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卡特同第三世界打交道》，摘要如下：
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现了一种难于理解的怪现象。卡特总统简直无法兑现他在当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在竞选中答应要提供的经济方面的种种新机会，诸如提供更多的援助、进行更大量的贸易、建立更多的粮食储备、减轻债务等。然而，美国非但没有为这些欠缺付出代价，反而发现它在第三世界的威望比过去几年还要高。卡特本人就要进行没有先例的第三世界之行。他希望通过此行进一步提高美国的威望。这种怪现象部分反映了作风上的改变，从莫伊尼汉在联合国担任外交职务时的对抗气氛（这样说是有点不公平的）变为现任大使安德鲁·扬所培养的那种诚挚和精神相通的气氛。形成这种作风的基础是，卡特比较公开地表明的美国同第三世界相互依靠的思想，虽然，基辛格过去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一些第三世界人士可能对于这样一种想法感到恼火：撇开了对抗，他们可能就放弃了讨价还价的强有力的手段。但是，明显的是，归根结底，卡特和安德鲁·扬的好心，可能使美国在它自己由于经济不健全而非常需要从第三世界的种种要求下获得喘息机会的时刻为美国赢得了时间。
普遍存在的那种耐心和平静的倾向仍然是国际上的一个有趣的事实。要对这一点作更深一层的解释，那肯定在于卡特对第三世界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巴拿马和南部非洲所给予的关注。对卡特来说，是冒着风险投入政治资本的问题——对总统的诚意最终进行考验的问题。你可以争辩说，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巴拿马和南部非洲“只”是象征性问题、地区性问题。但是，对于这些新兴国家来说，“发展”超过了商品价格之类而上升为骄傲和地位，而卡特在政治上强调的重点，在这一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当第三世界为了建立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世界新政而开始发动攻势时，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首当其冲。尼克松和福特同越南的关系使他们成为很好的目标。但是，福特已经成功地把对方的攻击从政治舞台中心转移到范围较小的特殊的经济论坛。这样卡特处理起来就容易一些。
在这些经济论坛取得进展的时候，幸而没有出现本来可望会使大部分世界问题白热化的东西方互相敌对的因素。而是由于每个人都意识到共产党东方没有能力也不准备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做很多事情。俄国是吝啬的、有偏见的和“丑恶的”。中国那种自力更生方式对大多数想要仿效的人来说是太困难了。华盛顿从这种形势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上的好处。它在讨论发展问题的会议厅里，日子也比较好过。
最后，第三世界要求重新分配世界的经济利益，但是针对这种要求，现在大家都知道，当石油输出国组织于一九七三年把石油价格提高三倍的时候，经济利益早就已经重新分配过了。这个石油卡特尔单枪匹马地以它的力量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从而破坏了穷国为它们大家谈判一项更好的协议的机会。为了说明这一点，工业化国家只需指出它们自己经济上的困难就行了。国际开发机构不得不充当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保证人、穷国石油债务的资助者。几乎没有什么第三世界的国家这样说过，但是那种没有说出口的现实情况同样缓和了它们对发达国家的攻击。
【法新社巴黎三月三十一日电】新任总理巴尔将实施振兴法国经济的政策，使社会更加公正，使政府与公民之间有更好的关系。这是巴尔在被国家元首接见后在爱丽舍宫门口台阶上指出的。国家元首在接见他时任命他为新总理，并委托他组织政府。
这位总理明确说，“从四月四日起组成的”新政府“将根据共和国总统在最近的电视广播讲话中所阐明的三个首要任务采取行动”。
巴尔强调说，这三项任务的第一项是振兴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他说，我们过去进行的努力必须继续进行下去。我国是否能适应世界经济的困难条件，我们的生产是否将重新得到发展，以及仍然是政府经常担忧的就业形势的改善，都取决于这一努力。
巴尔又说，第二件优先要做的事，“主要是通过经常增加低工资和不断增加家庭补助来使实现社会公正方面取得进展”。总理说，“增加工资应从购买力方面来考虑。这就是社会政策应当建立在我们货币稳固的基础上的理由。一旦组成政府，政府就将尽可能地发展经济。”
巴尔又说，“第三件优先要做的事是简化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巴尔又说，“这一切将在没有任何骚动的情况下，讲究方法地、有连续性地和有决心地进行。”
总理最后说，“我坚信，如果法国人善于在容忍、对话和磋商的气氛中表现出守纪律和团结一致的话，法国定能克服它面临的问题。”
【法新社罗马四月二日电】左派的《宣言报》昨天报道，为使意大利天民党主席莫罗获得红色旅的释放，现在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尽管官员们否认这一点。
《宣言报》说，梵蒂冈充当谈判的调解人。意大利的其他报纸在报道所传为释放莫罗所作的努力方面是比较有保留的，提到一位“神秘人物”，这个人三月三十一日发了莫罗先生给他家里的一封信，说他很健康，要他们放心。
但是内政部、梵蒂冈以及莫罗家里的人都断然否认同红色旅有任何接触。
从天民党到共产党的政界领导人继续强调必须坚定，不“向恐怖主义的讹诈屈服”。
政府发言人排除了用目前正在都灵受审的红色旅的十五名创建人换莫罗的可能性。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书评，题目是《从＜权力寡头＞一书谈起》，摘要如下：
六十年代后期，青年运动曾席卷美国；学运、反越战运动及黑人民权运动等汇成一气，向美国的现存制度挑战，从内部削弱了美国霸权。
