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时代》周报十一月十日刊登特奥·佐默尔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敞开了大门”》，副题是《长征的代号是二○○○——中国打算怎样实现现代化》，摘译如下：
中国是落后的，它在世界水平的后面蹒跚而行，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邓小平这样说。
现在，中国的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发展中国家，是不能同大部分年轻国家相比的。中国有三千年的管理传统，它能够让它的人民吃饱穿暖；它有工业基础，这种工业基础可能使其他许多国家充满了嫉妒心情；它的人民是智慧的，几乎所有人都能看书、写字。它的起点是比较好的。即使平均每个人的收入远远低于一千马克——但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初步繁荣的穷国”。
繁荣是微不足道的。它仅仅体现在占有一辆自行车、买一台缝纫机、希望有一台电视机。小汽车甚至还是遥远的梦想——在整个巨大的国家里没有私人汽车，只有将近十万辆轿车，这些轿车是供官员们使用的。奢侈是外来语落后也是不可否认的。到处都能看到它—在工业中心上海以及农村、在核研究中心以及在第一九六步兵师都可以看到落后的状况。例如上海：这个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的港口设备在黄浦江岸蔓延数公里，乍一看使人想起了汉堡——但是仅仅是乍一看。第二眼便看出了差别：不是起重机林立，只有很少的货栈和轨道，几乎没有集装箱技术，装卸设备古老。
在专供参观的上海机床厂——曾是毛所喜爱的工厂——也得到了好坏掺杂的印象。在车间里许多机器都不开动，生产率不可能特别高。
明显的落后农业落后是最明显的——而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还一直是生活在农村。他们的劳动强度尽管非常大，农村许多地区稻米单产也超过了日本平均每公顷六吨的产量，但是还完全是按照原始的方式耕种土地。在驱车大约两千公里的旅途中我们仅仅看到了微不足道的拖拉机数目，却看到了数百辆由牛、驴、马、骆驼和水牛拉的兽力车。到处都是用镰刀收割。农民建立的水利工程——堤坝、挖运河和灌溉系统——几乎完全是在没有现代化机器情况下产生的：镐、铲和扁担是重要辅助工具；人代替了发动机。
兰州的核研究中心也不给人以最现代化的印象。关于造一个大型回旋加速器的计划，关于增压室、同位素分离装置、自己制造的计算机和控制室，当时有一点是清楚的：所有这些看来更多地象一个手工业工厂，而不象一个现代化的研究所。所有这些不一定说明中国的核物理不行。也许中国人就是用如此简陋的设备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然而这些不是世界水平。
军队也如此。天津附近的一支供参观的部队第一九六步兵师努力给德国记者组留下印象。依靠竹竿和绳索攀登墙壁，最后不用任何辅助工具攀登——这是争夺村庄的战斗的一个插曲，应认为它的武术价值超过了军事用处。
实弹射击是好的，在一百米的距离内十发十中，但是，却是以准备好的姿态，有支撑，而敌人在此期间不开火。导弹无论如何是比较好的，而中国人几乎还没有。
人们不能责怪中国人想摆脱贫困。他们“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
——的目标就是这个。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使它在经济上走在“世界的前列”。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在中国“第二次长征”的这些野心勃勃的计划后面，既没有外交方面的估计，也没有内政方面的妄自尊大。在这后面可以看到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出生的命令式。中国的人口今天有九亿——无论如何这是领导人在内部提到的数字。尽管严格地搞计划生育，但是每年人口的增长率却在百分之一点八到百分之二；迄今为止只是在城市里增长率控制在百分之一以下。从绝对数字来看这意味着：每年中国人增加一千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到本世纪末可能要达到十三亿人口。但是，这就是说：迄今为止工业和农业的增长率（工业增长率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四年是百分之九，农业为百分之二点五）绝不能向所有人提供一种比较好的生活。这个巨大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仅仅是专家治国论的大胆行动的话，那是够艰巨的。然而，这项计划触及将近三十年来所有中国政策的神经：什么是中国正确的发展战略这个问题。对这一问题自从共产党人获胜以来在领导中就经常有争论。左的思想家们曾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力量上，拒绝外国援助甚至外贸，追求乌托邦——平均主义的设想——不要按劳付酬的原则，不鼓励人们的物质兴趣，“宁红勿专”。而讲求实效的人却始终维护一条相反的路线：向世界开放，也向外国学习，遵循按劳取酬的工资和教育政策，容许有物质兴趣，宁要漂亮的工作不要无污点的思想。
今天，在北京讲求实效的人有了发言权。他们知道，一条艰难的道路摆在他们前面。甚至新路线的最着急的代表邓在这方面也不抱幻想。他反而更加坚决地开始了工作。看来，四人帮把左派经济政策的乌托邦——平均主义萌芽的名誉彻底搞臭了。讲求实效的人正在实验资本主义的刺激办法；他们兴致勃勃地研究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他们甘心于在意识形态方面降低要求。关于重新发现按劳付酬原则是否会阻碍无私的新人的发展、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否真的可以一致起来的问题，新的首席理论家周扬的回答是提出要辩证地看问题这样一个冷静的要求：“这是对立的统一！实际上是：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而工作，但是个人也得到一点好处。如果没有个人，社会又何从谈起呢？”
