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科学工作者得到领导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全力支持，以把落后的研究机构提高到世界科学的前列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三月二十九日刊登琳达·马修斯发自香港的一篇电讯，题为《中国答应多一些钱，少一些政治，大力促进落后的科学》，摘要如下：
中国为了把落后的研究机构提高到世界科学的前列，答应它的科学工作者有更多的自由不受政治控制，使他们有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时间用于他们的实验室。
自从毛泽东于一年半前逝世以来，中国一直在暗示的这种政策上的改变是由邓小平副总理在目前正在北京召开的有六千名科学工作者参加的全国大会上宣布的。邓说，若要使中国科学到本世纪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作出改革。
前不久到过中国的西方科学人员不大相信中国有能力如此迅速地弥合技术上的差距，但是他们说，中国科学工作者相信他们将得到领导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全力支持。
曾随同两个美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去北京访问的一位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小罗伊·霍夫海因茨说：“中国科学界的期望极高。”
在全中国以直率著称的邓在一次讲话中确实十分直率，他告诫共产党干部不要去干预研究工作，让科学工作者去搞科学。
邓指示说，应当“放手”让研究所的所长们去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和仿效科学上确立的榜样，党不要去干预。他说，在科学发展方面，党的干部只应起到做好后勤支持工作这个居于次要地位的作用。邓表示愿意当“后勤部长”，帮助科学工作者得到难以获得的实验室设备。
但是，邓说：“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上去……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
邓指示说，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日最多只能有六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实验室里，若有可能，政治学习时间应当减到甚至连六分之一都不到。他说：“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必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
邓所表示的支持同过去十年政治动乱期间科学工作者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照。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如果把过多的时间用在业务上，常常容易成为北京发起的各项运动的对象，被人指责为“白专”，也就是说没有革命者应有的“红”。但是邓向与会者明确指出，一位勤奋的科学工作者是有可能被认为是“红”的。他说：“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工人……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这就是红的重要表现。”
这一变化反映出在领导层中似乎普遍承认，如果中国真要解决它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就必须给科学以支持。华主席在科学大会上说：大大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科学落后于世界水平一直是很坦率的。一位高级原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上星期说：“我们在所有科学技术领域都落后。我们落后了十年到二十年……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缩小差距。”
一些美国人在访问了中国之后相信，中国的科学可能比中国人承认的还要落后。哈佛大学的霍夫海因茨（他曾随同华盛顿全国科学院派遣的代表团访问过中国）认为，中国科学家的业务水平相当于美国大学肄业生的水平，只有少数除外。
霍夫海因茨说，这些例外中包括过去十年里中国国防工业重点项目的核科学和中国传统的一些领域，例如针刺麻醉、地震学、地球物理学，这些方面的发现有明显的应用价值。
中国人在许多领域里由于缺乏设备一直是有缺陷的。例如，去年在中国几所大学讲过课的一位洛斯阿拉莫斯大学的物理学家说：“我见到的人都听得懂我讲的东西。他们对外国科学文献很钻研。但是他们没有设备，做不了外国已经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实际障碍。”
然而，到中国访问的一些美国人说，有迹象表明邓许诺的政策变动已经开始贯彻。去年年底访问过中国的美国科学家说，这一次是中国科学人员而不是党员向他们介绍情况。以前只有党员受托同外国人打交道。增加拨款后看来还使一些实验室得以更换陈旧的设备。由于坚持自力更生，许多实验室几乎变成了工厂，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花费更多的时间为自己制造普通的科学器具而不是搞实验。但是据霍夫海因茨说，现在政府已保证科学人员有基本的设备——激光器、计算机等等。
霍夫海因茨也和别人一样不相信邓能弄到使中国的各实验室全面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
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人还指出了中国妨碍科学现代化的若干政治障碍，尤其是中国科学家不能同他们的西方同行接触。
中国只允许科学界同西方进行很有限的交往，大部分是美国科学家嘲笑为“学者派头的观光”的团体旅行。中国没有允许过它的任何科学家到美国实验室工作，而霍夫海因茨认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打算在高深技术方面大步前进并真正参加竞赛的话。如果他们打算赶上去，就必须让他们的人到国外学习”。
美国全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布洛克说，北京已同意把科学界同华盛顿的往来从去年的十次增加到今年的十二次，虽然中国允许了更加多得多的美国科学家随同大学代表团访华，和以游客身份访问中国。布洛克小姐说，已有十几个中国物理学家第一次去西德考察。
说勃列日涅夫到远东地区视察具有既对日本也对中国示威的性质
【本刊讯】西柏林《每日镜报》四月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的和平姿态是一个破坏阴谋》，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的倡议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破坏阴谋，因为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外交试探途径提出来的，而且它也不是由罗马尼亚或者南斯拉夫的调解人在北京或世界其他地方递交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提出这项倡议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行动。
据塔斯社声明说，北京三月九日就拒绝了莫斯科的建议。在此期间，中国副外长又通过照会向苏联大使托尔斯季科夫重申了北京这一立场。中国调转了矛头，要求苏联表明今后能够就改善关系举行具体谈判的善意。
中国人主要是要求撤除集结的部队和武器库，苏联人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就沿中国边界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集结军队和建立武器库。但是在塔斯社的声明中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评论中都没有向苏联公众宣布这些建议。而只是笼统地指出，中国人再次提出了“不能接受的先决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即莫斯科利用这件事，来对中国提出指责。现在是要中国人承担正常化政策归于失败的责任。
显然，这就是苏联党首脑去远东地区视察旅行进行宣传的背景。这是勃列日涅夫这种性质的首次政治旅行。鉴于最近与日本的摩擦和最近与中国争吵之后，这次旅行具有双重的示威性质——既是针对东京的，而且也是针对北京的。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四月二日刊登一篇社论，题目是《应抓紧使人们同意恢复日中条约谈判》，摘要如下：
今后的日中关系应当怎样？围绕着这个问题，各种动向和议论表面化了。
随着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机的成熟，围绕着使国内都同意政府开始谈判这一问题，在自民党内的议论沸腾了起来。
三年来，在日本国内，日中缔结条约的问题，主要同对苏关系联系到一起，出现了消极的论调乃至反对的论调。然而，园田外相一月访苏后，对苏关系迅速改善的希望淡薄了。
为了明确问题的性质和责任所在，使讨论回到正道上来，必须作的事情，首先在于怎样认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点。一九七二年九月的日中联合声明中被称为反霸条款的第七条，一开头就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在这一基础上又写明“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当时的大平外相在北京新闻中心会见记者时，就这一条款说：“这并不损害同日中双方结成友好关系的第三国利益。”应当认识到在这一条款内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联合行动。
如果认为通过实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是霸权的话，那么日中间宣布反对霸权至少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作为曾给亚洲各民族造成难以估量的战争灾难的日本的自戒。第二是制止中国将来拥有大国的实力的时候，或许会向日本施加报复主义的大国主义。第三是要求世界任何国家，都以同一立场出发，进行抑制。
处理交战国之间的战后问题，需要宣布战争状态的结束、处理赔偿、确定领土。日中之间在这三点上已全部在五年半前的联合声明中处理完毕，这同由于领土问题尚未解决，因而现在问题停滞不前的日苏关系根本不同。
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是宣告不正常状态的结束。在这一框框内，也包括日台关系。对于已经表明下了“决断”的福田首相和政府首脑来说，不会有无法说服反对派和无法统一意见的事，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国内即将形成巨大潮流的今天，希望中国在言行上也要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