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克伦普的报道，题为《两个大会五千名代表
——中国显示团结一致和秩序井然》，摘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都聚会在北京。一千九百八十九名政协会议的代表和近三千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潮水般地涌进了这坐城市的饭店和宽敞的宾馆。大街上到处是穿着合身而又引人注目的军服和便服的男男女女。正值节日期间的国家不再那么循规蹈矩了。
正象新华社所说的，政协会议“规模之大，代表性之广泛都是空前的”。除了共产党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其他八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站在共产党方面，经过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争的考验之后，它们在中国从形式上来说被允许存在。政协会议不能做出决定，而象它的名称所表示的，只是进行协商和提出建议的机构。这两个大会至少能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决定北京的面貌，它们的任务是明显地表现出团结和“大治”的图景来。地位稳固的中国领导曾答应要实现这种团结和“大治”。国歌的新歌词也应该表现出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
在不大的飞机场上，在市内的火车总站，在这坐城市通往主要建筑物和饭店的虽然很宽阔但很少的交通干线上，昨天一阵一阵地拥挤得很厉害。动用了六百辆专用大轿车，这就使马路显得更窄了。因为某些代表从省里带来了繁重工作所需要的助手，因此饭店和旅馆都住满了人。初春袭人的寒气，使那些少数民族鲜艳的服装显得更加光采夺目。首都的居民拿起了照像机，大街上到处都是五光十色的场面。新华社生动地报道了关于大会客人们到达和安排住宿时的情况。令人感觉得出首都记者的地方自豪感。在写文章时，他们必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实行了多年的臣服主义后，编辑方面的本领现在是值得注意的了。在为二十四日出版的报纸而准备的华国锋的许多照片中，最后挑选了一张虽然尊严，但却带有慈父般安详面孔的照片。在政论性的文章中，缺少了中国过去的调子中常有的那种严厉的语调。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二月二十四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发生变化的中国和人代会》，摘要如下：
华国锋主席在去年十月举行的全国人代会常委会会议上预先宣布，今年春天召开五届人大。全国人代会如期召开，这也是很久以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表明了围绕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分配，领导集团内部没有发生大的分岐，政局相对稳定，同时，也不妨说是努力实现按规章制度推进预定的政治日程的“开放政治”的表现。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重视政治协商会议的姿态。十三年来第一次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政协再度受到重视的原因是，为了“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使国民经济居于世界前列”，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海外华侨的广泛的合作，全力以赴从事建设。
从过去的经历来看，围绕着建设的方法问题，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争论的中心。可以说今后是从摸索方法进入正式进行建设的时代。五届人大作为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出发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二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争取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确定华体制下的方向》，摘要如下：
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后的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去年八月的党代表大会一样，都是要平息打倒四人邦以后的混乱和确定华国锋体制下的中国的前途的大会。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协，文革后十三年来第一次复会，目的是要巩固民族团结，在人代会上通过的新宪法将成为毛泽东以后的时代的中国的指针。
政协本来是中国建国的母体。一九四九年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了中央人民政府。因此，这个制度虽说是处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并不是一个阶级的专政或者由一党独占政府的形态。
本届会议是十三年来第一次召开，其最大的目的是通过统一战线的精神，让在文革时期和四人邦时代受冷遇的党外知识分子发挥积极的作用，建立实现现代化的合作体制。此外，还向华侨和台湾同胞发出了团结的号召，似乎也有为现代化筹措资金，为解放台湾作部署等方面的考虑。
【本刊讯】法《世界报》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一期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阿兰·雅各布的文章，题为《五届人大在北京开会，标志着“恢复了团结”，一些宗教界人士又露面了》，译载如下：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刚刚在北京开幕的盛大的议会会议，是人们看到一些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多少被遗忘的人物再次露面的机会。在这些再次露面的人物中，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宗教界的、代表少数民族的人士，他们恢复了他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内的地位。
例如，人们看到年青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喇嘛到达北京。自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班禅喇嘛是西藏主要的精神领袖。一九六四年以来，他被谴责为“人民、祖国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另一个西藏人帕巴拉·格列朗杰“大活佛”也被选进政协会议主席团。最后，一位维吾尔族老人，在代表中十分引人注目，他就是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包尔汉。
这只是一些例子，但这些例子说明了中国的新领导为团结国家的一切力量，扩大它的政治基础，同各党派和解而进行的努力。上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于二月二十四日作了主要发言。他谴责了“四人邦”“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从而使人预料这方面的方针将会有重大的改变。虽然不应指望在人民共和国会恢复宗教生活，但这些话无疑预示着将给其它宗教一种穆斯林人已经保持的更大的宽容，主要还是一些重要的中国佛教团体，今后可能会从这种宽容中得到好处。
【本刊讯】奥地利《信使报》二月二十四日刊登评论，题目是《星期日开始召开中国人代会：光是红色就不够了》，摘要如下：
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的著作出现在书店里。男女青年在高等学校里勤奋地学习。革命的浪漫主义行动少了，而在高炉旁、纺织机旁和犁耙后面，生产热情却增长很多。在这种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十六日在北京开幕。他们是想把这次会议当作一个隆重的仪式来显示一下在渡过了人民共和国最严重的危机之后所出现的新的“大治”局面。
三年前，当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举行上一次会议的时候，谁都不认为这种变化是可能的。当时毛和周还在世，“四人邦”还在争夺最高权力，人民代表还不得不通过秘密的地道去大会堂。这一切都说明，在毛的国家里，搞阴谋诡计和争权夺利是幻想，是实现不了的。
在反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个“坏蛋”的运动进行了十八个月之后，在所有领导干部中被更换了三分之二，那些按照邓的说法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都被撤换掉了。
对老练的策略家邓来说，在文化、法律、经济、技术、教育以及农业等各个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最终只取得了以下的胜利：
早在三年前，人代会就已经把独立的司法给取消了，现在又强调“法律和秩序”了。
对文化实行严格控制的时代即将过去。新的口号是：“作家要写什么样的文学题材，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在“四人邦”统治时，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作家都不再写作了。
邓在教育和经济战线上已宣布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因为大目标是“中国到二○○○年要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国家”。因此，在高等学校里，认真的学习代替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舞文弄墨，严格的考试代替了对教师的批判，在道义上提高了受到凌辱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工厂里，提倡创造生产上的新纪录、钻研专门技术，先进的技术（难道是西方的？）受到欢迎，鼓励增加生产。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二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记者林慧儿二十五日发自台北的消息，标题是《政协会议的目的在于拉拢华侨》《台北对于“孤立台湾”的做法抱有警惕》，摘要如下：
中国的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相隔十三年在北京召开。文化大革命期间处于“冬眠状态”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新召开，是以重新建立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有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华侨参加的统一战线为目标的。台北认为它的目的在于华侨对策，并对于企图孤立台湾的做法抱有警惕。
华国锋政权恢复政协会议的背景，虽然有着内部需要，但是，这样一种积极的因素是很强烈的：即在恢复经济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工作中，对于二千多万人的海外华侨拥有的经济力量和人材寄予期待。
北京的华侨对策和台湾相比较，落后很多，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首脑逝世后以及四人邦事件等政治动乱中，进一步加速了华侨的“脱离大陆”现象。
与这种情况成反比例，访问台湾的华侨以及华侨的投资额一直在急速增加。华侨的投资一九七七年为六千八百七十二万三千美元，约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了近一倍。
据指出，在这种情况的后面有这样一种原因：即台湾从一九六○年起颁布了“华侨归国投资条令”，在课税、设备投资等方面采取了比“外国人投资条令”更加优待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