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的的确确认真从事要在二○○○年站在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前列；这个抱负非凡的目标是否实现，这一点还有待于观察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二月十五日刊登麦克杜格尔的文章，题为《修改通往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道路》。摘要如下：
在新年以来新华社发行的大量印刷品中，有一些惊人的数字，这些数字以确凿的计算表明了北京在经济方面的抱负。
中国人已经说了，他们要在公元二○○○年站在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前列。原先，这项计划让人听起来更象是一个梦而不是现实。现在，第一次看来他们的的确确是认真从事的。目标看来是要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保持在与过去二十三年相同的平均速率上，过去二十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到三倍。关键问题是，在今后二十三年时间内他们能否从比这高得多的基础上保持这种水平。
过去，每当热劲来了时，北京总是倾向于公布抱负过高的目标。现在的区别是，显然有人在努力地考虑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
今年一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冶金工人们保证要“在今后二十三年内”把铁和钢的产量“每年增加四百万吨、五百万吨或者六百万吨”，这将使他们到本世纪末最小限度总产量达到一亿一千七百万吨，最大限度则能达到一亿六千三百万吨。如果他们认真对待这一点的话，中国人现在一定在计划把他们目前的钢产量至少增加四倍。这同本世纪末要达到一亿吨的目标大体上是吻合的。
可与这些抱负比美的是，中国一位部长最近谈的关于煤炭产量的情况。这也是抱负不凡的（中文的新闻稿说，到二○○○年，要把目前的产量“增加两倍”，英文版本说增加一倍……翻一番），增加的次序与计划的钢产量的增加大体上是一致的。
中国煤的产量已经很可观，估计去年约为四亿九千万吨，把这个数字增加两倍，就可能使产量接近于十五亿吨，在公元二○○○年，使这个数字增加三倍，就达到差不多二十亿吨。
这些数字是很惊人的，然而中国人已经确定了实现它们的途径和手段。
到八十年代中，中国将分成六大经济区，大体和天然地理边界吻合。这将会减少官僚机构造成的拖拖拉拉的现象，因为每个区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活动的。中国人还暗示，他们打算在比现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实现工业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大概将以这种区为基础进行计划。专业化受到了激进分子的抨击，他们说，因为专业化使专家和管理人员拥有一切权力，而使工人毫无权力。中国人现在说，正是由于激进派所鼓吹的政策使经济在过去十年停滞不前。目前的制度大概会被抛弃。
在其他方面，中国人把希望寄托在机械化上。煤炭部长说，到一九八○年以前，任何规模的矿都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行机械化，同时，在所有最大的矿上，应当使用完全自动化的采煤机。
为赶上西方而制订的任何计划必须考虑两个因素（农业的增长和人口水平），而这两个因素只泛泛地讨论了一下。大概北京已使人口的增长率下降到每年大约百分之一点五，即便是这样的增长率，到公元二○○○年，也可望总共达到十三亿人。反正是得给他们饭吃，并且由于政治原因，要以比过去年代高的标准给他们饭吃。与工业不同的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农业产量只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只赶上人口的增长。如果农民能够维持即便是这样的水平，到本世纪末，饮食也会稍有改善，因为计划的人口增长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然而，产量方面哪怕是这样的增长，能否达到也是令人怀疑的。
西方访问者说，中国的农业效率已经很高，在一些地方，化肥的使用已经达到了使收获减少的程度。在今后八年计划中显得很突出的更大程度的机械化可能使收成增加，但是靠不住的天气和有限的收割季节仍然使中国苦恼。农民们需要更快地增长粮食，但是文化革命以来缺乏连贯的研究工作，充分的大学训练也长期中断，因而耽搁了这些增产。
中国人必须尽可能谨慎地把外贸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计划中。虽然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它的意义却不是它占的份额所能衡量的，因为进口是实现现代化的捷径。
但是实现现代化不是签订数十项电站或者采矿机械的合同、然后坐等这些设备运来、这样国民生产总值就能迅速增长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方面做得过头了就会导致“拥挤”，从而造成浪费。
这种技术、苦干以及中国的自然资源是否足以实现一个抱负非凡的目标，这一点还有待于观察。看来计划的工业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倒是可能实现的，如果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发展能够达到予期的目的的话。就空间探索和私人汽车而言，到公元二○○○年，中国也许赶不上西方，但是中国却可能拥有生产率极高的工业、适当的消费方面的舒适以及一种有效的军事能力。
