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五月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中国的大门正在开放》，摘要如下：
中国正以阿拉伯人时刻不忘寻找水源那样的心情仔细地考察西方，以寻求知识和技术。中国不是在寻找可以保证回国时会带回关于他们所了解的优异情况的报道的西方人，而且在寻找将会对他们有所教益的来访者。自从外国传教士被赶走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最近中国派来的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在美国的一些试验室和大学里对有关它们的设备和教科书的情况询问之详细，使他们的主人感到惊异不止。这些科学家正在制订一项迅速扩大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的计划。
现在有消息说，中国人的确是认真的。他们正邀请小泽征尔把他的知识传授给北京的中央交响乐团。江青对西方音乐的看法已经无人接受了。小泽征尔这位在中国出生的日本人，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他将把德国音乐知识传授给中苏分裂之前在俄国受过训练的音乐演奏者。
【南通社北京五月二十二日电】北京饭馆在接待人数不断增加的中外顾客方面越来越困难了。要在北京烤鸭店定一桌或在其它任何有名的饭馆用餐，都必须提前几天予约。
现在，《人民日报》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
《北京日报》列出的数字表明，一九四九年，北京仅有二百万人口，就有一万家饭馆，而今天人口已增至八百万，却只有六百五十六家饭馆。显然，饭馆少的问题已不仅仅是涌到饭馆用餐的外国游客的问题了。
一九四九年营业的饭馆中有一半在解放后六年停业了。随后一些年份里又关闭了数千家，在文化革命期间，关闭饭馆达到了高峰。在饭馆吃饭被认为是同“提高阶级觉悟”格格不入的。
根据这种情况，已决定今年优先建大约三十家新饭馆。计划开放大约四百个职工食堂。
另一条关于吃饭问题的可喜的消息是，计划使一些原有出名的北京饭馆重新营业。为此已经开放了北海公园的“仿膳”，这家饭馆直到最近前还一直是专供江青享受的地方。在俯视北海的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饭馆里，前中国女皇慈禧所喜欢吃的一切美味佳肴样样俱全。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十日刊登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约翰·弗雷泽从北京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题为《北京简化文字，以提高识字水平》，转载如下：
讲英语的人一见“ＨＯＭＥ”这个字，便看到四个字母，并产生相应的联想。讲汉语的人看见“家”这个汉字时，也会产生同样的联想，但是这种联想并不是产生于四个字母，而是产生于这个字的形象。
这个“家”字有一个象征着房屋的屋顶，在屋顶下面是一头猪。这个字形一直保持到权威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几个月前公布的一个新的简化字表和“豕（猪）”字被去掉时为止。现在在屋顶（宀）的下面是个笔划较简单的人字了。
文字改革是分三步实现汉语现代化计划中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为了简化，使一般人学习文字容易些，以提高读写能力。比如，在最近公布的八百五十三个简化字表中，象“嚷”这个动词的新写法只要六笔，而原来需要二十笔。
对于那些正在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只受过基础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文字改革有迫切感。对于那些已掌握了繁体字的人来说，这显然就不那么迫切了。
文字改革是中国革命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计划，因此，照官方人士的话来说，这就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周总理一九五八年所作的一个指示的中心思想是为统一推行一项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来代替多种方言，最终开始推行汉字拉丁化（叫作拼音），最后以拼音代替汉字的平行计划。
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一个广州人可以阅读一个北京人的来信，但是却不能同北京人交谈。在西方，唯一同这种现象相似的是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在各种语言中都是站得住脚的，虽然每个人的发音不同。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文字改革。拼音在二十年前就正式规范化了，然而人们对此的兴趣减退了。鉴于政府仍以官方的名义全力主张拼音，因此很难了解准确情况如何。然而，很明显，拼音只在小学里教，即使这样，几乎也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性的练习。到了中学，为了尽量多学些单词就放弃了拼音。
