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争鸣》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刊登马路的文章，题目是《〈望乡〉的争论说明什么？》，转载如下：
最近日本电影《望乡》、《追捕》等在国内放映，据报道引起了争论。《望乡》在北京放映时，有人认为它的内容（描写日本妓女的生涯）对中国的观众有害，不应该放映；但另外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这类片子有教育意义，看了之后更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因为意见的分歧，放映曾一度中断。后来在报纸、电视台上继续把争论深化，结果同意这部片子应当放映的意见占了大多数，于是再度放映。
也许因为这样争论过一下，《望乡》在中国的观众人数，会比原先估计的更多。
通过这件事，颇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气象。
首先是容许对某一事物或问题有不同意见，又可以展开公众的争论，而且最后以多数意见为准。这在“四人帮”横行时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只要江青、姚文元之流的一个卒子如梁效、罗思鼎辈出面讲几句，便成了判决，任何人不得有异议，否则帽子、棒子有你受的。现在初步吹来民主之风，实在颇有清新之感。
其次是让西方电影在国内上映，胆子确实大了一点。本来放电影也得讲胆子，这似乎是奇谈。固然，西方电影近年来的风气，多少沾一些色情和暴力的边，那些故意卖弄的当然不用说，即使主题比较正派，制作比较严肃的，有时也在所不免。例如《追捕》中，就有一两场有裸体镜头，听说在国内放映的拷贝已经删去，不过也不可能删得那么“干净”。以《望乡》来说，删多了就不成其为戏了。问题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自然也包括其他文艺作品）在经过选择之后，是否可以在国内放映。“四人帮”和他们的一伙，专门进口最下流的坏片给他们“娱乐”，而人民则被完全与外界隔绝，哪里有放映西方电影（即使其较好的）的可能？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内人民有机会在银幕（自然包括荧幕）上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了，可以比较了，眼界开放一点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北京有争论，香港也有人争论。据说有人担心，“引进”外国电影，是不是对“封、资、修”大开方便之门？会不会使中国人民“中毒”？这种事情的出现，有没有可能是反映了国内主其事者确实有问题？
我们很相信这样提问题的人是出自好心，但也不能不看到，有问题的其实正是他们自己。
“身有余毒，心有余悸”的情形，不但国内有，此地也不是完全没有。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以诲淫诲盗为目的，由头到尾充满低级趣味和下流手法的坏电影是不应该在国内放映的。其实，这样的坏电影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不应该放映，或者说，根本不应该制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西方电影在国内放映就是“大逆不道”，或者说，就是“腐蚀”中国人民。
难道西方电影就有那么大的威力？
难道中国人民就软弱到这样不堪一击？（如果认为这些电影也算“进攻”的话！）
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不管如何好心，也只能证明是继续执行着“四人帮”的愚民政策。
“四人帮”要建立封建的法西斯统治，当然要人民越愚昧越好。他们打着“马恩列毛”的旗号，其实推行的是最反动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他们要做封建时代的真命天子（江青就要做武则天），自封为人民的主人，他们说的话就是“皇帝开金口”，人民只能绝对恭顺服从，任由宰割屠杀，不得有异议。因此，他们不但害怕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也害怕资本主义。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是以反对封建主义而上台的，因而封建主义也视资本主义为死敌。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它腐朽，而封建主义势力反对资本主义却因为它比自己先进。资本主义还有一点假民主和有限度的自由，可是“四人帮”却连这样的“民主”与“自由”也怕得要死。西方电影的揭露社会问题，反映正面或侧面的斗争，显示了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被压迫阶级的灾难贫困，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应该是一种反面教材。纵使可能有些副作用，可是应当相信广大群众有鉴别、分析、批判的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甚至也许有个别的人由于本身思想有问题而中了一点“毒”，但这与广大群众会有所得益是不成比例的。但“四人帮”何尝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他们害怕的，只是他们那一套货色连资本主义也不如；他们害怕的，只是群众可能由于视野的扩展，由于有了对比的材料而提高了觉悟。他们要人民目不见，耳不闻，口不言。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所欲为。要不然，为什么十年内只有八个戏，几本书？
但因为“四人帮”是“扯大旗作虎皮”，以“革命”的画皮掩盖其极反动的实质，又控制了十年的“舆论”，所以有些人实在中毒很深。更严重的是不自知其中毒，还以为“四人帮”那一套谬论才是“真理”，认为人民都只能是“愚氓”，“放宽”一点都不行，都有“危险”。他们还以为，只能由少数人决定中国人民应该看什么，听什么，知道什么，而人民不应该有自己选择、判断的权利。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不是很值得研究么？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当人民的思想还是被这一类的枷锁重重束缚的时候，当人民还被看成如此虚弱、无能、愚昧、毫无思考能力的时候，中国凭什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人民连几部西方电影也抵抗不住的时候，中国凭什么可以抵抗真正的敌人的进攻？
