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一月十九日刊登福克斯
·西特菲尔德发自香港的一则评述，题为《中国采取措施使农民高高兴兴下地干活》，摘译如下：
中国的农业已经开始出现看来是自从毛泽东在二十年前建立人民公社以来的最巨大变化。作为提高停滞不前的农业产量的紧急努力的一部分，北京领导人向中国的七亿农民提供了更大的物质刺激和国家控制下的更大自由。
他们断定平均分配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平均分配本身不等于共产主义。上周，有一则广播警告说，许多错误地认为“富就是资本主义”和把“通过辛勤劳动而发家致富的”农民看作“追求资本主义”的干部，现在必须改变看法。
新政策也可能降低公社的作用，以农为主的中国原来是要通过公社向纯粹的共产主义过渡的。为了保证农民有更大的积极性，农村更多的权力已下放到以中国的村为基础的生产队，这是公社的最小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公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行政躯壳，较多地主管日益发展的农村小型工业，而不是农业。然而，不应夸大变化的程度，因为，大跃进期间组织起来的公社，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严重缺粮之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某些革命魅力和权力。
毛在世时，成千上万的人访问了他最欣赏的农业单位大寨生产队，该生产队通过艰苦奋斗和实行严格的平均主义取得了奇迹般的繁荣。但是最近中国的广播宣布，大寨的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的一切地区。北京如此关心农业，是因为过去二十五年中，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仅仅勉强跟上人口的增长。中央情报局经济学家罗伯特·迈克尔
·菲尔德最近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推算，一九五二年中国每人每年的粮食为六百一十四磅，而一九七七年仅为六百零三磅。中国的粮食产量（主要计算小麦和稻子）在一九七五年达到了二亿八千五百万吨的最高纪录，但是此后一直徘徊不前，预计今年也不会高出多少。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口（九亿或者更多）每年都增加大约百分之一点四。
在过去三年中，中国的部分困难是连续的天气不好造成的。但是，香港的分析家们认为，北京自己现在已经承认的一个长期的问题是农民缺乏积极性。
由于北京需要从农民那里得到更多的农产品供给城市、给工厂提供原料和出口来支付中国的宏伟的现代化计划，就使得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北京已经定下目标，到一九八五年粮食产量每年达到四亿吨，工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农民的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高，这两个指标都无法实现。即使高价进口的化肥厂开始生产出大量的化肥，现在正在进口同样昂贵的农业机械也无济于事，除非是农民的生产率提高。
此外，农民还将受到一些新保证的鼓舞，这些保证是，地方官员不会试图取消他们的小块自留地，也不关闭当地的自由市场。
当然，所有这些变化将走多远，仍然是个疑问。有的官员已受到指责，说他们在执行这些变化时犹豫不决，担心北京的路线可能又变。据说，在中国，或者说是毛在世时，宁犯左的错误也不要犯右的错误，当上右派或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一种要受处分的罪行。犯左的错误仅仅是革命热情过了头。
【美联社法兰克福十一月十四日电】西德厂商今天宣布，他们已签订一个长期的、价值数十亿马克的合约来发展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
五金联合金属公司和鲁奇公司在一个联合公报中说，这个合约是它们同中国冶金工业部在十日签订的。公报说，鲁奇公司将在未来数年内在中国建设二十二间冶金工厂。五金联合金属公司则给这个计划提供专门技术，并将销售中国的矿产和金属。公报说，关于兴建工厂的个别合约将于稍后签订，但预料价值将达到“数十亿西德马克”。
这两家公司说，冶金厂将在中国各省兴建。合约包括联合研究计划，勘矿、兴建冶金厂和金属加工厂，以及矿石、精矿和金属的销售。
公报说，有关首项工程和贸易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二十日刊登弗蒙特·罗伊斯特从上海发出的一篇评论，题为《抓住龙尾》，摘译如下：
中国今天能够做到向西方敞开大门——把最优秀和最有才华的青年派出国留学和接纳大批外国专家、学者甚至普通游客——同时又不致冒风险同不是中国的西方文化再次发生冲突吗？
中国能够做到通过实现工农业现代化摆脱生活水平落后的状况，同时又不致造成一场有可能玷污毛主席的革命纯洁性的“由于欲望越来越大而引起的革命”吗？
如果中国打算为九亿人口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特别是如果打算建立一支能够抵御“北极熊”——在北方威胁着它的苏联——的现代化军事力量的话，不冒这种风险行吗？
“四人帮”这些问题是造成一九六六年随着所谓的“文化革命”的发生而开始的政治斗争的根源。“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但进入高潮阶段时却被“四人帮”控制了。
那场斗争随着华主席被选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和“四人帮”被打倒而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但是，正如现在当权的领导人所承认的那样，这些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肯定地说他们现在已经把所有想再次把中国拖进与世隔绝状况的人全部彻底镇压下去了。
