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刊编者说这篇报道“屏弃了偏见，以日本人的眼光谈了访华过程中的体会”
【本刊讯】日本《全貌》月刊二月号刊登该刊通讯员清永高志的文章，题目是《亲眼目睹“人民中国”印象记》，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很少有人坦率地谈谈他所见到的中国。都是些“太好了，太好了”之类的话，根本不传达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这篇报道摒弃了这种“偏见”，以日本人的眼光谈了访华过程中的体会。）
我于去年十一月去越南，其间路过中国，第二次看到了共产党中国。我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底到九月中旬，曾在中国作过三个多星期的旅行。一感冒，药费就高达五万几千日元我是从香港、九龙乘火车去广州的。从深圳到广州票价是人民币三元五角（合五百二十五日元）。软席，也就是一等车的价钱，如果换算成日元，那是太便宜了。但是，如果从他们的月收入来看，并不算便宜。越南也一样。
因为，中国一般人的月收入大约是五十到八十元（一元合一百五十日元），由此看来，可以说，中国的车费是偏高的。
两年前，上海到北京（约一千三百公里）的票价是三十四元六角。加快费七元八角、软卧四十元八角，共计八十三元二角，计算的结果是，只一个单程一个月的工资就用完了。
在广州，住东方宾馆，两个床位的房间一晚上二十一元。向外国人开放的饭店，费用大体如此。
在广州，参观了动物园，到烈士陵园观赏了菊花展览。
动物园的门票是一角，换算成日元是十五元。中国人的收入大约是我们的十五分之一，因此，正好是这个数字的十五倍。
有人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什么都不要钱，这是错误的。从外国来的旅游者因为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多容易发生误解。
照收电车费等交通费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公园也多半收门票，在医院取药也要付相当高的药费。
我在满洲生了病，虽然患的是感冒，但收了二十四元一角五的药费，我记得，当时使我大吃一惊。如果单纯地换算成日元就是三千六百多元，再把它扩大十五倍，我想，贵的意思是很容易理解的。实际上是五万几千日元。不过，我是从大医院得到的药，而中国的一般居民，不用说医院，就是有叫做“赤脚医生”的保健医生能给看看病就算不错了。从这种医疗情况来看，这也许算是不错的了。
其后，在广州，我们被带到了珠江边上的友谊商店，并参观了邻近的百货商场南方大厦。因为曾在北京、上海等地看过百货商场，并不感到惊讶，但商场内光线之暗、品种之少完全一样。
走出百货商店，街上已经是黄昏了。大群的蝙蝠在珠江边上鸣叫飞午。
晚上，在中山纪念堂看巴蕾午。看的是中央歌舞团演出的“骄杨”。“骄杨”似乎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杨”的意思，内容是歌颂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南京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我问译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还存在吗？”我这一问，你猜怎样了。
她忿怒到了极点，斥责说：“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你问的不是蒋介石反动派吗？”
我知道国民党是蒋总统的党。笔者所问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所以才问一问，不过，答案就是上面那样。
这且不谈，而“骄杨”却是平淡无奇的。访华团拙劣的奉承露出了破绽要说宗教，日本也有“中国崇拜教”。这就是，不管甚么都是中国的好。
这伙人说，中国没有小偷，没有苍蝇，清洁，勤劳。
尽管以肤浅的“体会”来下结论是危险的，但要叫我说，我不能不说这一切说法都是错的。
对方的人自己也承认：“是这样，还有偷自行车的小偷。大家不都锁着锁吗！思想觉悟不高的人也还有……”
要说清洁的话，的确，北京饭店、锦江饭店等外国人用的饭店没有一只苍蝇，很清洁。但除此以外就不同了。
岂止不同，我觉得比日本还差。夏天，在首都北京也还有传染病流行，在街道食堂等地方甚至还贴有“严防病从口入，不吃腐烂变质食品”、“食具用具容器要洗净消毒”和“预防肠道传染病，生吃瓜果要洗净”的标语。
在中国旅行，令人最不愉快的是本国的伙伴，也就是日本人的过分奉承和逢迎。
这些奉承是“中国真了不起；十年后，不，五年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工业、农业、还有体育……”。由于对中国的奉承，团员Ｂ君受到了中国共青团的一个青年的有力反驳。他说：“不行啊！同日本相比还差得远呢！我们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正象周总理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努力，想在本世纪有所发展，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过分的奉承会使对方感到不快，受到轻蔑。
而且，对不说真话的也会不高兴。
翻译Ｑ先生问农民代表Ｃ，“日本的农业怎样？”这个代表的回答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他回答说：“日本的农业很难办。即使生产也被压价收购了，肥料也很贵，还必须归还买农机具的钱……”
他担心这样说太过分，可能引起误解，又把话拉回来说：“尽管这样说，但是有汽车，也可以到国外旅行。因为都是自耕农，劳动得越好自己挣的钱越多，同过去相比真是天上地下。”
Ｑ先生听了这个说法大吃一惊，反问道：“自耕农！是不是佃户？。”当了十几年翻译的老手竟是这样，他似乎认为“日本的农民在受地主的剥削”。
日本来华访问的众多的农民代表团都说了些什么？我想是应该受到责问的。上海小提琴手的命运要说印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发生的一桩事情。