他们是要在技术上达到世界水平，而不是在消费水平上。对二○○○年的社会模式问题还根本没有答案。是日本？瑞典？还是南斯拉夫？回答是耸肩膀；计划制订者考虑了一百二十个大型项目，考虑过石油钻探和煤的开采、钢铁厂和化工厂，没有考虑过将来社会的草图。
戴高乐在文化革命期间说的那句话仍是适用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在长城的后面不管，那么它最终是要爆炸的。如果中国人不爆炸，那么也会发狂的。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打开窗户。”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杂志》一九七七年五月号刊登尤里·勃洛金写的题为《巨大的红色机器》一文。作者尤里·勃洛金“原是莫斯科的电影作家，是一九七二年以来苏联移居国外的十二万犹太人之一。他现在住在纽约，从事有关苏联生活的写作。本文自他的即将出版的《培养苏联冠军的血汗工厂》一书改编”。摘译如下：
在俄国，全国大搞体育运动的那种劲头认真得邪火。苏共政治局提倡体育运动，以增强苏联人民的体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然而，求胜心切，往往就把意识形态抛在一旁。为了体育运动，尖子主义、黑市交易甚至绑架手段都是可以容忍的。这些做法果然取得了成效：俄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取得的奥林匹克奖章，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俄国人希望派遣历史上最庞大的奥林匹克队参加定于一九八○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从一九五二年苏联第一次在赫尔辛基参加奥运会起到现在，俄国运动员已经赢得了六百五十八枚奥林匹克奖章，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现在，苏联主要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已经在为苏联主办的一九八○年的奥运会进行紧张的训练。
苏联官员们把俄国在奥运会上的成功归之于国内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新闻宣传夸耀动人的数字：五千万成年人忙于各种体育活动，两千万儿童在学校参加体育锻炼。实际上，这些数字是玩弄统计材料的结果。
由于热衷于数字，位于北极圈内的诺里尔斯克城的掌权者认为，如果他们派去参加苏联全运会的队伍在数量上次于莫斯科的队伍的话，那就说明自己政治上低能。与此同时，莫斯科一家砖厂的经理拼了老命也要想方设法拚凑出与马路那边的大型汽车制造厂一样多的奥林匹克运动队。教练员也把为数不多的优秀运动员拉去应付分配给他们的所有任务。因此，在一次地区运动会上，农学院学生、撑竿跳运动员伊凡诺夫，可以报名同当地一家化工厂的管道工、撑竿跳运动员彼得罗夫比赛，而事实上这两个人是一个人，真名叫锡多罗夫。特权的源泉
在大谈体育的群众性以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同时，苏联领导人执行着一项由党的官员严加督促的坚决的计划：大量招生、严酷训练和物质奖励。建立了培养奥林匹克后备人材的寄宿学校，那里的孩子主要学习体育。每一个城市的教育局都吸收真有才能的人到专门的体育学校学习。最近几年研究出一种“形态学”的技术，不是按年龄而是按生理上的成熟程度来选拔年青运动员。一个出色的少年运动员，就可以逐渐分享财政上的好处。年青的新手一旦尝到了特权的甜头，就会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有权分享体育团体的利益。一开头，教练就带着他那一伙运动员中的佼佼者上餐馆吃饭，午餐可以吃到牛羊肉和新鲜蔬菜，这些东西绝大部分学生一年之中只有很少几个月才能见到。一般商店罕见的东京生产的蓝色运动服是免费发给的，穿上这种运动服的新手们神气活现，高人一等。
（一）
蒋帮称「已查明他们的真正身份，将依被难人员办法处理」
【中央社金门十一月三十日电】今天下午一时三十分，据金门离岛指挥部报告，有共匪渔船一艘，伪装渔民十九人，悬挂白旗向我投诚。
这批伪装渔民，经我守军妥善接待后，他们自称是匪释放人员。
目前离岛指挥部已查明他们的真正身份，以及来归的动机，并将依被难人员办法处理。
【合众国际社台北十二月一日电】国防部宣布，台湾让十九名被中国监禁近三十年后获释的前国民党的支持者从事反共宣传工作。
星期四（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发表的国防部的声明说，这十九个人于当天下午“化装成渔民”乘坐一艘拴着表示投降的白旗的渔船到达台湾管辖的金门岛。
岛上的防卫司令部接受了从中国福建省厦门驶来的这艘船的“投诚”。
国防部的这项措辞含糊的声明说，金门防卫司令部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和投诚动机”，但是没有详谈。
这群人说，中国人“长期关押”这十八个国民党人和他们之中一个人的妻子之后于一九七五年释放了他们。
在他们靠岸后不久，金门防卫司令就招募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功率很强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向台湾海峡对面福建省沿海大陆进行反共宣传。台湾的一位政治问题观察家说，这是中国第一次经由金门释放国民党政工人员，大概是想要传播亲中国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