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十二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在台湾问题上的“战争”将用商品来打而不是用枪炮来打》，摘译如下：
卡特总统突然发表的同共产党中国建交的公告，所引起的这片巨大的尘雾最终会沉落下来。真正关心台湾的那些人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肯定知道危险并不是一场入侵，而是对台湾的经济前途构成的威胁。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大国之间在打经济仗，而不是军事仗。在北京，邓小平正在设法使共产党中国参与这场激烈的但又是不流血的战斗。
实际上，共产党中国由于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狭隘观念，已错过了亚洲的经济大兴旺时期。
北京即使在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同时，还是尝到了西方繁荣的滋味，并且享受到了这种繁荣的乐趣，因为它每年从向香港出售的商品、食品和水以及在香港开设的银行业务方面收入大约二十亿美元的外汇。
北京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上开设了四十家百货商店，利用广告机构和无线电广告节目来兜售他们的货物。
虽然美国保证在同北京关系“正常化”之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可是卡特政府仍然可能使台湾容易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如果它听任北京利用这场新的球赛的话。
在一九七八年，两国的贸易有七十亿美元，台湾有二十亿美元的出超。美国在台湾还有四十五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台湾和美国私人公司之间还存在着数以百计的良好的关系。
如果美国容许北京要求美国公司同台湾进行的一切贸易都必须通过共产党中国，那将会背弃道义原则——的确，如果我们还有道义原则的话。最坏的局面就是共产党封锁台湾，而美国则无能为力，因为如果采取行动，按北京的逻辑就等于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但是，目前，共产党中国似乎正在急急忙忙地朝市场经济而不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方向前进。北京感到必须要很快地改善它的经济。如果它利用台湾来帮助它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卡特总统就犯了错误。如果他同北京作了容许台湾保持它的经济独立的交易，那么的确随着时间的消逝，目前看来是混乱的局面将会顺利地平静下来。
【合众国际社台北十二月二十三日电】台湾的一名高级将领二十三日说，政府将设法使美国通过法律，保证在这两个国家明年断绝正式关系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参谋总长宋长志上将没有说他为什么认为有必要使美国通过法律，因为卡特总统已再三说明了美国就是要这样做的。
宋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讲话显然是反映了政府的想法，即卡特的话除非有国会决议的支持，否则不可信。
宋在国防部对外国记者说，台北政府「希望美国保证台湾的和平和自由，并且通过国会的决议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他说，他还希望美国能「重新考虑」台湾要购买美制的Ｆ１６和Ｆ１８型的喷气轰炸机的要求。华盛顿过去拒绝了台湾的这种要求，而同意出售不太先进的、航程较短的Ｆ５Ｅ喷气机。
【中央社台北十二月二十二日电】台湾警备总司令汪敬煦上将今天说：警总遵照总统的指示，已采取加强海岸警戒，机场、港口检查管制，以防止匪谍偷渡，物资走私和武器弹药非法入境。他说：警总也采取了检肃匪谍，取缔非法活动等安定社会，确保国内治安的措施。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日电】“金星—１２号”行星际站经过九十八个昼夜飞行了二亿四千多万公里以后，于今天到达了金星附近。行星际站的下降装置实现了软着陆，并在一百一十分钟内从金星表面发回了科学信息。“金星—１２号”自动站在距金星三万五千公里处飞过，并继续在宇宙空间飞行。
前已报道，“金星—１２号”自动站是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发射的。它在沿行星际轨迹飞行中，通过自动站上的仪器对宇宙空间的物理过程进行了科学考察。其中包括继续执行苏法关于研究来自太阳和银河系伽马射线爆的计划。所获得的科学信息和自动站各系统与设备的工作数据定时地传送到地球。按照飞行计划规定，在九月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四日对自动站的飞行轨迹作了校正。十二月十九日，在进入金星大气层前的两昼夜，下降装置与自动站脱离，于是自动站过渡到了从金星附近经过的轨迹。下降装置是以每秒十一点二公里的速度进入金星大气层的。当下降到四十公里的高度以后，下降装置继续利用制动器下降。
在下降装置下降时间内，从六十二公里的高处至金星表面通过装置上的科学仪器进行了实验：对大气层和云层的组成作精细的化学分析、对大气中的太阳辐射作光谱分析，以及研究金星大气中的放电。
下降装置在金星表面着陆以后，继续进行了科学测量。