那是在访问鲁迅旧居的时候，正当我们在听当地的负责人讲解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非常动听的演奏小提琴的声音。
不错，是门德尔松的小提琴狂想曲Ｅ小调协奏曲。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的到来而作的示威呢？我觉得，在中国演奏西方乐曲就象我国在战争年代放爵士乐唱片那样需要有勇气。
果然，有几个象治保部门的妇女跑过来，向那个有勇气的人的公寓跑去。大声地喊了几声，琴声一下子就停下来了。其后，他（或许是她）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当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说，肯定受到了当局的监视。
这也许可以说是同国际城市上海相称的事件。至今我还不由得想起当时的情景：那天晚上，在下榻的锦江饭店的一间房间里，由于暗淡的心情所驱使，同朋友一起嚷着“为勇敢的人，干杯！”而一饮而尽。“情侣之多”使我感到吃惊那是在码头上的事。我同朋友走出饭店两人一起到外面散散步，使我大吃一惊。总之，到处都是情侣。右手搭在肩上，对方的左手也反过来搭上，这种情景屡见不鲜。
这倒没有什么，但可笑的是在第二天举行的同共青团的一次坐谈会。我说：“同北京相比，上海的情侣似乎要多些……”对方一听就火了，说：“你说的情侣，那也许是兄妹，也许是夫妇，也许是一般的朋友，或许是订了婚的人。”
我并不是以责备的口气提问题，但对方只是说晚婚为好，选择对象要重视思想，完全使人感到迷惑不解。我刚想谈一点不顺心的事，得到的却是千篇一律的回答，叫我说甚么好呢？专供外国人参观用的幼儿园的女孩中国的民众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旅游者是根本不了解的。因为给别人看的地方肯定都是属于上层的东西，没有涉及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也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一个月以后，听到了因某种原因作为另一个参观团的一员的人谈到访问同样是这个幼儿园的情形。据他说，似乎是在同一个地方，站着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受到的是同样的欢迎。
也就是说，到中国旅行的人恐怕全部都是按已规定了的路线走的。
因过分奉承使人感到恶心的Ｂ先生，可能是要实现他的初衷，为了纪念参观大庆，把回国后生的男孩取名为大庆。
这样一些东西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日中友好”。
同中国的交往不是应该十分留神吗？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十九日发表一篇题为《欢迎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社评，全文如下：
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于昨天开幕，对于香港人自然是大好消息。这些文物珍贵之极，在考古学与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即使身在大陆之人，也不容易见到。过去几年中先后在欧美、澳洲等地展出，引起了重大注意。这次在香港展出，可见中共对于香港这地区十分重视。据说，其中有少数展出品，在中国乃是孤本，中共曾有决议，不准运到国外展览，以免万一受到损失，但香港不算“国外”，因此可以来港。
对于我们极大多数“不识宝”之人，看古物宝贝，或许和看复制品也无多大分别，这些珍贵文物在考古学、历史、艺术、技术等等方面的意义，不大能领略得到。但作为中国人，看到五六千年前我国的祖先在文化上已有这样高的造诣，自不免有一份自豪感。身在海外之人，颇有以中国能制原子弹，看到银幕上大军列队而过的威风场面而感到自豪的，这种民族感情当然也大可理解。然而中国素来是重视文化价值的民族，我们与其为“武装强大”而自豪，不如为文化优秀而自豪。武装力量只不过是一种保卫工具，为了抵御外侮，免于国族沦亡，不得不有。但在任何时期，始终是消极性的。文化上的成就与创造，才真正具有永久性的积极价值。我们欢迎这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是对于中国深厚文化的珍视，出于对中国的土地与人民的热爱。
许多人身在海外，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回中国大陆去，或许短期回去观光，又重到海外定居，或许归化了作外国公民。但就算在国外数代，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了，文化上与中国仍有深厚的联系。思想感情、行事处世，往往脱不了中国风格。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关系上，海外华人可以已与中国毫无关系，但文化的纽带是永远割不断的。那是很宝贵的纽带，值得维系。
出土文物只是死物，然而是数千年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中国文化也并不都是好的，秦俑之类，更代表了专制暴虐、残酷镇压人民的制度。但其中也有优美浑厚、肯定人生、发扬人性的一面。在任何时代中，都有残酷与不幸，也有光明与欢乐。中国文化自来就是正与负，阴与阳两个方面交织而成的。所有古老的文明，除了印度与中国之外，全部已毁亡了，中华民族今日仍能巍然独存，那表示中国文化毕竟是正面胜于负面，这个民族有资格长时期地生存于天地之间。
我们欢迎中共当局能在香港组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展出，更欢迎中共对于中国文化有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中国文化当然并不只是出土文物。
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热切希望文革期间大举摧残中国文化艺术的种种举动，从此不再见之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