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十月九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南斯拉夫的平衡政策》，摘要如下：
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现在处于多年来的最低点。铁托总统在气愤地回击了苏联对华国锋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的批评后取消了他访问莫斯科的计划。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参谋长率高级代表团前往北京，国防部长在美国呆了六天，讨论购买武器问题。看来，好象南斯拉夫的平衡行动是比通常进一步疏远莫斯科，而比通常更多地靠近北京和华盛顿。它将不会完全失去平衡。铁托总统是试图加强南斯拉夫的独立，而不是要搞新的联盟。可是，同莫斯科的裂痕比往常加深了。
自从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来，南苏关系沿着一条十年周期的道路循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后开始弥合了裂痕，在镇压匈牙利叛乱后南苏关系再次恶化了。到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又被当作修正主义受到谴责。两年后，这条曲线开始上升，在苏联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再次降到最低点。然后，在七十年代初它又开始上升。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一年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俄国人看来抱有希望，认为铁托对民族主义分子采取严厉的措施是一个迹象，表明恢复了更加接近于真正社会主义的政策。这一阶段过去了，到一九七四年铁托总统把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投进监狱，并抱怨苏联支持南斯拉夫流亡分子。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六年再次到南斯拉夫，带了一个购买清单，要求作出让步，例如，提供更多的港口设施和飞机飞越领空。南斯拉夫人透露了这一消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南苏关系又一次降到十年周期的最低点。铁托总统去年在访问北京之前有礼貌地访问了莫斯科，但是，这次访问并不成功。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他的购买清单，但再次遭到拒绝。
今年，关系继续恶化。
铁托总统今年在贝尔格莱德不结盟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不赞成苏联在非洲的冒险行为。他也不喜欢古巴在那里所起的作用，尤其不喜欢古巴声称它有权在他珍爱的不结盟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因为古巴根本不是一个不结盟国家，而是一个经互会成员国并且可以说是华约的一个名誉成员国。他还担忧华约部队在南斯拉夫边界附近的技术力量的加强。作为反应，南斯拉夫近一年来改善了它自己的军队，大幅度增加了防务预算。它还在设法使它的供应来源多样化，摆脱对苏联的过分依赖。
在经济上，南斯拉夫也需要减少它对经互会的依赖。经互会现在占其外贸的一半稍多一点，比南斯拉夫所期望的比例高得多。达到这样的水平，一部分是由于同欧洲共同体的贸易遇到了困难，南斯拉夫对共同体有约二十四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一部分是由于苏联一直故意努力要在更大程度上卷入南斯拉夫经济，甚至提出要购买处于病态中的工厂的全部产品，然后声称自己在拯救工人的就业机会方面有功。欧洲共同体为时过晚地认识到南斯拉夫要求更容易地进入共同体市场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一项新的协议将使南斯拉夫如愿以偿。
【路透社新泽西州纽瓦克十月十三日电】联合国的两名苏联雇员因盗窃美国军事秘密今天晚上被一个陪审团宣判有罪。苏联具有官员身份的人被判犯有间谍罪，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
由八名男子和四名妇女组成的这个陪审团宣判联合国秘书处的政治事务官员恩格尔和人事雇员切尔尼亚耶夫有罪，因为他们阴谋向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支付两万美元来取得秘密军事文件。
说美国一代新经济学家正在兴起，其中有些人表面较激进，但是这些人基本上是保守派，他们一致认为，政府如不干预市场，大多数市场会工作得更有效；他们认为美目前的经济政策无济于事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七月三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新经济学家》的文章，摘要如下：
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依然默默无闻，社会上对他们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在全国学术界的书斋里，一代新的经济学家正在兴起
——如果说全国的政治倾向如同纳税人越来越甚的反抗所表明的那样是向右摆的话，那么给这种倾向打下了理论上的基础的正是这些年青的学者们。他们这些人基本上是保守派，虽然其中有些人表面上比较激进。如果他们继续努力要做出显赫成就的话，他们也许能最终取代统治了美国理论界二十五年之久的凯恩斯的信徒。
凯恩斯的公式似乎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期都工作得很出色。积极干预的美国政府成功地用在萧条期间增加开支的手段刺激了经济发展，而在繁荣期又用减少开支的方法抑制了经济过热。但是一直处于经济衰退状况的七十年代摧毁了凯恩斯以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有一种很明显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可以由政府加以控制的见解。现在的情况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可以同时出现，使政府无法通过细致的调整来维持经济的平衡。
许多新凯恩斯学派的人强烈否认凯恩斯理论已被否定。联邦储备委员会总裁沃利克预言：“今后的十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将退隐而不能有所作为了。大学和政府将由主张自由竞争的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占统治地位，他们对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做法是十分怀疑的。”凯恩斯死了吗？沃利克很可能是对的。据有人估计，领导这股保守思潮的正是大学毕业生和年青教授中最出类拔萃之士。但是他们并不一定在政治上也属于一般人概念中的保守派。相反，他们从凯恩斯经济理论似乎已无能为力这种现象中得到启发。明尼苏达大学三十四岁的萨金特说：“冲击着每一个人的严酷事实是，经济偏偏不是按凯恩斯设想的那种理想模型发展的。我们都曾经是凯恩斯的信徒，但我们不得不改弦更张。”
