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对园田访华批评强烈》，摘要如下：
在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上成为重要焦点的园田外相访华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从自民党内的调整工作及其之后的必要准备等情况来看，外相所强烈希望的“九日到十五日”访华将不得不推迟。人们对访华本身的批评是很强烈的。开始出现这样的猜测：园田访华最早也得在“五月日美首脑会谈以后”。
“外相访华”之所以不能如愿以偿，是因为考虑到自民党内的谅解工作需要费相当的时间来进行。即使自民党取得一致意见，也还要考虑要求在野党给予协作，以及考虑驻中国大使佐藤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举行的旨在提出访华要求的第三次会谈这个关键问题。因此，不可能在“九日到十五日访华”。即使进展顺利，也必须要推迟一周到十天的时间。
在这些手续性的日程之外，不容忽视的还有自民党内对“外相访华”的疑神疑鬼之大是超出预料的。
“外相访华”招致了来自自民党内慎重、反对派的强烈反驳。追根究底就是一句话：“如果外相访华，不是要一气呵成地签署条约了吗？”甚至在党的首脑之间也冒出了“重开谈判可以，但外相访华那是另外的问题”的谈话。连首相都对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说出了这样的话：“过早地谈外相访华就使超党派外交难办了。”
“访华不是立刻就缔结条约，要看内容如何”、“谈判要根据国家利益去处理”、“不是为了政治解决而是为了政治磋商而去。如解决不了难题就回来。”
——外相最近这样挺身而出进行说服工作也是因为存在着这些情况。所以，当前不拘泥于“九日到十五日访华”，而是采取静静地观察党内工作的态度。
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外相的访华热情已经削弱了，还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他的真心话：“如果同意重开（谈判），那以后采取什么办法，怎样打交道，那就是政府的专职事项了，外相负全责。”“在国内手续上费功夫，对谈判来说并不是好事。”
总之，这个“外相访华”将如何决定，已经直接成为占卜是否重开谈判的关键了。
【法新社台北四月四日电】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从香港抵达这里作短时间访问。
官方人士对人们对李总理访问台北所作的猜测既不否认也不证实，这大概是因为他过去不喜欢人们大肆宣传的缘故。
几年来，李差不多每年都访问台湾，去年他在这里访问了八天。这些人士不知道这次李总理将在台湾呆多长时间，但是他们确信，在明天纪念蒋介石去世三周年的时候，他将呆在这里。
【合众国际社香港四月四日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香港前往台北。
机场戒备森严。李同麦理浩总督共进午餐后乘汽车抵达机场。
【法新社马尼拉四月四日电】在菲律宾大选前三天，一万五千名青年和学生今晚在马尼拉市中心举行的集会上焚烧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模拟像，人们还高呼：「马科斯是傀儡。」
这次焚烧马科斯的模拟像是自从一九七二年九月马科斯宣布军法管制以来，反政府的抗议者第一次在首都采取这样激烈的行动。
很明显，举行这次集会是为了支持反对党「人民权力」党。这是这里当前政治运动中最大的行动之一，之后，本星期五将举行近六年来第一次选举，以便为临时国民议会挑选二百名议员。
【合众国际社东京三月二十九日电】根据福田首相去年正式访问曼谷时作出的保证，日本今天给泰国三百二十五亿日元（合一亿四千六百三十万美元）的不附带条件的贷款。所谓不附带条件的贷款就是说，泰国可以自由使用这笔款项，日本不附加任何条件。
预料，泰国将利用这笔贷款修筑公路、安装电话、扩建灌溉设施和其他工程。贷款的条款规定泰国在二十五年内偿还，包括七年的宽限期，年利百分之三点二五。
【本刊讯】澳大利亚《时代报》三月三十一日以《巴布亚新几内亚同中俄拉关系》为题报道：
巴布亚新几内亚将要求中国提供援助。
外交部长奥莱瓦勒昨天透露，政府要求中国在莫尔斯比港建立大使馆，一反它早先拒绝中国设立大使馆的做法。奥莱瓦勒说，他认为，同中国建交可以使巴布亚新几内亚从中国的技术援助中得到很大好处。
已于二月间向中国和苏联发出要求它们建馆的信件。
如果按照人们的预料，北京和莫斯科都同意到这里来设馆的话，那将大大增加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太平洋的代表机构。
目前，苏联只是在汤加有外交代表，而中国只在两个地方有外交代表：西萨摩亚和斐济。
奥莱瓦勒访问欧洲回国时说，他特别热心鼓吹谋求中国的援助。
他说，“他们自己的发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相信他们有一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了不起的技术。”
他说，他很钦佩中国在修筑坦赞铁路时所提供的援助，并且认为有可能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类似的援助——只要这是符合政府优先发展的计划。
