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科隆城新闻报》三月九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到二○○○年的规划》，摘要如下：
中国在最近几周内作出了决策，这些决策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不是没有影响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华国锋和他的一班人打算要通过两个办法来实现其“到二○○○年的规划”，即给每个人以更多的活动余地和更大的法律保障。
新方针的坐右铭是，“敢于扩大民主”。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党和议会最高领导机构的会议，为此作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除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之外，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沉睡之后现在也苏醒过来并开始了新生，如果说这一事实已令人感到意外的话，那么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对某些人出席这次会议则更要感到难以置信。号召进行严格的审查根据新宪法，中国今后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要比过去更加明显地走上法治和有秩序的轨道。如果说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作为一种橡皮图章来批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决议的话，那么从现在起，规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虽然现在党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鼓励代表们“严格审查”政府的决定。华已取得了成功华国锋已下决心要去作许多事情。他想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民主体制”，通过这种民主体制中国将成为共产党世界中的伟大典范。对华这个人，人们可以大胆地说，他将会获得成功。迄今为止，他在西方还被人低估。毛逝世后，华在派别斗争中，使用了巧妙的、而对中国来说又是必要的强硬手段显示了他的领导才干。
华除担任党的首脑职务外，还担任着政府首脑的职务。
邓小平仍是第三号人物和第一副总理。他首先根本没有想要去当最高领导人。这位高令的邓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主要地还只有这样一个愿望，即协调并执行经济、科学和技术等各部门的“到二○○○年的规划”。
北京《人民日报》前不久写道，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到了外国列强的欺侮。其主要原因是经济落后，其次是政治上无能。华和邓从这种认识中得出了结论。中国将会永远不再受到外来的威胁。
【本刊讯】秘鲁《纪事报》三月七日刊登一篇题为《中国新领导的务实主义》的文章，摘要如下：
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清算“四人帮”及他们所宣扬的信念的捍卫者，意味着旨在根除党内某些派别的严肃意图开始了，这些人在过去十年期间，即从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大事件过程中的许多方面负有责任。
自从一九六五年起，在国家发展的概念上，党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就面临着两种思想路线：第一种以江青为首的路线，主要主张经济和生产服从政治，而第二种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务实主义路线，强调的重点正好反过来，主张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计划，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这个在一九七五年经过议会通过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四人帮”的公开反对。
江青集团在宣扬政治第一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注视和咒骂任何强调生产、与之对立的首创精神。他们认为，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行动，革命就是畅通无阻地向前发展，而且还认为，这是生产的原动力。然而这种政策拿到实践中之后，许多经济和社会因素就与生活实际和要求发生冲突。为此，华国锋不得不一方面重新起用持相反主张的人，另一方面又重新肯定那些不否认政治和意识形态在象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目标的思想。华国锋主席在一九七七年全国工业会议上说，加强物质基础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在农业方面，“四人帮”从政治占领导地位的原则出发，削弱了生产队的作用，扩大了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的作用，把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看作是两个“高级”单位。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完全错。但是，这样做最大限度地使生产者和收入分配脱节，而且还实行完全集体化，以便取消自留地。这种把收入、生产和生产者分开的作法的目的是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如果这种企图得到实现，国家就可以夺得全部的生产余额，但是这样将会在农民中引起许多不满。
在科学技术方面，“四人帮”主张完全由党来控制，甚至出现这种情况：科学机关党组织的书记根本不懂科学。另一方面，毛的自力更生的稳妥方针被引到极端，即一切国际往来的企图都被称为“媚外”，这就明显地意味着，其结果把中国与世界隔绝起来。
