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三月十三日刊登一篇评我五届人大的文章，摘要如下：
上周闭幕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能给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留下最深的痕迹。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许多文件和决定。所提到的这些决定，肯定是世界各地严肃认真地进行研究的对象，因为这些决定深深地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问题。但是，根据通讯社发的初步的和不充分的报道，现在已经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已经确定了今后长时期发展的方针，因而这就意味着向着恢复国内平衡和加强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尽管在人事方面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不应该过分地看作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社会基础和政治机构方面力量重新组合的某种迹象，但是，在本届人大会议上的任命，客观上比以往具有更大的特殊意义。
除这些最重要的任命和一系列其他的国家机关关键位置的任命外，党政领导机关队伍的巩固无疑也是能以大大块促使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和政治机构各部分团结和巩固的一个因素。
可以说，总的政治方针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华国锋在会上作的报告中阐明的基本路线反映了要恢复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的愿望。总的说来，这反映出对去年年中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全面支持。那次党代表大会把“天下大治”宣布为最重要的总的政治目标之一。
华国锋在大会作报告时强调指出，继续揭批“四人帮”是头等大事，要“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华国锋说，同时必须分清路线是非，纠正不正之风，恢复和发扬党的工作作风，以便加强全国的稳定和团结。
根据会议的另一个议题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正致力于以尽快的步伐达到政治局势的稳定。根据华国锋的建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十年经济发展计划（一九七六——一九八五年），计划规定，要通过为全面发展农业、工业和贸易，为提高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付出的努力，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加速技术革命”、“加强统一计划”以及发挥中央和地方的所有政权机构的“积极性”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发展。
会上还通过了新宪法。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官方报纸在通过新宪法之际的报道和评论中，首先强调的是这样一些新的术语的概念，诸如“社会主义民主”、“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是过去在政治生活中和宪法中未曾提到过的（一九五四年的宪法的提法是“人民民主国家”，一九七五年的宪法则提“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注意到在中国总理的报告中特别注重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和直接引用“百花齐放”的著名口号的话，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新宪法可能体现出中国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趋向。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三月八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中国新宪法”可能改变生活》，摘要如下：
毫无疑问，不少中国市民会对电台在七日和报纸在八日公布的中国新宪法的内容感到吃惊并寄予强烈的关心。因为新宪法重视有能力的人、有学问和技术的人，并提出了加强岗位责任制。下面从市民生活的角度来看一下宪法。知识分子“恢复名誉”把“加强科学研究，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规定为国家的最优先的工作（宪法第十二条），这一条从对历来的宪法来说，是“破例”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种背景：“四人帮”的“毒害”使得中国的生产现场和研究体制完全瘫痪。就象去年九月“党中央通知”所说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受到迫害，被诬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通知”提倡“恢复厂长和工程师的职称”、“研究人员一星期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保证了宪法的这一规定。可以说，知识分子和技术员终于迎来了春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生物学家朱洗等两位有名的科学家“恢复名誉”，恐怕也表明了这种大势。能说会道的人吃不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第十条），在前宪法中也有规定，但是这次在这种规定之后又提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物质鼓励（刺激）”，更注意了有能力的人。当然新宪法也说要以“精神鼓励”为主，但是通俗地说，就是除了挥午理论武装的大棒以外，还重视运用奖金这种胡罗卜。在这里也表现出重用有才能的人，而不重用能说会道的人。
