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争鸣》十一月号刊载关孙斌的一篇题为《需要科学胆识智慧来总结》的文章，摘要如下：
民主问题，应该说，这是全世界都没解决好的问题，许许多多政治家，政治学和法律学学者，历史学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美国的民主在西方是出名的，但它发生过总统被刺和“水门丑闻”。
英国的“海德公园”民主为一些政治学者所乐道，但它也出现了一个政党总部的竞选秘密计划被盗事件。
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成员国师法的榜样，它的坦克践踏了“布拉格之春”的民主，和国内“精神病院”的林立，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注脚。
这叫做每家和尚都有本难念的经。
本文是要探讨中国大陆的民主与法制问题，之所以把眼光向世界若干国家和地区扫视一下，是希望：中国不要关起门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应该同时研究外部世界的民主与法制问题，从中吸取对己有用的因素，避免有害之物也在自己身上滋生。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题为《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文章，着重从经济上论证了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必要性和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危害性，回答了理论和实践提出的若干重大问题，表现了这位理论家的胆略和智慧，引起了国内外的注目。我认为，在民主与法制问题上，也需要这种革命勇气和科学智慧。从《人民日报》已经发表的几篇评论文章《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与法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看，民主与法制问题已被中共的理论家重视，认识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但就回答理论和实践提出的问题的高度和深度进行考察，这三篇文章都不及胡文。
看来，对待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需要比胡文更大的革命勇气和科学智慧。因为民主与法制问题与客观经济规律问题相比，更直接与人有关，更富敏感性，理论家们所冒的风险更大！
对不称职的公职人员，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巴黎公社提供的原则。但在革命和政权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终身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或称长官。这本身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没有这套干部，革命和建设都成为空谈。问题在于对不称职者的随时撤换。在大陆，民主与法制长期存在一个问题是，对某些长官，选民的意志没得到充分的反映和应有的尊重。不少“长官”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与此相联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真正成为人民的意志和权力机关，绝不能象苏联的苏维埃那样，仅仅起橡皮图章和装点民主门面的作用。这一点，应从人大常委做起。发扬民主，要取信于天下，似亦宜自此始。
【路透社北京十一月十七日电】（记者：普里切特）中国有两位青年说，中国的议员应该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应该是选民熟悉的人。官方报纸已报道了他们的观点。外交家们说这是在目前中国国内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辩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建议。
新华社今天说，这条建议是林春和李银河在《中国青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
他们两人说，人民应当“掌握民主和法制的武器。人民的意志和权利应当得到宪法、法律和司法部门的保护”。
目前，中国的官员按说应该是从基层选拔的，经过一连串的机构才升到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据认为，许多代表实际上是由北京选定的，特别是如果地方上选中的候选人不能为中央当局接受的话。
【本刊讯】日本《文春周刊》十月二十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谈对我国经济的看法，摘译如下：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等于二十六个日本。
评论家山川晓夫最近在中国周游了一个月。
他说：“这次和文革前一九六五年去的时候相比，似乎完全没有变化。”这就是说，十三年中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
看一下附表，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达到什么程度，就一目了然了。
以每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例，中国约为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虽然不能作单纯的比较，但是就是这样比，也可以肯定低得不能比了。说国民经济几乎面临崩溃的状态，也并不夸张。
文革开始后的十三年的空白是如此之大。
应邀去参观武汉钢铁厂的日本高级技术人员，参观工厂时让穿上高腰胶靴，听到此话十分吃惊。苏联在建厂期间全部撤走了专家，以后是自力更生干。是一个最高水平的工厂。这样一个厂却简直象沼泽地中的街道工厂一样。现在日本的钢铁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工厂的角落里，只有两三个人，一切都用电子计算机管理。工厂象公园一样。参观的那位技术人员说：其差距之大，实在令人吃惊。
可以肯定，邓小平是在知道这样的现实的情况下，决心实行“四个现代化”路线的。为此，千方百计敦促日本提供经济合作。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根据收入增加时收入用于食品的比例就会下降的法则而编制的数字。这个数字越小就显示生活水平越高——本刊注）现在是７５，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一八七七年
——一八八七年的数字。
向这样的农业国家迅速而大量地送去最尖端的工业成套设备，是不是会造成某种社会矛盾、新的社会不安？
说中国的服务人员彬彬有礼，诚实精神比比皆是；没有堕落现象，决不缺乏吸引人的秀丽风光
【路透社北京十月十九日电】（记者：保罗·马金迪）当香港的列车开往中国边界时，车上的服务员在早晨九点钟的时候向你提供杜松子酒或者冰镇威士忌酒。
在开往广州的中国列车上，穿蓝制服的服务员给你端上一杯茶，她把滚开的茶水倒进一只装饰精美的中国茶杯，并用小小的杯盖把它盖上。
对于一个在香港住了一年多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的人来说，资本主义世界和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直接对比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刚刚离开到处是高楼大厦的香港，进入广东省，你面前突然展现出绵延数哩的起伏丘陵和种满庄稼的谷地。
但是最惊人的不同是：在香港，他们面临着作为世界上居民最稠密的城市之一的全部压力。那里的人们处于永久性的匆忙和混乱之中。而一旦你的双脚越过罗胡桥时，你碰到的是妩媚动人的景象，彬彬有礼的态度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
身穿绿军装戴着红领章的人民解放军边境警卫粗略地看一看护照，然后当他轻轻翻阅旅行者带的一本书和念图片上的解说词时，他会当场要求你教一教英语发音。
扎着两根辫子的检票员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同旅行者谈话：“听说你们英国人总爱谈论天气。你看今天的天气如何？”
当列车驶出车站后，西方旅游者发狂似地用照相机迅速拍摄看得见的每一件东西。这是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中国。坐在我旁边的丹麦参观者把他的印象低声录到一盘录音带上。
在广州车站，当面目清秀的二十多岁的译员走上前来时，我再次看到了面带微笑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他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到那里去了。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中国正在迅速扩大的旅游业，没有那种旅客常去的地方所特有的堕落现象，但决不缺乏吸引人的秀丽风光。
在从广州飞往北京的波音七○七飞机上，女服务员把装满中国茶或甜桔子汁的镀铬水壶摆在铺着特制白桌布的小桌上，供乘客们饮用。
刚刚参加完在马尼拉举行的世界篮球锦标赛的中国篮球队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当人们和篮球队员们一起照相时，在这些巨人身边全都变成了矮子。在飞机上，当一个真正的巨人运动员费劲地紧紧塞进他的座位时，引得全机人一片大笑。
在广州机场大楼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反映在今天的中国比比皆是的诚实精神的典型样板——摆了被人拣到的遗失物品的“失物招领”玻璃柜。
内格尔的“中国旅游指南”一书突出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是多么诚实的人民，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旅客把一双旧鞋扔到他旅馆的废纸篓里，但是在离开中国的飞机上，这双鞋又还到了他的手里。
（见原版面）（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