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2日参考消息 第1版

    【本刊讯】南斯拉夫《解放报》三月八日以《四项优先的任务》为题,刊登波波维奇的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世界公众和中国公众都感兴趣地注视着第五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这个大会经过七天成功的工作以后,进一步确立了以华国锋为首的现领导的政治方针。
    大会的筹备工作明显地表明了中国发展的基本方针。这就是四项计划,或者正如可以听到的加速国内发展的“四项革命”。这些计划被确定为一切领域的优先的任务。实际上,人们认为,如果实现了这四项计划,将会使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不发达状况好转。
    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把这些任务作为自己的义务,而代表大会更加强调贯彻所制定的政策的责任,这种政策是在迄今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的。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通过了新宪法,制定了发展规划,规定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和在各方面同世界合作和面向世界、面向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方针,所有这一切都正如华在自己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是中国政策的一个新阶段。遵循毛泽东的政策,坚决地清算了“四人帮”,中国党和人民正在实现作为为加速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发展的每个行动和每一斗争的基础的战略计划。因此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口号,“抓阶级斗争是实现国家大治的主要环节”。这实际上是实现稳定和团结,实现新的经济发展跃进的斗争纲领。
    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阐述了十分鼓舞人心的立场,坚决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强调共同的任务,其次是十分强调实现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关系问题。
    这些原则是与我国的对外政策和争取独立与自由发展的斗争完全相符合的。中国也加强国防,但只是为了捍卫本国的独立。中国的这种对外政策只会加强和巩固它的国际地位,同时会推动和加速某些国际问题的解决。


    【本刊讯】马来西亚《光华日报》三月八日发表社论,题为《中国第五届人代闭幕》,摘要如下:
    第五届人代会议虽然并没有达致任何令人大感意外的决定,但本届会议却具有三项特征:?会议由始至终,充满了乐观的气氛,而且表现了团结的精神,?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较诸过去的为多,进而加强了会议的代表性。以及?一些在文化革命前后失势的人士,纷纷在大会上露面。
    果然不出一般观察家所预料,第五届人代再度推选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出任总理,而八十岁高令的叶剑英元帅则当选为人代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继承了在一九七六年七月逝世的“红军之父”朱德元帅的职位。叶剑英元帅遗下的国防部长空缺,乃由徐向前元帅填补。叶剑英是中国政坛上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这一次他出任人代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于国家元首),可说是适当的人选。
    此外,本届人代还核准了以党副主席邓小平居首的十三名副总理名单,并加强了国务院的阵容,将其属下的部门,由原有的二十九个增加至三十七个。
    而在八个新设立或重新设立的部门中,有四个是属于科学及经济部门。
    第五届人代增设国务院部门(特别是经济及工艺部门),并加强国务院阵容之举,显而易见,主要是要提高国家的行政效能,俾能充分动员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崇高目标,从而,把国家建设为一个进步及强大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
    华国锋主席在向人代提呈一项重要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曾说:“为了应付现代化计划的需求,我们必须大大提高全国的科学及文化水平,使我们的劳动人民能掌握现代生产技能及科学知识。”
    同时,“中国必须迅速赶上现代科技的急速进展,并改变中国在这方面的落后现象”。
    华国锋主席的这番谈话,不仅明确地说明中国所采取的建设国家步骤,同时,也强调了采取措施,提高行政效能的迫切需要。
    本届人代的成功召开及顺利的结束,再次显示出,中国内部问题,已获得基本解决。在中国三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即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及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及“四人帮”倒台之后所呈现的动荡局势,显然已不复存在。
    诚如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所说,本届人代是“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胜利的会议”。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三月七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冈田发自北京的述评,题目是《干脆利落的“一元化领导制”》,摘要如下:
    从人事方面综述五届人大,其最大的特点是贯彻了以华主席为最高领导的干脆利落的“一元化领导制”。
    看起来,华主席的才能是非凡的。
    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安定团结,进而走向建设的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能够妥善掌管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领导人。从这一点来说,华主席与其说是天才的领袖,莫如说是一位有卓越的管理和调整才能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判断慎重,随机应变,行动果敢,是出类拔萃的。
    不过,在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国务院、经济部门、科学院、解放军和因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提高了地位的政治协商会议。由此可见,邓副主席的作用将重新显示出来。
    中国要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年这三年的时间内在四个现代化方面“大见成效”。不过,要毫无冲突地调整党、政、军、农村、工厂、国民生活各部门的资源分配、动员人力的计划,并取得成效,并不象说的那样容易。
    经过文化革命考验的领导人和广大群众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大政方针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果断的,也是引人注目的。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十日发表题为《华国锋体制实现现代化的布局》的社论,摘要如下:
    为了实现现代化,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格局内,使政权、行政机关、经济经营体制以及个人具有相应的合理性、积极性,以发挥其机能,这也是不可少的。这次沿着这条线,对宪法作了必要的修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加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色采。军队的统率权属于党的主席,而发布宣战命令的权限交给人大常务委员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权限。另一方面个人的消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受到保护。在肯定“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规定了并用物质刺激政策的方针。加强统一战线,提倡鸣放政策。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决定的中国现代化规划,就象被称为“第二个长征”那样,规模宏大,雄心勃勃。要求本世纪末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是必须走的道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已写进宪法的序言中,成为国民的共同口号。这当然是以继承毛主席的旗帜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因此,不是牺牲既成体制的现代化。
    以现代化为基轴的经济发展规划更是规模宏大的。将建设包括钢铁联合企业在内的一百二十项大型工程,为此需要的资金,与建国二十八年来投资总额相匹敌。可是,怎样调和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和提高国民消费、扩大国防支出的要求,怎样解决偿付进口成套设备债务,问题还很多。因为中国基于自力更生原则,不从外国借款,因此这些问题就更加现实。
    对外态度也反映了现代化的要求。修改过的宪法作为对外政策的基调,规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立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结成反霸国际统一战线。华国锋外交呼吁扩大美中交流,实现同苏联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加强同日本、欧洲的交流,可以说变得更实际了。
    对于日本,特别呼吁“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可是因为“苏联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要优先推进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这种对苏观和过去一样。把反映这种对苏观的反霸条款写进日中条约,作为复杂的谈判课题,投进了影子。在华体制现代化政策之中,对日关系占有重要位置,正因为如此,对日中双方来说,条约谈判的动向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