其实，提出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就站不住脚。他们难道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吗？一点也不是。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在他们周围有大量的资本主义文化艺术，他们也决不会完全没有看过西方电影，可是他们有被腐蚀得坏透了吗？至少他们自己是确认没有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关心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只是他们有这么一种观念：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又经过长期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对坚持革命的信念，是远比不上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人的。
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
这只能是“唯我独‘左’”的又一种表现。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在思想上的“禁锢”之后，现在要“开放”一些了，慎重是必要的。必须有所选择，是一点；让人民一起来评论、鉴别，是更重要的一点。今后逐步更开放一些，看来还得由领导与人民共同来把关。比如说，审查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戏剧、一本小说……）是否适宜介绍到国内去，除了有关的文化机关进行审查之外，还可以而且应该有群众代表参与。在确定介绍进来而又已经到群众中去之后，又应该让群众共同来评论，该肯定的肯定，该批判的批判。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解除了思想桎梏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一定会有新的工作方法创造出来。
年青运动员一满十八岁就成为军队体育俱乐部的掠获物。据认为整个苏维埃制度的一个目的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军以后，无须学习现代军事技术，也不必参加各种防御性的训练，而是给他各种机会从事他的体育事业。只要他时常带回奖章或比赛的好名次，就会马上授与军士衔，发给六十美元的月薪，还有制服和便服，单独的宿舍，以及和他的同志们随时来去的自由。每年，当军队的运动队同迪纳莫队（代表国家安全组织）和各工会队比赛时，竞争的热潮席卷全国，但是，训练有素、装备豪华的“军士们”最后总是获得大部分的好名次。
迪纳莫是这个国家第二个最有声望的俱乐部，也是唯一不受政府津贴的俱乐部。克格勃和警察组织从监狱工厂、劳动营、强迫劳动企业和没收的私人财产的收入中给它拨出经费。
运动员特别想参加迪纳莫队的一个原因是海关属国家保安部门管辖，正因如此，实际上所有队员都享受边境海关免检待遇。获准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前列宁格勒拳击冠军、运动健将格里戈里·罗加斯基现在住在纽约，他告诉我下面的故事。
“有一次我有机会去西德，象每个出国访问的运动员一样，我必须准备好我的证件。出国人员必须是团员或党员，当时我二十六岁，但不是共青团员又不是党员，但是我有一手漂亮的右钩拳，他们来不及替换我。我在一天之内，就被吸收入团，连我是犹太人他们也不计较了。”我虽然知道，我们想带多少鱼子酱和伏特加就带多少。但是，只是在我们从高尔基大街中央旅馆登上汽车驰往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体会到当一名迪纳莫队员的好处。用不着象通常那样在海关排队等候，陪同我们的一位克格勃少校在卫兵面前挥一下我们的证件，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就直接开进大门，我们连车都不用下。直到我们登上德国航空公司的喷气客机，海关始终没有动过我们的行李。我们回国时也完全免检。
“在科隆的第一天，他们把队员分成三人一组，叫我们去‘观光’，意思就是‘出清你们的鱼子酱和伏特加’。我带有二十瓶首都牌白酒和四听五磅装的鲟鱼罐头。这一天，我买进十五条斜纹布裤子、六只精工牌手表、四个自动暗盒式录音机，每个人都这样干，塞满了他们的箱子，而我们的克格勃少校假装没有看见。回到谢列梅捷沃机场，一辆大轿车把我们从飞机旁一直送到旅馆。这趟旅行净赚三千卢布，足够在俄国舒舒服服过上一年”。
据说，莫斯科迪纳莫足球队的一名运动员，不断从西方运进大量金币而成了百万富翁。在六十年代，一枚十卢布沙皇金币在伦敦市场上卖二十二美元。这名足球运动员在莫斯科以大约三卢布一美元的比价偷偷购进美元，每次出国比赛时买进一百枚金币，回到莫斯科卖给格鲁吉亚或中亚细亚的投机商，他们以二五○卢布（三三五美元）买他一枚金币。每枚金币他净赚近一八五卢布（二四八美元），即每次出国赚一八五○○卢布（二四八○○美元）。而他每年平均出国十次。（三）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十二月二日刊登一则消息说：
我国首次参加日内瓦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发明及技术展览会，荣获团体第一名，共夺得奖牌十九面，其中金牌两面、银牌九面、铜牌六面及镀金牌两面。
中央标准局局长吴祺芳昨天说，此次我国携往日内瓦参展作品共二十一项，每项都已获标准局核准专利，这次得到金牌奖一是杏桦行的黄仲立所发明的“扭扭车”，儿童坐在此种车上，不断扭动身体，就可以前进。
另一项是杨燕南以“自动雕刻机”赢得一面金牌，这种雕刻机构造很坚固，可以二十四小时不停使用，体形又小，只要一小桌位就可使用，雕刻能力的范围大，操作简便速度又快，一公分方形印章，只要三分钟即可刻好。
吴祺芳又说，此次参展能获得如此佳绩，这证明国人智慧优秀，并受世界各国人士的重视，虽然获奖的都是小发明，但对于国内发明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政府已采取具体措施，将加强奖励发明人，及辅导设立实验工厂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