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比科夫说双方在中欧裁军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合众社说会谈是在不愉快的气氛中开始的
【美联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五日电】参议员亚·里比科夫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的会晤中对苏联议员说，如果签订新的战略武器协定，将在缓和美苏关系中的其他关键问题上的摩擦方面取得进展。
这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在谈到美苏关于制订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条约的旷日持久谈判时说，“我个人对签订一项公平合理的条约的前景表示欢迎。尽管限制某些战略武器系统的发展只不过是我们政治关系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使人希望增进相互了解在常规武器、地区问题以及相互合作领域上的意图。”
里比科夫主张美苏扩大贸易，但是他说，考虑经济问题不可能同美国对人权和自由移居问题的关切分开。
【美联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五日电】美国的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今天提醒苏联高级官员们说，由参议院批准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美国参议员亚·里比科夫率领一个十二人代表团前来苏联作一周访问。他后来对记者说，他向俄国人表明，美国参议员将把他们的投票同苏联在人权、犹太人移居、非洲和中东这类问题上的政策联系起来。他强调，他认为双方都希望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定”。
里比科夫在谈到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情况时指出，双方特别是在裁减欧洲军队问题上有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五日电】（记者：盖洛韦）美国参议员代表团和苏联议员们今天进行了一天会谈，会谈有时是激烈的。会谈后双方一致认为任何人都不会从一场核战争中得到好处。
美国参议员里比科夫说：“我们认识到，我们两国是世界和平的关键。美国和苏联不得不同生共死，而我发现大家都想一起活着。”
苏联方面也得出了与此基本相同的结论。
苏联官员们说，会谈“有时是激烈的”，但却是“非常积极的”。
讨论是在不愉快的气氛中开始的。率领苏联议员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诺马廖夫列举了苏美关系恶化的情况并将此归咎于美国。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五日电】题：同美参议员谈话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接见了美国参议员里比科夫，他率领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在苏联进行正式访问。
谈话时，讨论了有关苏美关系状况问题以及某些国际问题。
【路透社北京十一月十五日电】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承认，两年前在中国首都发生的骚乱是正确的，宣布那次流血的骚乱“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新华社今晚说，这一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那次骚乱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扬。
【法新社香港十一月十五日电】中国当局终于决定完全改变对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事件所作的结论，说北京市中心发生的那次暴乱“完全是革命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第一周里广大群众在传统的清明节去天安门广场向中国已故的周恩来总理表示“无限爱戴”和对“四人帮”的“深切痛恨”。
北京市委说，“群众”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北京市委还说：“对于因为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虽然被捕的人有很多在清洗了“四人帮”之后已经获释，但是只有一部分人恢复了名誉。
在宣布这一新的结论的同时，北京的《人民日报》号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抓紧做好给遭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的所有人平反的工作。
这家党报今天头版刊登一篇文章说，即使是一九六六——六九年文化革命以前的错案也应该纠正。
《人民日报》强调说，毛主席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主流是好的，但是，应该承认，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也出现了一部分错案。
【合众国际社香港十一月十五日电】中国今天正式宣布，它正在加紧为在已故的毛泽东主席统治时期被开除出共产党和不让参加公共生活的数以十万计的人恢复名誉。
香港收听到的新华社的消息报道，《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的一篇评论说，中共中央最近决定，给在一九五七年由于各种反党的严重错误而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家通讯社在另一则消息中报道，北京市委肯定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份天安门广场上的暴乱，在这场暴乱中，数百名忠诚的党员被捕。
【美联社东京十一月十五日电】官方的新华社今天报道，中国的为据说是政治犯恢复名誉的运动将追溯到一九五七年。观察家说，目前开展的为被解职或降级的官员平反和为死去的人恢复名誉的运动，是为激发人民热情支持政府全力以赴要在二○○○年以前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日本共同社从北京报道，这项决定运用于在“百花齐放”运动后被贬辱的十多万中国人。
在一个晚上，读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二两集，就象受到一场豪雨冲刷一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是无须笔者多说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诗词、花圈，和整个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大陆局势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这里笔者仅从文学现象的角度，谈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一些特点。
首先，从数量和质量来说，两三天内产生了如此多的诗词，这件事本身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质量方面，尽管有的诗还比较粗糙，有的旧体诗词不合格律，有的在语言方面还有可以推敲之处。但就其大部分来说，却是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诗是天籁”，当人们有极深的感情体会及有高度的创作欲望时，诗的语言往往就如天籁般涌出。那些最朴素的感情所凝聚的最朴素的语言，往往就是最美丽的语言。这些诗全无做作。而在许多其他诗集中，甚至是名人诗集中，你也很难完全读不到一首做作的诗。再从数量来说，两集所收已近千首，看来还有许多没有收集的。这两三天来在天安门广场洒下的诗花，真是其势不可侮。洒下来的不是一阵毛毛雨，而是连续不断的倾盆大雨。诗，本来贵精不贵多；但在《天安门革命诗抄》那种情形下，你会感觉到数量的重要意义。
其次，是这些诗都是特殊时空下群众自发的产物。作者不求名声，不为稿费，以匿名发表。无论是怎样的文学征文，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征集到这么大批有质量的诗作。香港和其他地方，常有什么文学奖之类，征求了一年半载，所得的也很有限。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个多月，姚文元在当时《人民日报》也搞了一次关于歌颂文革十年的征文，但其后不见有这类的征文刊出，可知响应者一定十分寥寥。《天安门革命诗抄》反映了群众要利用诗歌作战斗武器的一个特殊时空。这种时空是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它不可能象文学奖那样，有第二届、第三届。历史上是有过类似的时空的，例如“五四”运动，一定也产生过许多佳作，可惜当时没有人收集出版。
其三，《天安门革命诗抄》中，对那种特殊时空的反映，是十分逼真的。你也很难在其他的诗集中，读到如此有时代感的作品。在一首调寄《长相思》的词中这样写道：“清明节，失明节，天地暗然泪不绝，献君泪和雪；思难却，恨难却，新坟三月谁敢掘，捍君一腔血。”这首词使你完全体味到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气氛，了解到历史进程的那一刻，是一个怎样的时刻。
其四，“神州自古多义士，岂容王莽再篡权。”
“莫道人民见识浅，花开花落见来年。”
这是其中的一首诗。这首诗和其他许多诗，都预言人民的力量一定会胜利，“四人帮”一定会败亡，周恩来的名字一定会再被人们公开地赞颂怀念。而结果，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天安门革命诗抄》记载着人民的意向是可以左右历史的。在我们读过的其他诗集中，还未见过诗人能这么准确地预言历史的进程。
其五，历史的发展给这本诗集以非常巧妙的出版时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天安门事件，半年以后
——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了。如果“四人帮”迟两三年才被粉碎，这些诗作在法西斯式的追查下将大部分散失，不大可能在日后汇集成册。而如果“四人帮”的被粉碎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前，那么压根儿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群众性诗作产生。历史的安排是在这些诗作产生后，经过短期的查禁，但还没有禁绝，它们还被埋在泥土中，或被记忆在头脑里，而禁条被摧毁了，这样，才使绝大部分的诗作复活，以专集的形式面世。
从以上的这些特点来看，《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如此有价值的诗集，实在值得重新排印得更讲究些，最好能出版一本精装合集，永志纪念。
（全文转载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年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