造成这场风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一些人不从事物的内部因素去寻找根源，喜欢把整场运动“归罪”于少数人的“异端邪说”。其中，韦特·米路士（Ｃ．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便很多时都被人指责为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始作甬者。
米路士在一九一六年生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父亲原籍英国。年青时，他就读于得克萨斯州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及社会学硕士学位。一九三九年，他进入云斯干斯大学，其后取得社会学及人类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一年，他在马利兰大学任教社会学。不久，他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哥大社会学系的负责人。一九五六年，他先后出版了《白领阶层》及《权力寡头》两本书，对美国现存政治结构进行批判。一九六一年他出版了《听着，美国佬》一书，介绍当时古巴革命的情况。一九六二年，他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辑录了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名流派的重要著述。当这本书正在付印期间，他却因病去世了，死时才四十六岁。一九六三年，英国有人把他的一些文章辑录成书，定名为《权力·政治与人民》。
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的学术界呈现一片极端保守的气氛，鲜有人敢出来批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敢于讨论究竟美国是由那些人所统治。因此，当米路士的《权力寡头》一书出版后，各方面都出现了不少震动。米路士在西方“正统”社会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而他在书中主要也是用社会学的方法和观点来批判美国的统治者。这本书由一权威的右翼出版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权力寡头》一书共分为十五章。第一章名为《高层的圈子们》；它刻划出本书的主要内容及中心思想。第二章到第十章则对这些“圈子们”逐一分析。这包括：一、“地区性的社团”，二、“四百个市政府”，三、“名仕们”，四、“十分有钱的人物”，五、“主要的执行者”，六、“有财势的机构”，七、“军阀”，八、“军中的新秀”，九、“政治界总裁”。最后的五章属于批判及评论的部份，包括：“平衡的理论”，“权力寡头”，“集体社会”，“保守情绪”及“高层的不道德”。
在书中，米路士用大量的资料介绍和分析了美国统治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各类人物的性格和习惯。同时，他把这些复杂的“高层圈子”概括为经济机构、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三大类。他认为，在这三种机构内占有“指挥职位”的人物构成了美国的“权力寡头”，直接地统治着美国。这些人包括工商业机构的大股东及高级行政人员，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及政府各部门内的高级官员。在米路士笔下，这些“寡头”是“不负责任”，““无理性”及“不道德的代表”，而整个美国的前景却要由这些少数寡头来决定。
在另一方面，美国的现存制度却保障这些人能世世代代的拥有权力和巨大财富。在米路士的眼中，富裕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说：“财富在美国是直接地带来满足感，而将会带来更大的满足感。”他并不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他在书中引述了一句说：“我曾经富有，也曾经挨穷，而你应该相信我，富有是最好的。”这也间接地反映了米路士的心理状态。他所以批评富裕的寡头们，不在于他们能享受生活上的好东西，而在于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使大多数人无法得到同样的好处。
后记：米路士的《权力寡头》一书用了大量的事实来揭露美国制度的不平等。不过，由于他并不以垄断资本主义的规律作为研究美国统治者的基础，因此他笼统地把统治集团划分成三种寡头人物，而并非有机地把它们联系成一生根于垄断经济的统治阶级。
也有些西方左派人士批评米路士的书并没有揭示出改革的方向，没有提出大多数人今后应该怎样做。这影响到一些崇拜米路士思想的青年人，只提出“反对现存制度”的口号，却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口号来。不过，也可能正因为米路士当时没有提出什么革命的口号，这本书才可以在美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吸引不同阶层，不同思想背景的人士注意。
六十年代以后，米路士的思想更趋激进。他对苏联的社会制度也没有什么好感，认为那里的统治者也只是一些寡头人物。他把理想社会寄希望于中国及各地的年青知识分子。这大概就是别人日后把美国青年运动“归罪”于米路士的证据吧！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三日电】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利季娅·福季耶娃的回忆录《同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的会见》。
作者一九○四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一九○五——一九○七年的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她从一九一八年起给列宁作秘书。
福季耶娃在书中谈到自己在一九○四——○五年流亡国外期间在列宁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