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英文《虎报》四月二十一日发表社论，题为《文化交流》，摘要如下：
中国一家名牌大学已邀请一批香港理工学院的学生去访问。这是令人欣慰的消息，也是说明使中国和世界其余地方隔开的“文化之幕”正在破裂的迹象。
在去年，我们看到了一度受到辱骂和嘲笑的中国文学中的大师，已恢复了他们在伟大的文化遗产中应有的地位。
还有消息说，西方文学巨孽，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和巴尔扎克等的作品已再版，目前在中国可以买到。在发售这些书的那天，北京出现了排长队的现象。
西方文化在中国繁盛起来，还不限于过去的作家的作品。据说，上海的大学生正在学让—保罗·萨特的作品。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在计划要翻译和出版的书的名单中，有十八世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作品。
这表明文化的真正自由化。可以很方便地把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的焚书和其它书刊检查的责任归诸于四人帮，从而使新政府可以正式同意接受西方书笈、音乐和思想。放低文化壁垒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迫切需要从西方技术中得到好处。
有一批访问中国后路经香港回国的美国大学教授说，他们认为，将来中国和美国的大学肯定有可能建立交流计划。
双方将从这样的交流计划中得到好处。虽然西方图书馆的书架上始终摆着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中国最近的小说和诗歌，国外还没有。
虽然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将受到欢迎，但是同中国的文化交流尤其受欢迎，因为西方既能给与又能得到丰富的文化。
【本刊讯】南斯拉夫《新闻晚报》四月十七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体力劳动犹如出游》，摘要如下：
中国的大学生们又重新开始上课了，中小学的学生也重新开始学习，进行考试。科学博士、教授、副教授、助教讲师和教师恢复了和重新获得学衔。知识再次成为学习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尺度。
这是从这个学年刚刚开始的事。在此之前，在文化革命的动荡年代，特别是在“四人帮”强行各种政策乃至教育政策的时期，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种情况也许在当代历史上在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在寻找新的和比较现代化的东西时，显然是抛弃了旧的东西，以便找到某种能更有力地改进整个教育制度和使它适应变化了的普遍的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的东西。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制度把专业理论教育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还保留着思想—政治概念和“反对个人名利”的概念。所有的交谈者都强调指出，这个教育制度是建立在毛的如下论点的基础之上的，即学生首先应该学习，但同时也兼学别样。
现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办公室和实验室里的人都是满满的。教师和学生在改进和研制新型的电机和用于灌溉的其他动力机械、水泵、钻机、机床、精密仪器、计算机，以使“为扩大生产服务”。
中国为青年上学敞开了大门。由于青年人数很多，学校容量小，所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诸如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这里还有其他的标准，譬如，在田间参加一定天数的体力劳动也是升大学的一个条件。今天，中国的大学生到人民公社去犹如外出旅游一样。
【本刊讯】南斯拉夫《信使报》四月二十一日以《谴责报复行为》为题刊登南通社驻京记者诺瓦契奇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批评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无权扼杀和反对批评。
这是中国的报纸作出的保证。这些报纸几乎每天都在报道那些对其领导提出合理批评的工作人员。从各方面判断，这一现象具有广泛的意义，其目的在于使各阶层人民更多地关心管理问题和解决日常问题。同时，报纸还报道了那些企图压制批评的作法。
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通过新宪法之后，中国特别注意加强法治。经过多年的文化革命以后，现在特别重视尊重法律，文化革命期间既不存在法律准则，也没有执行法律准则。
一家特殊的刊物刊登了政法学院的一个教授的讲话，据说这个教授曾在纽约上过大学。这位教授认为，“新宪法特别强调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必要性，特别强调应该保证人民管理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利和对所有国家机关与个人进行监督的权利”。
法治又回到了中国的实践，但是，这不是没有阻力的，所例举的那些对批评各种营私舞弊行为的人进行报复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法新社北京四月二十六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一位可靠的人士今天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十二名前红卫兵领袖于最近被捕。被捕的第三人是北京师范大学前激进派领袖谭厚兰。这位人士说，在进行逮捕之前，于前不久开展了批判运动。