【本刊讯】香港《广角镜》今年二月号译载美国当奴布烈思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投——台湾的娼妓问题》，摘要如下：
外国游客很难抵抗北投的吸引力。那里空气清新而带有松香，树木浓密的山丘无论在雨中或在阳光底下都显得一片翠绿。
不过，北投最有名的却是另一种美——卖给男性游客以换取很高收入的商业性美。这一点对晚上在北投街上浏览的人印象深刻，他们要东躲西闪的避开在窄巷中急驰的电单车：驾驶电单车的是“皮条客”，他们将年青的女孩子当作“特快邮递”般送到北投各酒店的房间，交给等待着的顾客。
当你置身北投时，你会觉得北投丝毫不美——正如当你向这里的妇女望上第二眼，你会从她们脸上发现一股冷漠、呆滞的神情，这是在人变成“商品”后所具备的防卫本能——一股漠然的神态。
可是，这正是北投的特色。从外表看来，整个小镇被宏伟但索然无味的华南饭店抢尽镜头，而且整个小镇的经济非常依赖娼妓事业和它的共生罪恶——赌博。
无疑，娼妓渐有蔓延之势。那些美国居民，其中有些是“常客”，通常都通知他们来访的朋友怎样分辨咖啡店和“咖啡厅”，后者实际是一间为追上时代的“妓寨”。中国朋友告诉我，从事娼妓事业的妇女数目达十万——事实上两倍于此。
北投的贸易主要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这或许局部地反映出历史。时至今天，无论酒店的导游手册，招待设备，甚至建筑形式都明显地是为了吸引日本男性而设计的。例如，华南饭店印发的宣传册中有一幅图片，图中一名身穿旗袍的“女侍应”正在热情地招待着一名身穿日本服饰的男人，令读者不难明白“它”究竟暗示些什么。一名当地居民透露：事实上并非只有日本人来台湾宿娼。这个现象的出现始于越战。当时美国大兵、水手和空军人员都被送到台湾——套用官方的字眼——休息和娱乐。
当然亦有大量本地的男性顾客，他们的宿娼没有外国男游客那般明目张胆。不过，无论外国顾客怎样堕落及诸多需索，也不应将最大的责任归咎到外国顾客身上而忽略了那些承办人和谋取暴利者。
这些备受剥削的女子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背境。一方面是那些贫穷的市民或农民，亦有来自少数民族的——其中不少是孤儿或“儿女过多的家庭”的“过剩”女儿。有时他们是直截了当的卖给人，并由父母告知亲戚她们去当“管家”或“工厂训练生”，使邻居不致风言冷语。有时也会让女孩子渡过为期一星期或更长的好食好住，有漂亮衣服穿的舒适生活，使她拖欠的单据数目越来越大，以便逼她用未来的工作薪酬还债——但从来不会还清。我曾与一名青年交谈过，他的十七岁妹妹就是在这种方式下给她的舅父卖了，她的舅父说服了她不识字的父亲在一张合同上签字，标明要她作工厂的学徒。警方拒绝干涉这一宗“家庭纠纷”。这位女孩子勇敢地企图从囚禁她的妓寨逃走不遂。她的哥哥现在仍不知怎样才可救他妹妹。他知道在过去六个月中，他住的地区至少有七名女孩子被人虏去。
另一部分成员是吸收自台湾的中产阶级，而且渐有凌驾于上之势。美国消费标准的普及宣传，使不少人羡慕那些被人称为“高水准生活”，配合台湾的情况，其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做娼妓无可避免要备受屈辱，可是这些女孩子由于受过教育，各方面有人事关系，了解法律和地方势力的分布，所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障自己，免受过度的折磨。至于贫穷的女孩子却没有这些了。我认识一位十五岁的娼妓，她曾因不能忍受恐惧和折辱的压力，一面哭着，将刚赚回来的金钱掷向站在楼下的鸨母，一面悲呼：“为何我没有尊严？为何你们不将我当人？”
这个故事说明了这种买卖骇人听闻的一面——雏妓的交易。
年青的女孩子并非唯一的不幸者。据说北投有些组织专门向当地顾客提供“雏男”的服务，他们年纪轻，甚至只有十二岁；同样地，有人通知其父母他们的子女是到工厂做学徒。亦有人告诉我，女侍应、女售货员也如应召女郎般在等候电话铃声带来的“外快”，亦有些年轻的空军，每逢周末便到台北服侍有同性恋癖好的外国商家。
在北投，数以百万计的台币就是这样投到娼妓和赌博这两种行业里，这种情况年复一年的继续下去，从没有间断。一位北投居民指出：“警察的住宅也是由妓寨和赌场的老板捐赠的，所以警方对他们的态度自然好。”同样地，华南饭店的股东，是一些华侨，他们捐赠了两架救伤车给北投市，价值达二十万台币，所以他们的事业没有受到骚扰。
在这些情况底下，很难令人相信台湾当局没有参予其事。一方面，有“合约”的问题。当合约签妥后，它便成为由国家支持的合法合同。那些无知的、不懂事的又没有任何势力撑腰的人最易上当。再者，外国游客亦是一个问题，他们的花费对国民收益极为重要。“政府当然鼓励它——因为它就是所谓‘旅游事业’！”我的台北朋友说。台湾政府，却认为它是一个合法而又容易赚取外汇的方法。
政府甚至直接参予其事。例如，有人告诉我关于那臭名远播的“军中乐园”，它是军方长期向军人提供娱乐的场所。军人一清早便排成长龙，在门口等候进入，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将别人在数月以来给他们的冤屈气，全数在这里发泄。这种情形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虽然从事娼妓事业的青年男女替这一种事业赚到不少钱，但他们的生活却丝毫不舒服。他们要准备随时被人呼召，并且要满足顾客所需，纵使已经疲倦不堪。虽然他们在北投豪华的酒店服侍顾客，但是他们住的地方却是一片昏暗、肮脏而挤迫的房间，除了收音机和报纸外，他们没有其他娱乐及康乐设施。他们的生活安排更清苦。在一些较小的城镇，由于缺乏外国人的花费，女孩子都挤在带有恶臭的陋巷旁的小房间——有时甚至被人脱光所有衣服，以提防她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