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今年五月号译载加拿大《轨道》杂志第三十八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的一间国际小学》，作者是柯比隆夫人，详细摘要如下：
从一九七二年到七四年，我的丈夫奉派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因此，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居留了两年。我们的两个孩子（那时他们分别是八岁和五岁）有一段时间进了芳草地小学就读。在北京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在中国学校读书的经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些外国记者报道说，芳草地小学是一间国际学校，其实它是一间道地的中国小学，不过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开办不久，就招收外国学童。这对北京外国学童来说，是破天荒的。
七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增加得很快。其中有外交人员、记者、航空公司代表和少数技术人员，还有根据合同来帮助中国发展的外国专家。此外，也有流亡的政界人物和一些长期居留中国的友好人士。直到芳草地小学开始招收外国学童之前，上述人员中的前几类，他们的子女不是进各有关使馆的附设学校，就是私下安排教育。至于后两类人物的子女，大多进了一般的中国学校。中外学童分部教授
芳草地小学位于北京两个使馆区的中间，中国学童和外国学童虽然同上这间学校，但在不同的校舍上课，分别叫做中国学生部和外国学生部。他们同在一个校园，共用操场和礼堂。孩子们有很多相聚的机会，如每天早上的早操、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课间休息、体力劳动、集体远足、电影观赏会和节日庆祝活动，等等。
一九七三年七月，外国学生部有九十名六岁以上的学童；中国学生部有三百七十名学童。第一年外国学生部的学童来自缅甸、尼泊尔、日本、阿富汗、法国、瑞士、西德、西班牙、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加拿大、智利、坦桑尼亚、苏丹、埃及、赞比亚、几内亚、卢旺达、扎伊尔、塞内加尔、阿尔巴尼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民主也门和叙利亚；第二年进入外国学生部的学童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圭亚那和挪威。第一年中国学生部接受了七名来自日本、坦桑尼亚和西班牙的学童；第二年又增加了二名外国学童入中国学生部，其中一名来自墨西哥，一名来自非洲。进入中国学生部的外国学童，是先入中国的幼儿园，对中国话有些基础的。不必说，外国学生部没有中国学童。
这个学校大约有八十位教职员，其中三十位在外国学生部工作，他们大多会说英语或者法语。中、外两个学生部都设有小学五个年级。
外国学生部一星期上六天课，星期三和星期六各上课半天。由于外交人员的经常调动，故学生可以随时入学。外国学生不以年令编班，而是以数学和中文两项测验的结果编班。因为大多数初到的学童没有中文根底，所以编班编得很不正常，一些年令较大的，被编入比其相应年令为低的班级。课程的内容
芳草地小学用的课本是北京市教育局为全北京市小学编的，没有采用外国教材。算术、中文和外文课每天都有家庭作业。假期亦如此。
每学期有期中和期终两个考试，每次考试前都有一段时间准备。每次考试过后发给成绩表，报告考试结果和学生一般学习情况。成绩表对学生一般行为、同学间的合作、体力劳动的态度、爱护公物和对校方的尊重等等都有评语。学校还安排教师和家长见面，见面时通常用中文和英文或法文，检讨学生的学业和表现。
从一开始，中国当局对教授外国儿童革命思想理论特别小心谨慎。在一次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处举办的外国学生家长集会上，一位中国官员说：“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不讲授中国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因为这些对他们的国家未必适合。我们遵照毛主席‘不强加于人’的教导，避免讲授思想理论方面的课程。”在实际教学中，中国学生每周两节的政治课，并没有列入外国学生的课程表里。不过，教材和学校的活动仍然以革命为主题。
在外国学生部，当孩子们第一次相聚一起的时候，彼此隔阂太深，二十四个国籍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国籍或者一种语言和文化能占优势，要想找相同文化的玩伴也有困难。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教师成了孩子们最好的朋友。由于这个原因，才把不同国籍和语言的孩子拉拢到一起。教师常常与外国孩子们一起玩游戏，一起运动，特别是当他们初入学，没有共同语言而沮丧的时候，能使他们感到轻松些。
很多外国观察家只注意到中国教育的政治内容，而忽略了其对学业水平和技巧训练基础方面的功效，算术就是一门外国学童一般感到比他们从前学的水平要高得多的功课。到一年级读完，孩子们就必须掌握九九乘法表的运算。
中国人教数学的方法，不但能有效地训练学生的运算技巧和逻辑思维，而且能在教材中加入政治教育内容。对外国学童来说，这样的教材使他们从中国学校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中国学校通常到四年级开始学习珠算，但是，在芳草地小学的外国学生部却没有这一门课。也许学校以为珠算对外国学生没有用，可是，我认为珠算包含了一些数学的基本原则，不教是错误的。中国语文的问题