奥莱瓦勒否认，要求中国建馆会破坏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印尼的关系。他说，“我知道印尼同中国有些分歧，但那是印尼的事情。”
在各国都可以看到孩子劳动的情况。擦皮鞋、卖花、当店员、给停在十字路口的汽车擦玻璃窗等。在农村，令人注目的是，有的孩子象学生，肩挑着把扁担压得几乎要折断的重担，为了不落后于父亲，小跑步走。在发展中国家，很多的孩子成了维持一家生活的重要劳动力。
对于这样的孩子们来说，没有上学的时间。在泰国东北部邦费的班丰
·努盖姆小学校，有五百名学生。泰国学校的学生的平均数大体如此。一进入一年级教室，看到十五名男女儿童正在上常识课。这个班定员为二十三人，所以三分之一缺席。老师说：“即使入学，中途不来的孩子也很多
……”……“乞丐轻松”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向西约二百公里，是西孟加拉邦的比哈尔朱里亚村。在那里，白天到处可以看到有近乎裸体的孩子。几乎都没有上学，一个村民说：“学校远，孩子必须看孩子和照顾牛。”
在加德满都的王宫大街上，一个小乞丐向我要钱。他一个劲地喊“老爷，老爷，行行好吧！”不肯离开我。据常常给乞丐剩饭的附近的一个食堂的老板娘说，这条大街上有十几个小乞丐。要得多的时候，一天可要二十尼泊尔卢比（合人民币两元八角
——本刊注）。小学教员的月工资是三百卢比，所以小乞丐讨的钱相当不少。
尼泊尔政府在一年之前曾强制收容这些小乞丐，教他们擦皮鞋。但孩子们过了不久便全部逃回，继续做乞丐。少年们认为，做乞丐轻松，不挣钱的话，眼下家里的生活就困难。
从联合国统计来看，一九七○年到现在，发展中国家七至十二岁的孩子中，不能进学校的孩子有二亿二千四百万人，超过了二亿零一百万的就学儿童。在发展中国家中最贫困的国家，就学儿童占全部儿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特别是女子，十人中间只有一人就学。仅仅整顿教育……尼泊尔正在制定“全国教育制度”。
然而，既然存在着社会贫困这个背景，仅仅整顿教育体制解决不了问题。负责学令前儿童和母亲的教育及营养改善的“尼泊尔儿童机关”的理事长帕恩迪说：“总之，孩子们在就业人数中占的比例非常高。我们也很想让孩子去上学，但上学之后，如何弥补他们的生产部分倒成了问题。”
在贫困中挣扎的各国，可以看到努力用自己的力量创办教育设施、开辟孩子们的未来。在新德里的中心区，用印度特有的红砂岩建造的政府大厅整整齐齐地并排着，显示了首都的威容。然而，稍一离开市中心，到处有贫民窟。巴鲁巴里保育院也在贫民窟的附近。约四十名儿童，全是贫困家庭的孩子。院长叫特西。
我们参观时，孩子们玩得正带劲。这个保育院是半日制，只在上午收孩子，但管饭。特西让我们看了一周的食谱，是非常简单的，但对于在家里吃不饱的孩子来说，还是很宝贵的饭食。政府援助百分之十这所保育院一年的经费约五万卢比。据说政府援助占百分之十，剩下的依靠民间捐赠。贫民窟的孩子们的生活是悲惨的。
在孟加拉国的农村，母亲们在“母亲俱乐部”努力工作。孟加拉国的人口为七千九百万，平均国民收入七十美元（一九七二年），约为日本的三十分之一。去年的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十是依赖外国援助。但农村的母亲们决心摆脱这种贫困。他们在母亲俱乐部工作，以补充家庭收入的不足。宝贵的现金收入源泉在锡尔赫特地区纳亚古拉姆村的母亲俱乐部，有二十几名母亲勤勉地从事手工艺副业。每天工作五小时，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三十塔卡。在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收入的这个村子里，这还是一个难得挣钱的地方。带有半岁的女儿的白嘎姆高兴地说：“可以给孩子吃有营养的食物了。”
孟加拉国是回教国，所以妇女有不能随便外出的‘‘习惯”。在纳亚古拉姆村成立母亲俱乐部时，甚至发生过村里的权威人士拿着手杖威吓去俱乐部的母亲们的事情。在成立两年后的今天，母亲俱乐部已完全在村里的生活中扎下了根。除手工艺之外，还开办种菜、养蚕、育儿、节育等讲坐，学习过去村里所没有的新知识。在贫困中养育孩子的母亲们，认为遵守回教的戒律虽然重要，但应断然打破不合理的“旧习”的外壳。她们已经用行动表明了她们的决心。
从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往北约行四十公里，有一个被群山包围的科达里地区克萨代比村。在这个村子里，我们见到了斯瓦斯奇等三名女大学生。她们是尼泊尔唯一的大学——特里布万大学的学生。进入偏僻地方的年轻人在尼泊尔，大学生要去农村一年。其目的是让学生亲身了解偏僻地方的实际情况，亲自参加开发。男学生二人一组，女学生三人一组，协力进行学校和道路等的建设。
在村的中央有崭新的砖砌的学校和图书馆。在校园里，孩子们到处跑。是她们用政府和联合国国际儿童救济基金组织的资金，动员村民建成的。在尼泊尔，大学生只限于上层阶级的子弟。对大多数父母来说，根本没有余力让孩子进大学。斯瓦斯奇的父亲是政府的官吏。“一想到我们的劳动关系到国家建设、拯救孩子，就有了干劲。”——她微笑着说。
由于转的地方主要是联合国国际儿童救济基金组织的援助地区，所以这次采访时只注意了贫穷的情景。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