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五月八日刊登常驻波恩特派记者让—保罗·皮卡佩的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无所得的“‘最高级会议”》，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一反苏联领导人惯有的常态，他在五月七日过午不久离开联邦德国返回莫斯科时没有在东柏林停留。诚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要直接返回苏联。勃列日涅夫从星期四（五月四日）到星期日先是在波恩，然后又在汉堡，勉强完成了一份十分轻松的繁重工作。然而，放弃到东柏林绕弯，突出了这次出访纯属“象征”性质——总书记亲近的人士私下说，这是为了“完成一生的事业”。
勃列日涅夫“应景”的目标可以用他喜爱的两个口号来表明：“和平的愿望”和“乐观主义”，这两个口号同“信任”交替使用。
克里姆林宫在非洲和亚洲的士兵推进了。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结集了四十五万士兵，平均三十七名居民中有一名士兵。苏联在欧洲的优势是：士兵是三比二，坦克是三比一，大炮是四比一，且不算边界上逐渐增加的新火箭ＳＳ—２０的数目。得不到核弹（最有效的保护）的前景使德国人惶恐不安。
这次访问使大大消耗了体力的勃列日涅夫做出了真正的努力。这可能证明克里姆林宫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地获得喘息机会，但不作让步。至于喘息多久，它同五月六日签署的德苏经济合作协定的原则期限（二十五年）并不必然是相等的。
德国领导人按规定办事，尽管他们感到失望：在柏林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苏联对欧洲军事均势的态度也没有改变。星期六迟误一个多小时在波恩签署的八页“声明”则不止是令人失望而已。包括欧洲在内的裁军，看来在声明中是一种意图，不过丝毫没有说明莫斯科所谓的在武器方面“大致接近和相等”是什么意思。施密特客气地指出“改善和巩固德苏在各方面关系的水平和质量”这句令人鼓舞的话。然而很明显，这些措词（“质量”和“水平”）在马克思武库里具有对西方来说不大令人愉快的战略意义。
西德通讯社（德意志新闻社）幸灾乐祸地指出外国报刊一致的否定语调。奇怪的是，德国报刊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了那些近乎自动检查报刊的清规戒律。似乎同苏联组织者们规定了四个禁令：
一、不谈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西德政府发言人事后斥责了那些曾这样作了的人。然而，在五月五日晚二十三时的招待会上，当一个西德儿童合唱团为苏联客人演唱一支俄国歌曲的时候，这位苏联客人早已不得不退席。而且，证明勃列日涅夫患病的严重程度的证据是很多的。西德报纸不可能对此保持沉默。
二、把反苏示威者撵开。在波恩，这些示威者有近两千人，然后在汉堡，有一千五百名示威者。
三、波恩要避免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莫斯科没有和其他西方人、而是愿与西德人妥协。
四、苏联人希望把这次访问说成是“成功的”，以利于勃列日涅夫本人。但西德评论家目前很难实施这种心理疗法。自由党政治家米施尼克按照礼仪曾说过：“对缓和来说，这次访问是重要而有益的。”但在下结论时却说：“但所缺少的是具体成果，特别是裁军方面缺少这种成果”。
【路透社伦敦七日电】反吸烟运动人士今天说，英国妇女的吸烟量比二十五年前增加一倍，英国的肺癌死亡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吸烟与健康行动组织在一个报告中说，每年有二万五千名六十五岁以下的英国人因吸烟致死，这数量四倍于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该组织说，三名吸烟人士中有一人是因吸烟而丧生，甚至不吸烟者也遭到同样的危险。一个不吸烟的人在“风烟四起”的火车厢或戏院内每小时吸进的尼古丁比一支香烟的含量还要多。
报告说，每天抽烟二十五支以上人士的慢性支气管炎发病率，是不吸烟人士的二十倍。
但是，报告也带来了希望：英国目前有六百五十万人戒烟成功；此外，一千八百万“烟民”中有八成要戒烟。
该组织说，在一九七五年，六十五岁以下的肺癌死亡人数出现了五十年来的首次下降。（转载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西柏林《柏林晨邮报》五月四日、五日合刊报道：
北约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苏联新的中程导弹“ＳＳ２０”对西欧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这种导弹带有三个核弹头。布鲁塞尔人士说，苏联由于有这种导弹，而为自己生产了一种能够打破本大陆战略军事平衡的武器。
据美国的情报说，ＳＳ２０导弹有三个核弹头，其爆炸力各为百万吨级。这相当于一百万吨普通炸药的力量。因此，一枚导弹能够各把一百万吨炸药投向三个不同的目标。
这些导弹安放在车子上。这种灵活机动的武器系统ＳＳ２０导弹不必首先使其进入阵地。测量能够在短期内进入的发射阵地的时间是足够的。这种特性使得它实际上不可能受到直接的攻击。北约人士注意到，还没有真正的“反击武器”来对付ＳＳ２０。只有通过其他武器来加以平衡，然而，北约在欧洲还没有这种形式和射程相当的武器。
北约权威人士评价说，“ＳＳ２０”的高度机动性给西欧带来了另一个不利因素，它将改变欧洲的战略形势，使之有利于苏联。