总而言之，凡是好奇的人到中国后很快就会感觉到：在使中国向外界敞开大门问题上，华主席及其同事很可能象是抓住了龙的尾巴，只要一松手，他们可能就很难控制它了。
这条龙难对付的问题在上海尤其明显。上海今天之所以成为一座现代化程度比北京高得多的城市，也是西方长期占据的结果。
但是，如果华主席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计划能够按预定的步调实行的话，那么，受到西方影响的将不会单单是上海一个城市。
中国现在打算派到外国留学的那些有才华的优秀青年学生回国时也会有同样的变化，这看来确实是可能的。到国外留学会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这一方面，中国国内大中小学目前正在进行的教学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北京大学的阅览室里——对教师、研究生和外语系的高年级学生开放——现在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书刊杂志。
这种新教育制度的一个危险似乎是培养出在智能上有别于人民大众的“尖子”，这正是“四人帮”所责骂的。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培养出尖子。
如果中国真正要使其工业现代化，它还必须在培养出一个管理阶层的同时，培养出在技术上训练有素的人才。
从日本或者西德，或者美国购买了新机床设备以后，还必须训练那些操作人员使用这些机器，这将涉及到要请进外国技术人员开设长期讲习班的问题，现在已经有若干这样的外国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了。还有一个方面易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管理机床厂或者钢厂的人同（比如说）一个仅仅有一个职能的车工相比，更需要技能，眼光要更开阔。事实上，中国的下一次革命也许会是管理上的革命。
最后就是广大老百姓欲望不断提高的问题。中国党的政治局计划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以提高乡村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
中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从城市商店里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每改善一次，会刺激人们的胃口到什么程度呢？
应该指出，那些掌权的人对所有这些问题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清醒地承认这些问题。他们认为，他们有办法，至少可以缩小这些问题。
毛主席的接班人所追求的是要大胆地使中国尽可能快地完全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已不得不释放出那种可能改变中国方式的力量。所以，对老革命家来说，确实有理由担心会同国外来的思想发生冲突。
他们把龙从笼子里放出来以后靠抓住龙尾巴还能驾驭得住它吗？
说人们认为华国锋和邓小平正在非常密切地合作，他们是有远见的，是站在群众一边的，但中国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
【本刊讯】英《卫报》十一月二十三日刊登吉廷斯的一篇访华观感，摘译如下：
毛泽东逝世两年后，文化革命现在在中国实际上被否定了，只留下一个空名而已。
否定文化革命是一种手法。中国许多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青年人把它看作是批评和揭露中层官僚、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和实现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办法。
在这些问题快要表面化的时候，我在中国旅行了三周，进行了广泛的谈话，这使我确信，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鼓舞力的源泉现在已经结束了。
将要恢复法制，虽然看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我访问新疆地区的那个星期中，人们告诉我，值得庆幸的是：法院“根本没有案件”）。有意思的是，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章（最初登在《中国青年》上），要求“大大发扬人民民主”。《中国青年》上陆续刊载更加宣言不讳的文章。
在文化界，也有一种试图突破更加严重的问题的感觉。到目前为止，新的“百花齐放”精神主要意味着要放映大量的外国电影和恢复京戏和地方戏。但是也出现了关于四人帮给中国造成的伤痕的散文和小说，这些文章用暗示的手法，也谈到了一些有关将来的事。
文化官员无法反对揭露这些“伤痕”。但是他们希望知识分子多写自从打倒四人帮以来已经取得的成果的“积极”方面。
我以在我访问的每个学校或工厂谨慎地询问情况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我问我所访问的每个单位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什么好处。回答一律是为难的。
恢复了人们原以为终于被文化革命抛弃了的规章和作法，特别是恢复了物质刺激和竞争性的教育，这对天真的外国人来说是十分令人惊讶的。
他们原以为至少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的道德是前进了一步。现在人们哈哈大笑地告诉你：“社会主义不能当饭吃。”
在恢复一项措施，如在给工厂工人奖励（农业方面的刺激办法现在还在讨论过程中）的措施之前的确仍在进行许多争论和讨论，特别是通过地方的和全国性的会议进行这种争论和讨论。
现在预料北京会有大的举措。人们认为邓小平和华国锋正在非常密切地合作，他们是有远见的，是站在群众一边的。
但是即使按这个最有利的解释来理解，也仍然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