再过几十年，除了最老的老百姓之外，普通话肯定将成为既成事实。全体小学生现在象过去二十年来的情况一样都学普通话。更为复杂得多的是文字改革。
在适应公制单位方面仍存在困难的西方人可能会犹予一下，然后对中国人略表同情，他们为吸收和掌握第一批简化字已花了多年，但还有将近一千多个字需要他们掌握。
在中国，如果这批新的拟议中的简化字被接受，那就要重新编写字典、教科书和公共标记。
【本刊讯】英国《新科学家》周刊二月十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英国剑桥大学中文教研组在与电缆无线电通信公司合作下试制成一种中文编码器，可将汉字较迅速方便地变换为电子编码信号。其设计概念是将四千三百五十六个汉字排成一张可以卷在一个元形滚筒上的６６×６６矩阵表。滚筒的纵向转动，配合了一个可在横向上左右移动的透明指示器，即可指定表中某一字，然后促动一足踏开关即可将代表该字的信号送至编码器。编码的产生系在滚筒的一端装置一数字编码条，在光线照射下，条上代表滚筒纵向位置的数字码由光电二极管拾取，结合了指示器所发生的代表滚筒上横向位置的数字码，即可在编码器中产生一代表某一字的数字编码坐标位置。
这种编码器的运用操作和中文打字机相似，元筒上的字表相当于中文打字机的字盘，但容量大于打字机字盘中二千六百五十字，而且汉字不倒置，字比较大，便于阅读。指示器的运用与计算尺上的游标部分相同。如指示器的位置未曾对正而在两个字之间时按动开关，则电路将不会送出信号，以避免错误。
这种编码器原来准备用于电报通信，但因其输出为可以代表某一字或任何符号的数字信号，故这种设计也可推广至印刷排字，数据库编辑、甚至翻译，其输出可通过显示屏同时显示。剑桥的小组曾用其样机与一小型计算机配合，进行图书目录编排。如表中的字代以任意排列的英文字母，则也可用作保密编码通信，因表中字符数量多，可以提高编码保密的概率。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四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题为《台湾中文横写的论争》的文章，转载如下：
最近，台湾报纸对中文横写问题，争论得相当激烈，台湾官方也牵涉在内，但对中文横写应该从右到左，抑或从左到右？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中文横写自左至右还是自右至左，是一个老问题，早在五、六十年前，西风东渐后，这个问题就引起争论，但每次争论，都有自左到右和自右到左的两派，总是不得要领。
一九六五年，蒋介石生前曾硬性规定：关于中文书写问题，一律由上至下，由右至左。横写仍应由右至左。当时台湾“教育部”还特为此通令有关单位，说中文横写的这个方式，是保持“中华文化及历史的传统”决定。之后，颇有一些报纸表示支持，认为中文自古以来都是由上至下，由右至左，“从来没有人感到不便”；说提出中文横写应从左至右，显然是想“废弃固有文字而附和拉丁化的论调”。
甚至说，中文横写坚持由右至左
“不仅是维护中华文化‘独特性’的文化问题，更是一个与中共进行文化斗争的‘政治问题’。”
但这种论调立刻遭到反驳。台北《中华日报》认为这是可笑的谬论，它说：“反对（中文）横排的，（把中文横排）视为毒蛇猛兽，别说做，连说都不能说；一若中文采用横排的形式，中国文化即有沦于万劫不复的危险。”这种人，实为中文横排自左至右的“第一块绊脚石。”
该报更以台湾实际情况为例说，“中国人穿西装、剪短发，是直接仿效西洋文明；印刷品的横排，也是取法西方，（中文横排）为什么不可以考虑？”更有些莫名其妙的论调，竟说，因为“中共的报刊是横排的，我们要反共，就要反对横排！”甚至认为中文采用横排，就是与大陆“隔海唱和”。这种论调实在是中文横排的“第二块绊脚石”。
台湾公众认为这两块绊脚石，不但“抱残守缺”，而且是“故步自封”。
台北《联合报》四月十五日发表的一篇特稿说，“以现代眼光来看中文横写，若一律由右向左，那台湾便成了世界科学文明中的孤岛，化学变化的程式，数学四则的演算，全世界都自左向右，只有我们反其道而行，岂非自绝于世人！”
台北《民族晚报》认为中文横写由右至左是所谓“保存固有文化”的论调，其实是以“小气的民族主义及一种感伤主义为中心，却忽视了世界的潮流及科学性或合理性的问题。”
该报更举出目前中文自右至左的书写的缺点：写字速度无法提高，墨水未干而被手腕弄污，看不清楚排写的正确性，中文字的结构都是自左而右的；就是连口语化也是从左到右的，例如一般人说“胡”字的写法，都是说“古月胡”，“明”字则说“日月明”，而没有人说“月古胡”或“月日明”的。
台北《大华晚报》也说，中文横写虽然传统上是自右到左，“政府”（指蒋政权）也规定自右到左。但仍有很多场合是自左到右的，例如，电话号码簿、夹外文较多的中文书和有方程式、算式等中文书都是。
这些都是反对了蒋介石于一九六五年对中文应自右至左的规定。台北“中央大学”教授张铭远更说：一九六五年“政府（指蒋政权）的‘中文横写左书’的规定，该是出诸一种对于中国旧文化的误解所造成的。”目前台湾街头出现许多左右不一的招牌或文字。
最离谱的莫如“本日大卖出”的横额，居然成了“出卖大日本”，“包不退色”变成“色退不包”的混乱现象。
因此，台湾公众都希望台湾当局“不要开时代的倒车”，而应该“明文规定中文横写一律由左而右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