北约人士首次说的另一个着眼点，是这种ＳＳ２０武器系统能够补充装填（导弹）这种情况，北约人士认为，每个灵活机动的发射装置都安装了三枚导弹。这表明，一百个发射装置有三百枚导弹，能够掷九百个弹头，把几乎达十亿吨爆炸力的炸药掷向西欧。这种导弹射程除能打到西欧外，还能打到北非。
北约军官们指出，本洲战略形势发生变化的其他一些迹象，是苏联六艘“Ｇ”级潜艇转移到波罗的海。
这六艘型式较老的潜艇载有命中率很不精确的ＳＳｎ５型导弹。每艘艇上载有三枚这种导弹。北约的材料说，为了精确地命中目标，这些导弹的弹头“特别大和特别脏”。
估计其爆炸力为二百万吨。只有在这些导弹针对大城市时，它们才有实际的价值，因为它们在西欧不会有其他的目标。ＳＳｎ５导弹的射程为一千二百六十公里。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四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俄国人把间谍布满联合国》，全文如下：
谢夫钦科从驻纽约联合国副秘书长这样显赫职位上叛变，显然成了俄国情报机构的重大灾难。
据信，他就要向西方打开俄国情报机构和政策秘密的宝库，以换取庇护——一笔巨款。
他的秘密中有俄国人如何使克格勃官员充任联合国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利用这个世界组织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本报对明目张胆地滥用联合国一事进行了调查，我们第一次在这里透露那些最重要的间谍的姓名、他们的职位和活动方式。
在纽约，大约有七百名俄国官员，其中差不多有二百名是克格勃或收集军事情报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成员。声名最狼藉的克格勃官员之一是瓦西里·博加蒂列夫。
他是四十年代后期在一个共产党的前线组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中开始他的生涯的。
他后来被派到伦敦任俄国大使馆一秘，又从那里到了金沙萨，当一九七一年他被作为间谍驱逐时，他的任务一下子就结束了。
在纽约的还有尼古拉·博加蒂，他是搞联合国发展计划工作的，一九六○年因鼓动也门人从事破坏活动而被驱逐，以及身居要职的谢尔盖·伊凡科，他是人事科办公室政策协调主任。
在巴黎设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是一个克格勃力量特别雄厚的机构。
俄国人是从两个方面渗透进去的。第一，有一个二十一名官员组成的常驻代表团，第二，有六十九个人作为国际文职官员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服务。我们在巴黎的调查说明，该代表团和这些官员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卡片上的人”——被列入法国秘密机构国内反间谍局的卡片索引的俄国间谍。
这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谢尔盖·库德里亚采夫，他是苏联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常任代表，但他在更大程度上因他在战争期间卷入了加拿大的一个原子间谍网而闻名。他后来任苏联驻古巴大使，在那里主管拉美的一个颠覆组织。
当他抵达巴黎的时候，人们很可能认为，谁都知道他过去的克格勃经历以致他必定已放弃了他的间谍活动。然而，后来据报道，他作为著名的“列昂先生”指挥着苏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中的四名间谍。
库德里亚采夫被驱逐了，但是，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有这样的传说，俄国人正厚颜无耻地要把他再派回去。
该组织中被驱逐的另一名间谍是弗拉基米尔·雷巴钦科。他去年在警察设的圈套中被捉住，当时他企图拿走一些文件，他认为那些文件是一种新式计算机普罗帕尔１１号的图纸。这种计算机预定要为法国政府服务。这种做法的严重性在于，破坏一个国家的计算机在现代战争中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先发制人的步骤。
即使库德里亚采夫和雷巴钦科被驱逐了，但是，克格勃官员仍然充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名单。他们当中有：别洛鲁谢茨、科楚别伊、克里夫佐夫、舒尔采夫，甚至还有一对夫妇，维克托·福缅科和加利娜·福缅科。他们全是为苏联情报机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工作的。
在维也纳，有两个重要的联合国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开发组织。大约有一百一十名俄国人在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任职或被这两个机构雇用。他们当中约有四十人不是克格勃的正式成员就是被指派帮助这些间谍的官员。
克格勃甚至在联合国人权部门也有一名官员，他就是列舍托夫。他的任务是使那些关于苏联集团侵犯人权的说法站不住脚。
他的工作是数以千计的苏联间谍所执行的典型任务。他们象白蚁一样藏在地洞里，从事间谍活动，进行颠覆，制造假情报。联合国及其机构是他们最喜欢插手的场所。
联合国对他们的活动是如此地习以为常，从而对他们不屑一顾。象谢夫钦科叛变这样一些事情可暴露出他们在暗地里的活动——即使是暴露片刻的时间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