在“金星—１２号”自动站发射前五昼夜发射的“金星—１１号”自动站正在继续飞行，将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到达金星附近。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日电】“金星—１２号”自动站的下降装置着陆前的最后几米，下降装置外的气温是四百六十度，气压是八十八个大气压，而下降装置内一直保持了莫斯科室温的温度。这就可以使“金星—１２号”的科学仪器在金星表面工作了一百一十分钟。
“金星—１２号”上的仪器记录到金星大气中含有氖的三种同位素，这便为科学家提供了对比评定地球和金星的演变所需的有依据的资料。
下降是在“不适于飞行的天气”下进行的。称作“雷电”的仪器在下降过程中记录到了大气中非常频繁的放电。在下降装置着陆以后，金星附近的一个巨大放电现象持续了十五分钟。
说中国今天在许多方面有了变化，与四、五年前成鲜明对比，但是依然有许多老的谈话方式、思想方法和做法；当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几乎到处都能遇到的官僚主义态度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十二月二十日登载秦家聪的文章，题为《中国：新的坦率态度，旧的思想方法》，摘译如下：
中国今天在许多方面已经是一个有了变化的国家。对四个城市进行的一次为时五周的访问，使人得到的印象与四、五年前的中国成鲜明的对比。
首先，人们开放得多了。不再自然而然地抱着猜疑和敌意的目光看待外国人。事实上，许多普通中国人现在都愿意同外国人交谈，甚至讨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坦率态度要是在几年前是无法设想的。
这一切都是好现象，是打倒四人帮的直接后果。官方报纸反映了这种放宽的态度。直到不久前官方报纸还是报喜不报忧的，大概是为了鼓舞公众的士气。这样做对于见识不那么广的人也许是有效的，但是在许多知识分子中却产生了一种怀疑不信的心情。
现在，报纸愿意承认缺点错误了，可笑的是，这样做却使报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生动了。那些放大胆子揭露制度方面的弊病并提议实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刊物，如《中国青年》，深受读者欢迎，而那些登载枯燥无味的文体、华而不实的长篇意识形态文章的刊物，如《红旗》月刊，则销路下降。
虽然这些新情况是有积极意义的，理应受到赞扬，但是有许多老的谈话方式、思想方法和做法依然存在。
为了使人民对领导有信心，中国人多年来向人民灌输思想，在领导人的名字前面加上“伟大”、“英明”、“敬爱”等这一类形容词。虽然这些领导人事实上是伟大、英明和敬爱的，但总是用这些词就失去了一切意义。
对外人说来，谦虚一点，少吹嘘自己的优点，尤其是在这个阶段，倒可能是比较谨慎的方针。
中国还喜欢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也终于承认自己在经济上落后，必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种明显的矛盾似乎并没有使某些官僚和宣传工作者感到伤脑筋，他们继续谈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记者问起，既然中国的制度优越，为什么还这么落后，他们把责任归咎于“四人帮”或林彪或其他某个坏人，并且说，要不是他们的阴谋破坏，中国的经济本来是可以跃进的。
有些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人，可能只是在重复几十年来灌输到他们脑子里去的宣传而已。但是，有许多人似乎由衷地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正确地执行，将是真正民主的。然而，忠于社会主义常常被解释成忠于当权的人。中国官员往往把外国访问者分成“友好的”或“不友好的”，而不是分成“客观的”或“有偏见的”。这种把人分类的倾向往往使得例行的征求批评意见的态度显得不真诚。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几乎到处都能遇到的官僚主义态度。中国民航局由于其职工的态度傲慢而名声不好，该局职工都来自空军。
最近有一位香港客人，他的北京话也许说得不太好，要求订一张上海到广州的机票。民航局的人听错了，把机票的日期搞错。客人向他说明这个错误以后，民航局的负责人还是坚持要他付八元罚款改机票日期。
出租汽车司机有时也令人感到可气。由于只能在饭店和一些特殊的地方才能叫到出租汽车，许多乘客在办事的时候都要求汽车等着。有一天晚上，广州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不肯等，他向乘客保证，可以随时打电话到饭店去，马上会派出租汽车来接他。这位乘客办事所用的时间稍超过他预计的时间，他办完事后打电话到饭店去要出租汽车。结果是所有司机都回家睡觉了。他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凌晨一点，才有一位困倦的司机被从床上叫起开车把他接回饭店。
想寻找某人在某家饭店住哪间房，有时也是令人失望的。
有一次在北京，一位访问者获悉某英国实业家住在民族饭店，他拨电话去民族饭店打听他的房间号，但得到的答复说没有这位实业家。由于事情比较重要，这位访问者坐了出租汽车到民族饭店去亲自查登记本，结果徒然。然而，民族饭店的服务台承认登记本不全。饭店不知道所有客人的身份。后来，这位访问者通过别的朋友打听到了他的这个朋友的房间号，又打电话去民族饭店问住在那间房的人是谁。那时，民族饭店才证实住那间房的就是这位英国实业家。
中国的一个不正常现象是中国政府似乎歧视中国公民。只有外国人才能进“友谊商店”。白种人可以随便进出这种商店，不用出示任何身份证件。而华侨却往往要先出示护照才能进入。
有时候，中国官员解释说，采取这些步骤是为了保护“外国朋友”，守门人员必须检查证件以防“坏人”进入外国人的特种商店或居住区。这就显然使人得出结论，白人都是好人，中国相貌的人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