关于教育，江青及其追随者把政治训练放在绝对的优先地位，把教育本身放在第二位。目前，这种现象正逐渐被克服，中学毕业生根据可能和国家的需要可以直接上大学。
表现出区别的另外一点是工资问题。自文化革命以来，由于“四人帮”的压力，工资被冻结了。华国锋决定于一九七七年底提高工资百分之十五，使大部分经济人口受益。如果考虑到由于一九七六年给国家造成毁灭性灾难的一系列地震，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再加上“四人帮”所推行的政策在一系列的工业部门包括冶金部门造成生产下降，这项措施就具有特别大的意义。之所以能够增加工资，是由于中国经济较迅速的恢复和一九七七年头九个月工业生产提高百分之十以上。
在文化方面，“四人帮”企图也把中国孤立起来，破坏文化遗产，只能接受在文化革命期间产生的被它宣布为“革命的”样板。此外，这种作法同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生惊人的矛盾。在这方面，如科学和技术上，新作法是，旨在和外国的文化建立联系，不是机械地把外国文化移植到中国土地上。
【本刊讯】日本《电影旬报》一月下旬一期刊登该刊记者原田雅昭写的一篇采访记，题目是《导演木下惠介访华归来，谈中国电影界现状》，摘要如下：
问：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同日本的相比怎么样？
木下：总的说来，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占地面积广阔，令人吃惊。特别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大到在厂里不能不骑自行车的程度。备有水下摄景室和录音室，并且与日本不同，在制片场内有洗印厂，可以随时洗出样片。然而，在制片厂照例有“四人帮”的问题。总之，被压迫了十二年，在此期间没怎么拍电影。因此，我认为今后会更好。但是，他们说，培养新人是困难的。不管怎样说，因为有十二年的空白，所以演员们也都增长了十二岁。因而现在的状况是不得不只由这些演员拍电影。
问：现在有正在拍摄的影片吗？
木下：有四、五部。他们计划拍摄的影片还有很多。总之，长期以来，电影界人士一直受“四人帮”的压迫，所以现在干劲很足。我认为非常值得羡慕的是文化革命前拍摄的五、六部片子，我看了这些片子，其中群众场面拍得非常好。让士兵作临时演员，所以全体演员的气氛处处都很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在画面上出现。日本的大学生当临时演员，怕得不得了，偷偷地在某个角落里干别的事。
问：对电影的态度，或者称为对电影的意识，与日本很不相同吧？
木下：最大的不同是，编剧、导演、摄影以及演员们从制定计划开始就都参加，为摄制一部好的作品而进行讨论。日本的演员，许多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气，或者只想赚钱。此外，中国有许多导演出身于演员，并且即使当演员也有总有一天要当导演的眼光。因此，一与电影界的人士谈话，大家的态度都很认真，很难知道谁是导演，谁是演员。因为通常演员也不化妆。
问：大家发表意见都象处于导演的地位一样吧？
木下：总之，从“四人帮”的压迫下得到解放之后，每个人都有为建设今后的中国一定要拍出好影片的热情。而且，他们相信，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和今后想做的工作都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就我们见到的而言，这种信心占绝对优势。
问：电影就是娱乐，有这种观念吗？
木下：居领导地位的人们说：“电影应该是有趣的。必须给人民带来快乐。”但是，对具体从事摄制的人们来说，就要想到鼓舞人民的士气，有助于中国的进步。
问：因有十二年的空白，所以摄制现场的情绪很激烈吧？
木下：过去是不知作什么好啊。总之，因为受到打击，所以，精神上不能立即解放。
问：你在这次访华当中，会见了中国的电影界人士，并看了几部中国影片，作为一位同行，你得到什么启示了吗？
木下：正如方才讲过的，中国的电影界人士有信心，认为电影在国家建设上是需要的。然而，日本的制片人，认为自己摄制的影片将成为谋求日本的繁荣、增强国力和国民幸福的伟大力量，这样的导演又有几位呢？虽然都说要认真地创作艺术作品。
问：今后，如果受到邀请，还去访华吗？
木下：若是以团长的头衔，就不去了。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已经疲劳啦。假如只是一个团员，能轻松地访问，我一定接受邀请。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七日发表社论，题为《中国整顿了实现现代化的领导阵容》，摘要如下：
谋求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国，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之后，建立了华国锋体制下的新布局。在最后一天宣布了引人注目的国家领导人的人事。
历时一年多的华国锋总理的领导，是非常讲究实际的，而且是踏踏实实的。的确，在采取现实态度的老干部邓副总理等人的辅佐下，华政权增加了稳定性。
中国当前的最大课题是，从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四人帮”造成的荒废中复兴起来，迅速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全国人大讨论并决定了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十年计划。
要使经济取得迅速发展，不仅需要政治上的稳定，而且必须使社会和经济制度遵循一定的规律。
刘少奇过去片面地追求现代化，其结果很可能扩大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官员和工农的差别，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毛主席曾通过开展群众运动的继续革命来解决这一矛盾。没有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国歌中唱“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前进”的理由，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