新经济学家的思想类型是各色各样的，从反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货币主义者一直到同意政府采取某些行动但是对过去的政策作尖刻批评态度的实用派“新古典主义者”。但是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如果政府不干预市场，大多数市场会工作得更为有效，他们并且对花了极大的气力来操纵经济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指责过去的各种学派忽视了政府的政策对于人民和市场的实际影响。新经济学家们宣称，他们研究的结果表明，政府实际上阻碍了储蓄和投资。
哈佛大学的教授费尔德斯坦是新市场经济学家中最出名的人物。新当选为声名卓著的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政府的计划，给华盛顿的决策人当顾问，建议他们好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现在是合理期望的时候了萨金特是新经济学家中较为激进的一派，他和他明尼苏达大学的华莱士（三十八岁）是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顾问，再加上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四十岁），三个人组成了“合理期望学派”的一部分
——这个学派是货币学派的分支，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它比弗里德曼还要弗里德曼。合理派大体上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里是无能为力的，它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耍的花样——在这里降低税收，在那里提高利率——只有在完全出乎公众意料之外的情况下才可能影响经济。
这些经济学家都在审查凯恩斯主义者往往忽视的经济细节问题——费尔德斯坦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回到基本问题上去”。例如，凯恩斯主义者主张，从全局来说，社会可以通过政府刺激，减少失业人数而得到好处，可是费尔德斯坦自己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中得到的好处少于通过刺激引起通货膨胀所花的代价。他的分析表明，高额的失业补助金增加了失业率，这是不难预见的，因为它降低了人们寻找工作的动力。他还发现，雇主精打细算地利用失业救济金在萧条期解雇工人和避免增加存货。费尔德斯坦认为，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失业救济金实际上成了造成失业的原因。投资税现在回顾起来，新经济学家的许多发现或许都可以视为常识。例如斯坦福的博斯金在研究美国的储蓄和投资时发现，税收制度起到了阻碍储蓄和投资的作用。道理看来很明白：赢利率提高时，投资就增加；反之就下降。
新经济学家还对凯恩斯主义者用来评价他们的经济纲领的方法提出挑战。
如果一旦新经济学家突然掌权，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呢？他们全会主张政府在经济中充当一个更稳一些、更少管事和更受约束的角色。不断增长的政治压力尽管新保守派在经济学界中仍占极少数，但是他们的主张却引起了相当大的注意。例如，已有人引用费尔德斯坦的一份研究报告来支持众议员施泰格尔对卡特总统税收改革的修正案。施莱格尔要把资本收益税降到一九六九年的水平，他在国会中取得了出人意外的支持。卡特本人也至少是部分地采用了费尔德斯坦提出的对失业救济金征税的建议
大多数新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搞政治。例如，费尔德斯坦一九七五年就拒绝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任职。
用政治术语来说，这个新集团最有力的论点是，十年以来政府用老一套方法致力于管理经济，效果却并不很好。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经济政策无济于事。他们以为自己也许会找到更有效的方法。
【路透社维也纳十月十五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结束了对罗马尼亚四十八小时出乎意料的访问，在此之前，他曾公开重申华沙条约组织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布加勒斯特的政治观察家把葛罗米柯这次匆匆忙忙的、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同至关重要的中国问题联系起来。最近几个月，苏联和罗马尼亚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的分歧大大地扩大了。
由于齐奥塞斯库今年八月邀请中国领导人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而使苏联怒气冲冲，从那以后，齐奥塞斯库一直说，他将继续争取和北京在许多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据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说，葛罗米柯和齐奥塞斯库的会谈是在“诚挚的、同志式的工作气氛”中进行的，他们会谈了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广泛问题，还会谈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葛罗米柯对罗马尼亚的访问是以苏联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而不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这表明，（他同罗马尼亚）讨论的问题涉及党的关系，而不是国家关系。
勃列日涅夫正打算召开华沙条约组织的七个成员国的一次最高级会议（这次会议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在莫斯科举行），他还在设法组织一次各国共产党一致反华的运动。
一些分析家说，几乎可以肯定，齐奥塞斯库将拒绝在一切批评北京领导的文件上签字。
虽然华沙条约组织的其它成员国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都已经分别对中国人发起了攻击，但没有齐奥塞斯库的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却不能作为一个联盟采取行动。
齐奥塞斯库还说过，只有用于防御的目的，他才会允许动用罗马尼亚部队，这表明，罗马尼亚不会参加任何针对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军事行动。