务省干部估计，即使下周很快向中国提出恢复谈判，谈判正式开始也得到七月中旬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之后。在此之前，在延长会期的国会上，必须全力以赴通过日韩大陆架协定的特别措施法案。
【时事社东京五月二十七日电】题：苏联暗示在华侨问题上支持越南
莫斯科二十六日电：中越关系围绕华侨问题正在急剧恶化。对于这桩事，苏联的报道机关截至二十六日，不要说正式评论，就连事实本身也未加报道。然而，同一天发行的国际政治周刊《新时代》写道：“中国领导公开支持柬埔寨对越南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他们之所以不关心制造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气氛，是因为把大国主义的毛泽东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这家周刊谴责了中国在越柬争端中亲柬埔寨的立场。对于中越对立，据料，苏联迟早也将表态支持越南，批判中国。
【法新社河内五月二十四日电】越南已经收到美国全国教会理事会赠送的一万吨小麦。据越南通讯社今天报道，这批小麦于五月二十日运抵西贡港口，两天后举行了正式交接仪式。该理事会会长艾尔弗雷德·巴塞洛缪牧师和以越南和美国人民团结委员会常务秘书杜春莺先生为首的一些越南官员出席了这个仪式。
越通社说，杜先生在仪式上说，这批小麦是在美国的一次募捐运动中得来的。
杜先生代表越南人民表示感谢时说，这笔礼物是「友谊的表示，目的是要在美国政府继续逃避义务，不为医治战争创伤和越南的重建工作作出贡献的时候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和平关系」。
巴塞洛缪牧师是率领美国教会代表团到越南来的。越通社说，该代表团成员表示，许多美国人希望同越南建立真正的友谊和正常关系，希望两国人民开始合作的时代。
【时事社东京五月二十六日电】题：从越南逃出的难民搭乘救援他们的货船抵北九州
北九州消息：科威特的一艘货船救援了五十六名漂泊在越南海面的越南难民。这艘船于二十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北九州港。下关入境管理事务所若松港派出所让难民呆在船上，并询问了情况。
在难民中，有二十三名男子，十二名女子，二十一名小孩，都出生于西贡。
美国人最重“新”，史学研究也因新史料层出不穷而产生新观点新论题。贺凯的书新问世，自然后来居上。费正清（Ｊｏｂ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将他十余年前与赖绍华等合撰的《东亚通史》中有关中国部分另编成一中国通史，就难以争胜。同样的：徐中约教授撰《中国近代史》（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ｎａ），每五年增订一次，是现今美英约八百余所大学三四年级的课本，费正清撰同类书只是若干大学一年级用。
美国学人近二年新刊民国初期书籍甚多，如《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北京政情：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张作霖在中国东北：一九一一——一九二八》、《杜威学说对民国初期教育改革与政治影响》等等，都是综合中英日文史资料撰述成书，其中张作霖一书于张在东北对抗日本事实尤多敷陈。
不论史学哲学文学，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是首要亟务。亚洲学会于此特别注意，近年每次年会都组设专题小组研讨有关问题。这次年会中即分设两组：一组讨论“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资料与方法的若干问题”，特注意中国、日本有关资料的比较。一组检讨“东亚现行书目工作”，就中华民国、日本、韩国、香港及中共各方面论述。
事实上：亚洲学会曾资助艾文博博士（Ｒｏｈｅｒｔｌｒｉｃｋ）在台北设立“中文资料中心”，利用台湾较廉的印刷工本影印许多中英文书刊资料，供应美英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同时在华盛顿也设立一由余秉权君主持的中文资料中心，每年四处奔走访求遗佚书刊资料，且多次赴莫斯科，因此收获殊多。例如中国最早留美学生出版的“季刊”，多年以前，海内外收藏即难凑合成全帙。如今却已访求得全，制成显微影片。胡适之先生前遍求不获的他在这“留美学生季刊”撰刊的《留学罪言》，如今已得见全文。
但美国各大学中文图书馆主持人对于美国当前收藏仍不满意。据称在若干方面不能与苏俄抗衡，即就目前中国大陆出版品言，苏俄可能利用外交邮袋及某种手段取得并寄回中共限于内部流通的书刊，而美国于此种种却无法获得。
近四十余年来，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语言学不遗余力，加以电化器材的不断改进，台北设立各大学语言学习中心等等，美国青年学人运用中因语文能力与程度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亚洲学会这次年会中有一组讨论“中国语言学的最近研究”，其中有论及东汉及明朝音韵的。
出席亚洲学会这一年会的中国学人约一百余人，其中多数是在美国各大学任教多年，主持及推动研究中国历史文学语言哲学或搜集各种资料卓著成绩，现在多已白发苍苍，目睹美国年轻一代的成长，内心的感受非常复杂，尤其对国内研究中国文史哲各科的陈陈相旧故步自封，实在更多慨叹。
“九一八”以后，北京大学教授集合讨论“如何报国”？结论是“赶快写一部中国通史振醒民族精神”。钱宾四教授的《国史大纲》由此产生。但钱书出版近三十余年，竟没有另外一部具独立见解与学术水准的通史出现，只是辗转抄袭以帝王相砍的政治变乱为中心，始终不注意社会经济变化的重大影响。近代史的研究更是八股文章，完全抹煞北洋时代，如今竟要美国人代笔，实在惭愧。至于语言文字，更是墨守清代乾嘉遗风，距离现代学术太远。
依中国说法：三十年为一世。美国的亚洲研究经过这“一世”，基础已奠立。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与国史的研究在这“一世”成就如何？值得反省检讨。尤其我们的“美国研究”如何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