在采取清除前红卫兵的这种做法之前，在首都的这两所大学里都开展了批判他们的运动，批判他们在文化革命期间“害死了教授”。
【美联社香港四月十八日电】
（记者：伊迪丝·莱德勒）大陆中国扩大近海石油的开采和勘探已经使美国企业界做成了几千万美元的交易，得了第一名。
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上星期向中国出售了一台近海钻机。这是美国进入大有利润可图的中国市场的第一笔石油装备巨额交易。
这里的美国商界的观察家表示，希望接着还能做成多笔交易。
一位观察家说：“这帮了我们的忙，对我们的国际收支当然有好处。我们向他们卖得越多越好。”
中国向新加坡罗宾造船厂购买了三台钻机，向日本海洋石油公司购买了一台。据石油专家说，在这些交易中，美国装备占的比重很大。
但是，伯利恒新加坡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在同北京谈判时的顾问斯坦利
·卢布曼（旧金山律师）说，这家公司出售的一台近海钻机是美国公司或美国公司的联号做成的第一笔钻机交易。当地的石油专家同意这种说法。
几个月以前在新加坡动工的伯利恒公司的钻机能在二百五十英尺的水里作业，钻机的支脚架在钢的平台上。卢布曼在接见记者时说，它最适于在松软的土层上作业，在中国沿海到处都可以使用。预料这台钻机将在一九七九年夏天完工。
伯利恒公司没有宣布售价，但是当地观察家推测在两千万美元以上。据说，中国向罗宾造船厂购买了两台罗布雷—３００钻机，每台花了一千八百万美元，向罗宾公司的合伙公司——日本日立公司买了一台花了二千二百万美元。
中国一个石油代表团今年一月份访问了美国。那时，美国报纸的消息说，中国准备购买价值六千万美元的石油钻井设备和价值三千万美元的深海钻机。
中国一九七七年石油产量估计是九千五百万吨。中央情报局去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到一九八○年，中国石油产量将达到一亿一千九百四十万吨到一亿三千九百四十万吨之间，蕴藏量为八百亿桶。
中国一直在扩大近海勘探和生产。中央情报局估计中国的石油蕴藏量是岸上和近海差不多各占一半。
【路透社伦敦三月十三日电】（路透社科学编辑：劳埃德·廷伯莱克）据一部权威性的近海采油技术的综合材料，现代化技术今天可以使远洋石油公司创造奇迹，但是这些公司却仍然不能把它们弄脏的海面打扫干净。
简氏年鉴公司出版的《海洋技术》（一九七八年）一书说，去年“布拉沃”油井发生的井喷，再次表明有关在波涛汹涌的海面控制井喷和采油的技术的进步，同象英国和挪威这样的国家从北海石油得到的大量财政收益相比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这部厚书（由伦敦简氏年鉴公司和纽约的弗兰克林·瓦茨公司出版）完全讲的是近海石油工业和勘探。它有八百页，其中有关于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潜艇、水下实验室、供给船和勘测船、各种类型的钻机、近海直升飞机、控制井喷和采油系统的照片和图画一千六百张。但是，主编罗伯特·特里勒在书的开头激烈批评了这项工业。他的这部很贵的书售价二十七点五英镑，主要卖给从事石油工业的人。
他写道：“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对污染给海洋生物造成的破坏程度有分歧意见，但是对于的确造成破坏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没有设计在波涛汹涌的海面有效控制并喷和采油系统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专家，是不可想象的。”
他强调指出，据报道，一台挪威机器（因去年四月“布拉沃”井喷而赶制成的“弗拉莫集油器”）在波浪高达四米的海面收集了一千五百吨石油。由于这次事故，多达二万一千吨的油渍飘浮海面。
特里勒写道，最有希望的技术看来是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正在研制的可伸缩的绳索拖把。在美国石油拖把公司，采用装置在驳船上的连续式“拖把”，吸油、拧干不断反复进行工作。美国正设法以对井喷作出应急的办法来控制污染威胁。它最近表演了用大型军用直升飞机把十一米长的集油船运到海上。
在钻机方面新研制的是“动力定位式”钻机——用功率强大的发动机来定位。这些钻机可以避开冰山。加拿大制造的一架样品钻机将开始在格陵兰海面钻探。
特里勒写道，在“潜艇”方面，现在已有勘探潜艇和工作潜艇两种，可能还要制造第三种潜艇，即观测潜艇，“因为我们除了开发海洋以外，已经开始享受呆在海洋下的乐趣”。
美国正在更大规模地制造新的机动水下住宅。它颇象天空实验室，被称为“海洋实验室”。
这种机动水下住宅能容纳十人，可以在至少三百零五米的深度工作。它可以自行移动，能够部署潜水人员。它还配有小型潜水器和水上供给船。特里勒写道，海洋实验室的研究项目是为了扩大美国水下调查和开采海洋资源和海底资源的能力。
他大概是暗示一个开发海底资源的伟大时代即将到来。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各国都想从海底取得矿物。
【本刊讯】台湾《青年战士报》三月十七日报道一则题为《油管敷设新法》的消息，转载如下：
挪威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廉价的施工法，以保护油管的输送油料，不致破损。这些科学家们是挪威工业学院及科学工业研究基金会的研究人员。他们将埋在土中的油管外果以混凝土，是现在北海各国最常用的方法；先将海床挖开，放入油管，然后以沙袋覆盖。但是科学家们认为到了一九八○年就要换新的方法：
利用一种新的混凝土混合物，由海面上的船只沿着油管线敷设，由遥控设备控制其路线之准确性，俾使油管能完全被包覆，其铺设速率约每天达七百至八百公尺，以直径一公尺的油管为例，其包覆宽度可达八至十公尺，厚度为六至八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