如何具体解决男女平等问题关于妇女的地位，宪法（第五十三条）明确写道“在家庭生活方面”也要平等，这说明现实生活中的家长制的遗习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表明它比在法权和工作方面实行男女平等问题更大。今后的问题是，根据宪法的这条规定实施什么样的家庭法等具体法令。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家务劳动和离婚等社会主义家庭的问题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人们关心中国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虽说是“努力目标”，但是宪法中明确写上了“计划生育”，而且规定把人口增长控制在百分之一，这是一个特点。表明人口问题或许是和现代化路线密切相关的急待解决的问题。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十四日电】据今天来自人口专家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消息说，世界人口增长率想不到达到了顶峰后，现在居然正在下降。
据哈佛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非正式成员埃伯施塔特说，人口下降主要是世界上穷国的生育力普遍出人预料地大幅度下降造成的。
埃伯施塔特在美国科学发展促进协会年会上说，生育力下降对世界说来，尤其对贫穷世界说来，是一个好消息。埃伯施塔特说，世界人口增长率“一九七○年前后”达到了每年百分之一点九的高峰，而一九七七年已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七。
据埃伯施塔特的报告说：“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世界人口将会较快地稳定在比以前所预料的还要低的水平上”。埃伯施塔特说，到二○○○年，世界人口可能要从目前的四十一亿增长到五十五亿或五十八亿。但是联合国以前制订的人口规划估计，世界人口到二○○○年将要达到六十五亿。
设在纽约的人口委员会的帕克·莫尔丁在另外一份报告中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是越来越大。一些不发达国家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是一九五○到一九七○年的三倍。
另外两个报告认为，收入分配更趋均等，对人口出生率有很大影响，但是在大多数贫穷国家，节育计划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口学系的里佩托说，有证据表明，在过去二十年人口增长率大大下降的国家，收入分配更趋均等了。
里佩托说，巴西和菲律宾的人口出生率只略微下降。他说，巴西和菲律宾是收入分配很不均的国家，尽管它们的经济增长是迅速的。
里佩托说：“从这个情况可以推断，收入分配越均等，人口出生率就越低。”
他还说：“据认为，更均等地分配收入的政策，不仅会促使出生率降低，而且会促进按人口计的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家彼得森提出的一份报告认为，“尽管在控制人口出生计划方面花了亿万美元，但这些计划对控制出生率仅起了很小的作用。”
据彼得森的报告说：“看来只有政府的人口政策和全面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结合推行，才起作用。”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十四日节译英国《太晤士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口出生率慢慢下降》，摘要如下：
世界人口现已超过四十亿，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一·五。但是，在利比亚，每年人口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三·九；而东德和西德，人口每年减少至百分之○·三。上述数字出现在由美国国际发展局编辑的世界最新人口出生率报告上。
一些国家，例如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其平均生育率超过七个。而另一个极端东德和西德，平均生育率同为一·五；芬兰和瑞士为一·六。但令人有兴趣的数字则是过去十年的变化。
还没有得到所有国家的资料，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正慢慢出现下降的趋势。在西欧，总生育率十年来平均下降了○·八；在美国和加拿大，下降幅度更大。另一方面，许多东欧国家实行鼓励生育，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人口出生率获得提高，其中罗马尼亚增加○·八。阿尔巴尼亚在欧洲国家是特别的一国，一九七一年的总生育率虽有轻微下降，但仍为五·二。
发展中国家如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和毛里求斯等国，总生育率下降二·○以上。其他不少国家据报大大减少了，而摩洛哥看来有显著的增长，在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三年间，生育率从六·七上升到七·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数字不大明确，但毫无疑问，接近于一个发达国家的比率。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三月九日发表题为《一个较为稳健的中国》的社论，摘要如下：
大陆中国在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它打算继续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大为减少对不断革命的强调的道路。
这些都是西方可以欢迎的使人产生希望的迹象。
事态发展在西方人听来是好的，因为一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得到加强的中国看来是世界力量对比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此外，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在同西方人谈话时继续表示对苏联感到仇视和担心。减少对意识形态的强调的作法，并没有增加同莫斯科和解的可能性。
中国目前的这种趋势——发展经济，努力使人民保持安定，试图使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和更有能力对付苏联的威胁，同时同美国建立某种近乎友谊的关系——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或许是从我们的观点来说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好的情况。我们应当作相当大的努力来鼓励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