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五月十日刊登该报记者青木发自北京的消息，标题是《中朝两国领导人会谈结束，再次确认两国的友好和团结，很可能干一两日内发表联合声明》，摘要如下：
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华国锋主席九日晚在平壤市举行告别宴会，最后结束了这次访问日程，并将于十日回国，在一两天内发表中朝联合声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毫无疑问，华主席的这次访问是整个地把着眼点放在显示中朝两国的友好和团结之上，可以说，在此限度内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
对于中国来说，同邻国和第三世界的有力的一员——北朝鲜保持友好关系，对外交战略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而且，传说金主席将于今年夏天访苏。因此，在华主席的这次访朝的背后，当然会有下述打算，即，通过进一步强调中朝两国的友好和团结来牵制苏联，并制止苏联同北朝鲜发展关系。
另一方面，从北朝鲜方面来说，要使经济交流进一步地扩大，就要增进中朝的友好关系，这也是当前不可缺少的因素。
从华主席在北朝鲜的言行来看，其下述姿态引人注目即，极力回避把作为中国的基本的外交路线的“反霸权外交”强加给北朝鲜方面。
例如：华主席在宴会上讲话时，借用金日成主席使用的“支配主义”这样的字眼，不说反霸权，而是说“支持反对支配主义”。这些就足以看出中国上述的
慎重考虑。去年，在铁托总统访朝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第一次使用了“支配主义”这样的字眼，实质上，它同反霸权几乎是同一意思，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以舍名取实来争取北朝鲜方面向自己靠拢”。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五月十日刊登一篇社论，题目是《中朝会谈与朝鲜重新统一的前景》。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主席兼总理华国锋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金日成主席举行一系列会谈的结果，令人觉得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华国锋主席的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也是争取北朝鲜对于毛主席逝世以后中国新领导体制的内外路线的理解，确认相互之间的友好。
从这一方面来看，北朝鲜支持了华体制立足于四个现代化和三个世界论的外交政策；中国反对交叉承认北朝鲜和南北朝鲜同时参加联合国的建议，认为这将使南北分裂状态固定起来。
这一情况显示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没有发生问题。北朝鲜方面表示反对支配主义，被认为这是向中国的反对霸权主义靠拢了一步。
【本刊讯】香港《快报》五月九日发表一篇短评，题目是《白宫与北京之间的媒人——“正常化关系”新高潮的来临》，摘要如下：
自去年八月万斯访问北京后，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低潮。北京不满美方故意夸张并不存在的“美中关系进展得非常好”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在万斯返美后由卡特总统亲自提出的，但北京立即识穿卡特政府的把戏，北京不愿让美国利用“中美关系良好”的假象来作为大搞“美苏缓和”的政治资本，因此邓小平直截了当指出万斯来访后非但没有使正常化关系向前跨进，而且是后退了一大步。
中共至今仍在等待，但美国眼看日本和英法等国接到数以亿元计的中共订单，有点等得不耐烦了。四月上旬，白宫首先放出声气，谓卡特总统不再坚持要中共领导人访美之后才访北京。接着，美方就迫不及待宣布布热津斯基定于五月二十日访问北京。
在这一过程之中，尚有一些未经公开的事实，就是促成这一过程的一项重要媒介因素。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华盛顿之后不久，白宫首次放出声气谓卡特考虑访华。而在齐奥塞斯库宣布访问北京的日期（定于周末）之后，白宫就宣布了布热津斯基的行程表。
一般人都知道，真正“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是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秘密长谈。会后，尼克松发表声明说：“齐奥塞斯库总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同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皆保持良好关系的人物。”这是一位在职的美国总统第一次把共产党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段往事，说明了齐奥塞斯库在撮合美国与中共关系中所担当的角色。现在，这位罗马尼亚总统再度仆仆风尘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个打破北京与美国关系正常化闷局的高潮正在来临吗？
【路透社也纳五月十日电】罗马尼亚政府今天宣布，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本月将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华国锋会谈。
齐奥塞斯库自一九七一年在那里作了类似的亲善访问以来，将是苏联集团访华的第一位领导人。罗马尼亚是苏联集团中唯一同北京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
布加勒斯特了解情况的人士最近说，齐奥塞斯库还计划访问北朝鲜、柬埔寨和越南，但是今天在宣布访华的简短消息中没有提对另外几国的访问。
罗马尼亚在苏中长达十七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纠纷中一直持中立态度，六十年代数度企图在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进行斡旋。了解情况人士说，齐奥塞斯库准备再次代表罗马尼亚进行斡旋，不过，布加勒斯特官员认为，不存在使莫斯科和北京和解的真正可能性。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五月八日电】（发给北京和需要此材料的其他地点）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白宫对外政策顾问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是出现了“全球政治觉醒的现象”，他现在正把他在国际政治方面的才智应用于这一世界局势。
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个过程必须处理国际结构中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是：
——“西方殖民主义的崩溃”，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和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还是由西方国家控制的。
——“民族国家成为普遍的政治实体。”当联合国建立时，民族国家不到五十个；现在已超过一百六十个。
——全世界人口激增。世界人口在过去二十五年比前二百年增加得还要多，现在已达到四十多亿。
这些因素使国际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过去三十年传统的东西方竞争变成四类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四类国家并不固定而是根据情况发生变化的。布热津斯基认为这四类国家是：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形成分裂的共产党世界；比较富裕但仍在发展中的国家；世界穷国。如布热津斯基去年十月在波恩举行的一次三边委员会会议上所指出的，卡特政府在处理这个新结构时的重点是：
一、“克服精神危机”——这个危机在美国是由于卷入越南战争和水门丑闻引起的，但是它也反映了布热津斯基所谓的“西方的更普遍的毛病”。他解释说，“美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美国的信心，又要恢复西方从精神上对正在出现的全球难题的关心”，而且要使美国支持“这样一个概念：变化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他说，总统在人权方面采取的主动行动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帮助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更为合作的世界体系”，而以美国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为出发点。布热津斯基说：“如果我们决心要维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作用，我们设想这是一种集体的领导作用；今天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智慧、首创性或责任方面处于垄断地位，或者那怕是统治地位。”
三、“解决冲突”，这集中于“破坏性升级的可能性最大的”三个主要问题上。巴拿马运河；南部非洲的种族冲突可能在外部干预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战争的危险；中东继续发生的冲突。
四、“设法解决新的全球难题”——核扩散和转让的常规武器不断增加而带来的危险，这种转让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一倍以上。
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在一九七六年竞选运动期间开始形成的，当时布热津斯基同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卡特密切合作。他同万斯和布朗保持着密切的、“志趣相投的”关系，他经常同他们见面，更经常的是通电话。
尽管这样，布热津斯基一再申明，国务卿是卡特总统在对外事务方面的“首席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总统有一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在制订对外政策时依靠国务卿提供意见的程度有所减少。”
布热津斯基说，向总统提供相互矛盾的意见是“十足有益的”——这比几个人提出一致意见或者只靠一个人提供意见要好得多。他认为，意见分歧并不影响他同万斯和布朗保持的融洽的和有成果的关系。
布热津斯基同戴维·洛克菲勒一起创造了三边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致力于加强美国、西欧和日本之间的合作；他通过这个讲坛会见了当时担任州长的吉米·卡特。他写过几本书，包括《两个时代之间》，他在这本书里扼要提到了变化中的世界结构。他曾担任当选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对外政策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所长，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