在外国学童学懂中文之前，老师教他们算术颇感困难，于是学校就为这些不会说英语和法语的教师找来翻译员。这些翻译员还为较高年级的学生把寒、暑假作业译成英语和法语。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马上解决学童的问题，因为很多外国学童英语和法语的程度都不够了解那些解释。这么一来，学校就改变方针，尽一切努力使中文成为授课的共同语言，外国语只是临时用来辅导一些新到的学生。
所有外国学童都采用北京各学校所用的中国语文课本，从第一册开始学。在语文课里，十分重视读和写，每天都有练写的家庭作业。到第一学年终结，中国学童应该学会六百五十个中国单字，而外国小孩子大约可以熟习其中的三分之二。高年级的外国学童，大概可以动用四分之三同年级中国学童所运用的字了。在口语方面，则年幼的比年长的学童进步显得快些。中文会话的进步是神速的，一学期过后，大多数的外国学童都能以中国话交谈了。
大多数外国学童喜欢写中国字，特别是年幼的最喜欢写那些用横、竖、点构成的方块字，他们写得又正确又干净。较为年长的学童有时会对学写中国字感到厌烦，因为要多次重复练习才能记住。在课本中，也有一些不带政治意味的故事。例如：胃的故事，就是用生动活泼的常用词语写成的。故事开始是胃的自我介绍，接着以第一人称描述胃在人体内的功能。此外，也有一些英雄的故事，如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常识”是四年级的一门功课，介绍有关水、空气、气候、植物、人体生理和卫生等等的基本知识，重点在改造自然环境以改善人类的生活。除了讲一些中国地理外，没有太多人文科学的教材，不过，通过和同学接触，外国学童真正领会到不同社会的不同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他们之中很多对这种差别认识得非常清楚。
由于美术、音乐和体育等课不需要讲太多的话，孩子们就没有太多的困难。各年级的美术课都是用一般的中国方式教授，用图画书或者由教师在黑板上画一个样板给学生照画。基本的技巧训练着重笔法和着色，不着重自由表达。画的题材有花卉、熊猫、海洋和山峰景色等。绘画之外，孩子们还学折纸和剪纸等中国传统艺术。
美术教师是一位经受过专业训练而不会说外国话的老师，他懂得如何教孩子们画画。音乐课也是一样。外国学童学习五线谱，而在其他中国学校却教的是简谱。孩子们有时也学些乐理，但是，主要的活动是唱有钢琴伴奏的革命歌曲。偶尔他们也听些中国传统乐器表演。
学校采用中国标准的严格纪律。不管外面的人怎样想，外国孩子看起来并不介意这些中国式规矩，例如：回答老师的问题时要站起来，老师进入教室要起立，上课不准讲话，禁止打架等等。一般来说，外国学童对整个学校的气氛反应良好，教师们也尽力提供了较好的学习环境。
把我们两个孩子送进芳草地小学就读，不仅给我们认识中国初级教育内容的机会，并且也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对待这种教育的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以及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孩子的中国教师真正教育了我们的孩子，并且使他们具备了有价值的学业基础。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五日刊登一篇书评，题目是《荣膺大奖的（中国古典文学〉》，摘要如下：
膺选为大奖的《中国古典文学》，是一项通观包括思想、历史在内的中国古典的独特计划，在质量上也被誉为具有高度的水平。
《中国古典文学》十四卷是探索对我们日本人的思想和文学产生了影响的渊源，近似重新发掘行将被埋没的文化财富的巨作，是一项大放异采，在某种意义上说富有勇气的计划。
第一卷《古代的思想》（儒家与道家）把孔子、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以及该书第二卷（诸子百家）把韩非子、墨子、孙子等人饶有兴味的逸事载入他们的略传，简要地说明其思想，想要男女青少年能够很好地理解对于大人也是颇难的主题。可见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史书《史记》、《三国志》简明地归纳了巨著。同类书籍中还有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和《水浒传》。这些书令人有常新之感。
为四十一位诗人、一百首名诗加了人物略传和口语的《唐诗》，特别是《唐代小说》，是珍异的撰集，同《聊斋志异》的《清代怪异小说》一道，很有兴味。最后一卷《故事与成语》一百三十余条，解释了典故的由来，并具体显示出古代中国的事物现象是怎样仍然存在于日本人身边。
译者似乎大多是东京都立大学出身的朝气蓬勃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可以看出他们有气魄，仅用三年时间就全部完成了这套丛书。在日中友好的呼声强烈之时，这些中国古典的问世对于启发青少年也具有新的意义，将会倍受赞赏。
【法新社北京五月三日电】今天，随着一系列新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北京各大书店开始出售，首都出现了望不到头的长队和兴隆的易货交易。
在市中心一家书店后面，聚集着好几百人，忙于用他们刚买到的一大叠书来交换他们显然未能买到的书。
为了庆祝今年的国际劳动节，北京出版了一百多种新书，既有中国古典作品，也有外国文学作品译本。
这些外国作品引起北京市民通常的强烈兴趣。这些新书包括俄文、法文和英文小说和两部新的中文版外国畅销书——莎士比亚的《亨利第六》和《威尼斯商人》。
二月间，二十三年来第一次出售的中文版《哈姆雷特》在北京各书店的架子上刚摆出来，就被抢购一空，今天卖的书在一清早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排队现象。
中国虽然否认正在“自由化”（中国领导人好几次谴责了这个词），但是目前正在执行一项新的文化政策，准许外国文化作品进入这个国家，并且承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可能起某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