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久前逝世了。他是共产党中国的缔造者和本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之一。我于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日内瓦“记者之家”，由西班牙的政治家和记者、前共和政府部长、西班牙内战的主要人物之一德尔巴略介绍，同周恩来总理见过面。
当时在法国，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刚刚上台，他的政府也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那些短命政府之一。这位总理打算在三十天内在印度支那或越南实现和平；日内瓦就是进行谈判的场所。当时的白宫主人是艾森豪威尔。掌管美国国务院的是杜勒斯。英国外交大臣是艾登。法国外交部长是皮杜尔。成千名记者从世界各地来到日内瓦，以便报道和平谈判的情况。中国在多年孤立之后进入西方世界。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领导中国代表团。没有中国人的参加就不可能在东南亚实现和平。美国人虽然不高兴，然而终于同意同中国交换意见。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俄国人也赞成举行日内瓦会议。但是美国大使比德尔·史密斯被召回华盛顿，谈判中断了。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接见记者时的和蔼可亲和忠厚长者的形象。我同当时为墨西哥和阿根廷一些报纸写稿的德尔巴略一道参加接见，当时也许我是拉丁美洲唯一的代表。德尔巴略认识周恩来，因为他在一年以前到过北京，并同这位共产党中国的总理谈过话。当我们等候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德尔巴略谈起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他对我说：“周恩来是中国革命所拥有的最有理智和最聪明的人。”周是毛的首席助手，是一位策略家，是一位战略家，是一位外交家，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是一位战士。当我走近他向他问候时，德尔巴略随后作了介绍。周恩来同我们所有的记者握了手，并用法语同我们寒暄。他始终面带笑容，当碰到某个认识的英美记者时，有时还开开玩笑。然后他就越南的冲突谈了看法并回答了问题。北越总理范文同先生站在他的身边。
我还清楚记得周恩来所讲的关于冲突国际化的危险和关于法国必须撤出东南亚的那番话。这位中国总理予言美国将进行干涉，并且宣布美国必将失败。周谈到印度支那的解放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法国将要离开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取代它的地位”。周非常机智地承认孟戴斯—弗朗斯在缔造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向这位法国政治家指出，法国必须从越南全部撤走它的部队。
第二天，中国人在国际联盟大厦举行了一次招待记者的鸡尾酒会，周恩来再一次同我们谈话。他谈到博利瓦尔，他说他在巴黎学习时曾读过博利瓦尔演讲集的法文版。我感觉到他的手纤巧而柔软，他的眼睛放射出智慧的光芒。他同德尔巴略回忆起西班牙内战时的情景和事件。然后他专心致志地和随同孟戴斯一弗朗斯参加会议的法国部长亚历山大·帕罗迪进行兴致勃勃的交谈。他坚定地对亚历山大·帕罗迪说，西方无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都应该接受非殖民化的进程。周恩来说：“中国将永远站在那些为解放而斗争的人民一边。”他的语气是坚定的，但又是亲切和热情的。
同一天下午，周去观看在日内瓦的一场足球赛。
他在看台上同普通观众坐在一起，那天是瑞士全国足球锦标赛中最精采的一场，沃州和日内瓦州两个队对垒，他为两个队的瑞士人的精采球技喝采。那时我们看到，平时非常冷淡和持重的瑞士人，当在观众中认出这位中国总理时，是如何热情洋溢地向他欢呼的。
周恩来回到了北京。战争仍在继续。法国已被打败。然后是美国人进行干涉。在一场进行多年的戏剧性的和血腥的对抗之后，美国人也失败了。北越终于取得胜利。实现了全国统一。殖民主义者撤走了。这时胡志明已经逝世，然而周恩来却活着看到了在北京庆祝越南人民的最后胜利。
一切就象他在二十年前在举行历史性的日内瓦会议时所说过的那样。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当时看来是承认了失败已成定局，尽管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是这样，他当时已在策划使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中。
周恩来逝世了。今天我回忆起他的时候，印象仍然栩栩如生，只有世界性的近乎超人的人物才会给人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
（原载委内瑞拉《现代》周刊）
【法新社北京三月二日电】中国正在纪念已故总理周恩来诞辰八十周年，他提出的现代化计划是中国未来的兰图。
最近两天，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纪念总理的文章以及总理的诗选和手迹。
出席现在在北京召开的五届人大的代表们昨天参观了总理生平的照片展览。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之一罗瑞卿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周恩来的政治胆略和谦虚作风。
罗瑞卿将军说，在六十年代那些暴风雨般的年头里，周恩来利用他的巨大的影响保护长征老干部免受红卫兵的冲击，罗瑞卿本人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观察家说，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逝世时一直担任总理的周恩来，现在成了献身于中国经济建设和急切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领导人的象征，他生前不让发表他的诗词。他的谦虚以及他的要把骨灰撒在中国的江河大地的愿望，使他成了人们崇拜的人物。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二日刊登周总理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游京都岚山时所写的诗，并以《追溯周总理喜欢京都的原因》为题刊登该报记者中野三月一日发自北京的消息：
于前年一月逝世的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如果有机会，还想再次看看樱花开放时的京都。虽然周总理的这一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但是，一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总理于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在日本留学时，在京都的岚山所作的一首诗。发表周总理关于日本的诗这还是首次。这首诗表达了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当时是十九岁）的心情。
【本刊讯】西德《波恩评论报》三月二日发表门策的文章，题为《甚至连班禅喇嘛都可以在人代会上发言》，摘要如下：
在中国，华—邓时代终于开始了。去年八月份的第十一次党代会还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时主要是要对过激的“四人帮”进行清算，而现在正在举行的第五届人代会，则十分清楚地指明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今后要走的道路。
甚至可以说，今天在中国“有了点民主的气息”。
同一九七五年一月份在同外界严格隔开的第四届人代会时所采取的过分保密的做法不同，这一次这个从形式上来说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三千五百名代表，公开地集合到“人民大会堂”。
这种“新精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人代会召开的同时还在高级政治领导人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毛在内战时期“革命统一战线”中还剩下的人物是这个又复苏了的机构的成员：八个很小的“资产阶级”团体，华侨，一些共产党以外的知名人士，很小的宗教团体以及少数民族的代表等。
班禅喇嘛是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他曾是西藏宗教统治阶层中的第二号人物，甚至他也就“团结和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通十分引起重视的讲话。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团结和和解”的方针中——在此之前进行了恢复一批人名誉的工作——可以看到党的首脑华国锋的作用。不容置疑，他是头号人物，是一位能把各种力量团结在一起的伟大人物。
华和邓这两人分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尽快摆脱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华和邓都不搞“革命的乌托邦主义”，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革命的乌托邦主义”仍然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而且也只有我们西方的那些无知的左派才会把它看成是唯一真正的“毛的路线”。这两位决策人物知道，长期的经济衰弱和技术上的落后也会使一个大国依附他人，在政治上无足轻重。
华和邓对他们的“二○○○经济计划”在世界政治方面的前景也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现在就已经在消除第三世界——不光是第三世界——的担忧心情，即担心到下一个世纪更替的时候，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而是有三个超级大国了。华和邓保证说：
我们不谋求那种任意干涉别人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如果中国果真改变了颜色，那么人们就应象对苏联那样，也给中国“挂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招牌”，并且同它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